自古以来，老师就是一项纯洁而神圣的职业，极受人们的尊敬。尊敬具体且生动的表现就是把老师与父亲并列，放到了至尊的位置，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古代的老师有两类，一类叫塾师，就是私塾里教书的先生，为他人授业解惑；一类叫座师，指得是科举考试时的主考官和阅卷官，因有伯乐识马之功，虽未教授过学业，但也被举高到了老师的位置，有时甚至比那些塾师还要尊贵。
座师自然都是官员，并且都是科举及第的进士一类。塾师一般和官场无缘，但也都是饱学之士。有的是运气不佳，祖坟未生兰草，一肚子“之乎者也”，但就是考不取功名；有的是对仕途心灰意冷，虽然功名在身，但一味心思坐馆教书；还有的则是因种种原由离开官场又到师场来混迹的文人。
中国最早的塾师大概要算孔子了，不但授业解惑，而且还建立了一整套教学制度，什么“有类无教”“教学相长”“温故知新”，还有束脩学费制度，以及对学生的惩戒制度。把老师当作父亲对待也起始于孔子，子贡就为孔子守了六年孝，比为其父母守孝的时间还要长上一倍。
孟子也是一位教书先生，他的《孟子》一书，应该就是他的讲义。孟子的学生不如孔子的多，但也都是历史文化名人，不仅传道受业解惑，而且还建立了新的哲学体系，成为一代思想大师，这塾师就不是一般塾师可比了。
我的姥爷是妥妥的孟子的后人，出生在一个没落的秀才家庭，家里穷的揭不开锅，但存了一闲房的书。清朝后期在其秀才父亲的教导下，通过了院试考试取得了生员资格，从而获得了秀才功名。那时的秀才是不得了的，不但有了参加府试考取举人的资格，而且家里还给免除赋税，就连县太爷升堂，也可以立而不跪，这已经是一种权威的象征了。不过这大堂上没下跪的资格，姥爷一次没有机会享受过。两代秀才，更是不易，太姥爷便寄希望儿子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摘得进士的桂冠，从而光宗耀祖。
可惜的是姥爷属于祖坟上未生兰草、未冒青烟之流，取得了秀才功名后即却步不前了，不但进士，连举人的边也没有粘上，最终还是落魄于乡间闾里。多年经史子集的熏陶，已是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篮，只得操起了教鞭和戒尺，开始了“舌耕”的营生，用舌头来耕种自己的生活，在今天的河北省怀安县渡口堡办起了私塾，以收取束脩为生，成了一名受人尊敬但生活落魄的乡间的教书先生。
历史上像姥爷这样的私塾先生太多了，应该说这部分人是当时中国基层教育的主导力量，是他们构建起了中华文化文明大厦的基础。
《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也是这样一位文人。出生于一个破落的秀才家庭，年轻时和我姥爷一样热衷功名，也是考取了秀才后就屡试不第，七十多岁才援例递进为贡生，这已经不是荣耀，而是对这位伟大文学家的一种讽刺。他做了一辈子的塾师，过了一辈子穷困潦倒的生活。对于塾师的感受，再没有谁比蒲松龄更有发言权了，蒲松龄写过一首《塾师四苦》的诗，道出了他艰难无奈的塾师生活，其中的一段是：“人言教书乐，我道教书苦。昔人待先生，忠敬出肺腑。只要得明师，何尝计脩脯。今日村庄家，礼体全不顾。东村及西村，不止二三五。清晨便教书，口舌都干苦。方才教写字，又要教读古。先生偶出门，小子满堂舞。开学不回家，清明到端午。临期候脩金，看看日将晡。若还不至诚，留待后来补。此际好凄凉，问君苦不苦？”看得出，蒲松龄那个年代，即便是在孔孟出生的“孔孟之乡”“礼仪之邦”的山东，对那些教书的似乎也并不够尊重，常常收不到“脩金”不说，而且还“礼体全不顾”。所以塾师只能“此际好凄凉”地生活着。
好在蒲松龄算得上是伟人，伟人塾师尚且如此，一半的塾师生活就可想而知了。伟人和普通人的区别在于谁被后人记住得多，记住的时间长。我的姥爷如果活着，应该有150岁，除了我今天还提起了一下，这个世界上就再没有人提起了，我之后，我儿子都不会再提及。他像一粒沙子，融入了大地。不，不是沙子，而是尘埃，比沙子还小还轻得多的那种。
