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永不言弃发布历史故事《文人的骨头》，内容如下：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大明王朝在北京城漫天的火焰和憔悴的花香里消失了，带着杜鹃啼血一般的哀痛，在人们的记忆里永远定格。它日暮般的苍凉，很多年后依旧在旧士人心里隐隐作痛。
曾写出《长物志》的文震亨，书画诗文四绝，崇祯帝授予他武英殿中书舍人，崇祯制两千张颂琴，全部要文震亨来命名，可见他对文震亨的赏识。南明弘光元年（公元1645年），清兵攻破苏州城，文震亨避乱阳澄湖畔，闻剃发令，投河自尽未遂，又绝食六日，终于呕血而亡，遗书中写：“保一发，以觐祖宗。”意思是，绝不剃发入清，这样才能去见地下的祖宗。
以“粲花主人”自居的明朝旧臣吴炳，在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按照吴炳的纪年，是明永历二年——被清兵所俘，押解途中，就在湖南衡阳湘山寺绝食而死。
对于效忠旧朝的人来说，这样的结局几乎早就注定了。两千多年前，商代末期孤竹君的两个儿子伯夷、叔齐，在周武王一统天下后，就以必死的决心，坚持不食周粟。他们躲进山里，采薇而食，天当房，地当床，野菜野草当干粮，最终在首阳山活活饿死。他们的事迹进了《论语》，进了《吕氏春秋》，也进了《史记》，从此成为后世楷模，击鼓传花似的在古今文人的诗文中传诵，一路传入清朝。这些文人有：孔子、孟子、墨子、管子、韩非子、庄子、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范仲淹、司马光、文天祥、刘伯温、顾炎武……
“粲花主人”饿死的时候，距离乾隆出生还有六十三年，所以乾隆无须为他的死负责。但来自旧朝士人的无声抵抗，却是困扰清初政治的一道痼疾。他们无力在战场上反抗清军，所以他们选择了集体沉默。“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血迹未干，他们是断然不会与屠杀者合作的。他们的决绝里，既包含着对清朝武力征服的不满，又包含着对满族这个“异族”的轻视。无论东厂、锦衣卫的黑狱，还是明朝皇帝的变态枉杀，都不能阻挡臣子们对明朝的效忠。他们对旧日王朝的政治废墟怀有悲情的迷恋，却对新王朝的盛世图景不屑一顾。他们拒绝当官，许多人为此遁入空山，与新主子玩起捉迷藏。也有人大隐隐于市，一转身潜入自家的幽花美景。江南园林，居然在这一片动荡不安的时代氛围中进入了疯长期。馆阁亭榭、幽廊曲径里，坐着面色皎然的李渔、袁枚……
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康熙下诏开“博学鸿词”科，要求朝廷官员荐举“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供他“亲试录用”，张开了“招贤纳士”的大网。被后世称为“海内大儒”的李颙，就有幸受到陕西巡抚的荐举，但他坚决不从，让巡抚大人的好意成了驴肝肺。敬酒不吃吃罚酒，地方官索性把他强行绑架，送到省城，他竟然仿效伯夷、叔齐的样子，绝食六日，甚至还想拔刀自刎。官员们的脸立刻吓得煞白，连忙把他送回来，不再强迫他。他从此不见世人，连弟子也不例外，所着之书，也秘不示人，唯有顾炎武来访，才会给个面子，芝麻开门。
顾炎武之所以受到李颙的特殊待遇，是因为他和顾炎武情意相通。当顾炎武成为朝廷官员荐举的目标，入选“博学鸿词”科时，他也以死抗争过，让门生告诉官员，“刀绳具在，无速我死”，才被官府放过。同样的经历，还发生在傅山、黄宗羲的身上。
对康熙皇帝来说，等待并不是一个好的办法，但在这个世界上，有时除了等待，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康熙毕竟是康熙，他有的是耐心。以刀俎相逼既然没有效果，就干脆还他们自由，让地方官府厚待他们，总有一天，铁树会开花。
康熙深知，士大夫的骨头再硬，也经不住时间的磨损。时间可以化解一切仇恨，当“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变成历史旧迹，当这个新王朝欣欣向荣的崭新气象遮盖了旧王朝的血腥残酷，他们坚硬的身段就会变得柔软。后来的一切都证实了康熙的先见之明，康熙大帝多次请黄宗羲出山都遭到回绝，于是命当地巡抚到黄宗羲家里抄写黄宗羲的着作，自己在深宫里，时常潜心阅读这部“手抄本”，这一举动，不能不让黄宗羲心生知遇之感，终于让自己的儿子出山，加入“明史馆”，参加《明史》的编修，还亲自送弟子到北京，参加《明史》修撰。死硬分子顾炎武的两个外甥也进了“明史馆”，他还同他们书信往来。傅山又被强抬进北京，一见到“大清门”三字便翻倒在地，涕泗横流。至于李颙，虽已一身瘦骨、满鬓清霜，却被西巡路上的康熙下旨召见，他虽没有亲去，却派儿子李慎言去了，还把自己的两部着作《四书反身录》《二曲集》赠送给康熙，以表示歉疚。连朱彝尊这位明朝王室的后裔，也最终没能抵御来自清王朝的诱惑，于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举“博学鸿词”科，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入值南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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躲进剡溪山村的张岱也没能顽抗到底，在浙江学政谷应泰的荐举下，终于出山，参与编修《明史纪事本末》。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因为它不是一个人的故事，而是一代人的故事。
他们所坚守的“价值”，正一点一点地被时间掏空。
毕竟，新的政治秩序已经确立，新的王朝正蒸蒸日上，“复辟倒退”已断无可能。顾炎武、黄宗羲早就看清了这个大势，所以，他们虽然有心杀贼，却无力回天。如同李敬泽在《小春秋》里所说：“‘大明江山一座，崇祯皇帝夫妇两口’就这么断送掉了，这时再谈什么东林、复社还好意思理直气壮？”他们自己选择了顽抗到底，终生不仕，却不肯眼睁睁断送了子孙的前程。连抗清英雄史可法都说：“我为我国而亡，子为我家成。”清朝皇帝也是皇帝，更何况是比大明皇帝更英明的皇帝，而天下士人的第一志愿，不就是得遇明君吗？康熙正是把准了这个脉，所以才拿得起放得下。面对士人们的横眉冷对，他从容不迫。
当这个新生的王朝历经康熙、雍正两代帝王，平稳过渡到乾隆手中，一百多年的光阴，已经携带着几代人的恩怨情仇匆匆闪过——从明朝覆亡到乾隆时代的距离，几乎与从清末到今天的距离等长。天大的事也会被这漫长的时光所淡化，对于那个时代的汉族士人来说，大明王朝的悲惨落幕，已不再是切肤之痛，大清王朝早已成了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入仕清朝，早已不是问题，潜伏在汉族士大夫心底的仇恨已是强弩之末。就在这个当口，乾隆祭出了他的杀手锏——开“四库馆”，编修《四库全书》。
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安徽学政朱筠上奏，要求各省搜集前朝刻本、抄本，认为过去朝代的书籍，有的濒危，有的绝版，有的变异，有的讹误，比如明代朱棣下令编纂的《永乐大典》，总共一万多册，但在修成之后，藏在书库里，秘不示人，成为一部“人间未见”之书，在明末战乱中，藏在南京的原本和皇史宬的副本几乎全部被毁，至清朝，手里已所剩无几，张岱个人收藏的《永乐大典》，在当时就已基本上毁于兵乱。（流传到今天的《永乐大典》残本，也只有约四百册，不到百分之四，散落在八个国家和地区的三十个机构中。）因此，搜集古本，进行整理、辨误、编辑、抄写（甚至重新刊刻），时不我待，用他的话说：“沿流溯本，可得古人大体，而窥天地之纯。”乾隆觉得这事重要，批准了这个合理化建议，这一年，成立了“四库全书馆”。
只有在乾隆时代，在历经康熙、雍正两代帝王的物质积累和文化铺垫之后，当“海内殷富，素封之家，比户相望，实有胜于前代”，才能完成这一超级文化工程（今人对“工程”这个词无比厚爱，连文化都目为“工程”，此处姑妄言之），而乾隆自己也一定意识到，这一工程将使他真正站在“千古一帝”的位置上。如果说秦始皇对各国文字的统一为中华文明史提供了一个规范化的起点，那么对历代学术文化成果全面总结，则很可能是一个壮丽的终点——至少是中华文明史上一个不易逾越的极限。在两千年的帝制历史中，如果秦始皇是前一千年的“千古一帝”，那么后一千年，这个名额就非乾隆莫属了。更有意思的是，乾隆编书与秦始皇焚书形成了奇特的对偶关系——在历史的一端，一个皇帝让所有的圣贤之书在烈焰中萎缩和消失，而在另一端，另一个皇帝却在苦心孤诣地搜寻和编辑历朝的古书，让它们复活、膨胀、繁殖，使它成为这个民族的“精神原子弹”。如果从这个角度上说，乾隆应被视为中国帝制史上独一无二的君王。
对于当时的士人来说，这无疑是一项纪念碑式的国家工程，因为这一浩大的工程，既空前，又很可能绝后。所有参与其中的人，无疑在一座历史的丰碑上刻写下自己的名字。这座纪念碑，对于以“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己任的士人们，构成了难以抵御的诱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