蒲松龄如果活着是384岁，但我这个和他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外人，记得他、念叨他比记得自己的姥爷还要多得多，我的儿子、孙子还将继续念叨下去。所以，蒲松龄先生是伟大的，是活在后人心里的，他不但是蒲氏家族的骄傲，也是中国人的骄傲，更是中国无数个塾师先生的骄傲。至于姥爷一类众多的塾师们，只能被“塾师”二字代替，就像今天的人们被“人民”二字代替一样。所以说，塾师们毕竟是要被人们忘记的，忘记不了的不是塾师的职业，而是塾师本人留下的文化财富，或哲学思想，或文学作品。
我查阅了《清史稿》和《清史列传》，这大概都是将来《清史》的基础，但都没有蒲松龄的名字，蒲松龄的名字应该是被记录在了地方志里，可惜无缘这些志书。关于姥爷，我专门请朋友帮忙，搜罗来了《怀安县志》，希图其中有关于孟秀才的片言只语，遗憾的是秀才在怀安这个县域里并不是香饽饽，就像今天那个县里出了研究生，是万万不会记入县志的。至于“塾师”，更不会入志，姥爷毕竟太渺小。
我不为县志里找不到“秀才”，找不到“塾师”而遗憾，但我为蒲松龄没能进入《清史列传》而感到遗憾，也感到不解。《清史列传》里，几乎清一色当官的。官呀，永远是人们崇拜羡慕的职业，永远是激励下一代奋发前进的动力，永远是历史青睐的对象。那怕是贪官、贼官、赃官，都会在《逆臣传》里占上一席地位。塾师们再纯洁，再神圣，对社会再有贡献，如果不能和官沾上边，那注定是要湮没在历史浑尘之中的。这又何尝不是老师的悲哀。
姥爷那一代的塾师是要收取束脩的，也就是学费。孔子的时候是十条牛肉干，姥爷那时不再收牛肉干，当然有学生作为额外礼物敬送，那是另一回事。收取的也不是作为货币的白银黄金。具母亲回忆，姥爷那时收取的是粮食，以“石”来衡量，一石粮食大约300斤，两石粮食当时就能养活一口人。姥爷家里有五人，日子过得紧张恓惶，可见姥爷的收入并不高，勉强维持家计而已。
我虽然没有见过这姥爷的面，但他教书先生的名望对我还是影响很大，小时候曾经有过两个未来的人生规划，一个是当个大卡车司机，开着“解放”在祖国大地上奔波。一个就是当个老师，站在讲台上，为孩子授业解惑。反正是不想放牛放羊，耕田种地。之所以想当汽车司机，是因为有一个开车的表哥，亲眼目睹过他开车的“威风”。想当老师，则完全是受这个没有见过面的姥爷，以及村里的孙老师的影响。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孙老师夹着课本，肩头上落满白色粉笔末子，穿着整齐的中山装走在街上的样子，几乎就像家里贴在墙上的毛主席一样伟岸。
后来高中毕业，还真在村里当了一年多的老师，算是实现了人生的第一个目标。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学会了开车，并开着车没少在祖国大地奔跑，人生的第二个目标似乎没有刻意追逐也实现了，现在想来都是一种极大的欣慰。这都是后话了。
我上学是1967年。那时是一个纯洁的不能再纯洁的孩子。除了村里百十户人家显而易见的人事、物事外，其他的没再见过什么，心灵也就少了很多污染。心灵的污染在于所闻、所见、所感。那会儿所闻不过家人所言以及家里的狗吠鸡鸣，所见不过这个小村庄以及周边不出十里远的山坡土丘。最美好的吃食是希望能吃上一口肉。最美好的物事是黄昏的彩霞和雨后的彩虹。有一次村边的脑包山脚下放了彩虹，踩着泥泞和露水，一路追去，希望爬到彩虹的背上去，追到彩虹的居处才发现，除了泥泞和露水一无所有，彩虹原来是骗人的东西！最感痛苦的是忍耐高烧，没有医治，没有药物，烧起来天昏地暗，每遇这种情况，母亲就会用顶针把后背刮出一道道血红的印痕来，谓之“刮霍乱子”，还有手指头放血，一针下去，黑色的血液就流了出来，那疼痛至今刻骨铭心。在我的心里，那时最高大的山峰是离家十里的心嘴山，心里总有一个盼望，有一天能够登到它的顶峰去，看看盘绕在山顶的云彩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后来才知道，这山的海拔是1500米，比我们村子的海拔只高出了不到百米。山顶也上去了，山上的云也见到了，原来就是雾或者是雨。
上学时，母亲用各种各样的碎布缝了一个书包，花花绿绿的，如果放在今天，那就是一件民间艺术品。一次到延安，就在一个门店里看到销售这样的包包，几乎和母亲当年给我做得一模一样，卖到50元一个。整张的白报纸切成32开，用线缝起来，叫作“白报纸本”一共两个，还有一枝铅笔。另外独特的用具是父亲当会计时用的一把13档的算盘，那时珠算是一年级的必修课程，用一根麻绳做了个背带，左肩斜跨着书包，右肩斜跨着算盘，就到学校上学了。
学校是一大两小间土坯房，那间大房子是全村最大的房子，房子中间架着一根粗粗的房梁，村民们称之为柁，这是全村人家的房子里都没有的。柁上挂着两张用白报纸写成的和两张用旧报纸写成的大字报，一半粘在柁上，一半耷拉着，开门关门时就被带进的风吹得哗啦啦飘动，有点像出殡时的招魂幡子，大字报的内容是批判孙老师的，在孙老师的名字上还打了个红叉，那是用老师批改作业的红墨水打的，是村里的红卫兵小将书写张贴的。
正面是讲台，墙的正中挂着一块涂了墨汁的木板，算是黑板。黑板的上边，正中挂着一张毛主席的画像，两边是用红纸剪出的宋体大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黑板的旁边挂着一把教学用的特大黄色的毛算盘，算盘杆上绑了白色的猪鬃毛，算盘子推上推下，都能固定在算盘杆上。一个小桌子算是讲台。讲台下面靠北墙盘着一个大炕，大炕上摆着学生们从家里带来的小方桌充作课桌。上课的时候，大家脱掉鞋子上炕，盘腿坐好，开始听老师讲课。
第一天上课，孙老师一进门，先领着大家高喊“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身体健康！”然后，孙老师笔直地站在那里，低下头对学生们说：“现在我做自我批判！”然后开始背诵毛主席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这些仪式进行完毕，孙老师开始正式讲课。这些仪式，特别是“自我批判”仪式，我是不懂的，高年级的孩子估计也不懂，但孙老师一丝不苟，按照有关“领导”的要求，每次上课，都要“自我批判”一次，而每次都背诵这段毛主席语录。
孙老师是个30多岁的小伙子，大学生，因家庭出身是富农，所以没有分配工作，发配到我们村当起了令人尊敬，但每天都要自我批判的老师。全村一至六年级都在这里上学，都由孙老师一个人教读。他的字写得特别好，就像书上印出来的一样，他站在讲台上讲课，那招魂幡子一样的大字报在他的面前不时飘动一下，好像是在提醒他，这是灵魂深处的革命。一堂课也见不到孙老师一点笑容，他显得十分的疲惫，那样子似乎还不如在地里种地的村民。
我就在这里被孙老师启蒙了，第一天学得不是“山石田土口耳目人手足”而是学得“毛主席万岁”五个字，几乎重复了一个白报纸本子，回去受到了母亲极严厉的呵斥。一张白报纸要足足的四分钱，我一天就用了一张，家里怎么能供的起。
除了这五个字，第一天还学到了更重要的东西：老师是可以批判的！也是在这一天，我忽然觉得，老师这个职业不但不伟岸，甚至还有点渺小……
四十年后，我的儿子考上了师范大学，师范大学自然是培养老师的，毕业后他自己在广州找到了一份教书的工作，我提出了异议，我从心里不愿意让孩子教书，不是说教书不好，我贫困潦倒的姥爷，还有面对招魂幡子一样的大字报讲课的孙老师的影子，总会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儿子极其孝顺，尊重了我的意见，终于没有去当老师，虽然他毕业时就取得了教师资格证，还考取了“心理咨询师”执业证……
美丽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