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临近，看着空中漫天飞舞的雪花，听着此起彼伏的爆竹声，闻着那飘散在风中的鞭炮味，不禁勾起我对过年的回忆。
五十年代,我还是一个十多岁的孩子,那时过年虽没有现在这么多好吃、好玩的东西，也没有漂亮的衣服,但我们一年中最值得期盼的还是过年。尤其是到了腊月廿三，就进入春节倒计时了，每天，我们孩子都情不自禁地掐着手指算日子。大人们却为过年而忙活，搞卫生、做年糕、购年货、谢年、贴春联、准备新衣服。那时候的年味真浓，过年是孩子们的一个心愿。
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春节成了我们孩子望眼欲穿的节日。临近春节，好多母亲会毫不吝啬倾其所有，打开那常年紧锁的旧木箱，掏出少得可怜的皱巴巴的钞票细细清点。那是父母一年来省吃俭用抠出来的，为的是在春节时能给儿女们添置一套新衣服，以免被人家瞧不起。母亲在百货商店细心地为孩子们挑选好面料，又带着他们到裁缝店里量体裁剪，一再叮嘱师傅要在春节前把衣服赶好，随后才放心地去准备年货。
那时我家特穷，母亲自己辛苦缝做新衣的情景，至今还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母亲用纺车将一团团棉花纺成一条条细纱，并在织布机上穿梭织布，然后将布染色，每晚母亲都在火光如豆的油灯下一针一线地缝制新衣。有多少个夜晚，她戴上“顶针”，拿着锥子辛苦地缝做布鞋。凛冽刺骨的寒风，冻得她皮肤粗糙且开裂的双手鲜血直流，血滴染红了布鞋，每当深夜，我醒来时，仍看到母亲忙碌的背影。腊月廿九晚，母亲又一次仔细地检查一遍孩子们的新衣、新帽和新鞋，是否都准备妥贴，直至东方欲晓时她才躺下睡一小会儿觉，母亲都为家人操劳，唯独没有想到自己，那一份博大而深厚的母爱使我感到无比温暖与幸福。
记得每年春节的早晨，母亲都会把新衣整齐地放在我们的枕边，等待我们穿戴，早上我三两口扒完饭，然后和早就等候在院子里的小伙伴们出去玩耍。有一年，我在腊月卅上午，看到邻居家孩子穿上了新衣，于是就迫不及待地央求母亲提前一天给我穿新衣。但母亲一改平时的慈爱，板着脸严厉地说：不行!一定要等到大年初一才能穿。而每年到了正月初十，母亲就照例要我们换下新衣并将它束之高阁，说明后年过年还可以拿出来充作新衣穿。此时，“少年不识愁滋味”的我极不情愿死赖着不肯脱下新衣。
那年代，家里没钱，物资又异常紧缺，能穿上一种为凡力丁布料的衣裤，那在当时是够时尚的。记得有一年春节将近，母亲为我没有过年的新衣而发愁，恰在外地工作的大叔想方设法给我捎来一身紧俏的凡力丁布料，母亲熬了好多个夜晚给我赶制了一身新衣裤。大年初一的早晨饭没吃我就急着要出去向同伴“显阔”，在疯玩时一不小心，将放在衣袋里的鞭炮撞在桌角上引起爆燃，一件好端端的新衣被燃出了一个大洞，母亲虽很心疼，但也没多责备我，这更使我倍感内疚。
除夕之夜，我们全家人坐在简陋的厨房里，对这些平日难以尝到的佳肴进行“大扫荡”，房中充满了温馨和欢乐的笑声，伴随着零星的鞭炮声，我们度过了祥和难忘的除夕之夜。
那时候，孩子们天天盼着过年，因为过年能穿新衣，有好吃好玩，而更令孩子们快乐的还当数放鞭炮。小时候家里穷，过年也很少买过鞭炮玩。如果邻居有谁家大人在燃放大串鞭炮，附近的孩子们听到噼哩啪啦的响声，都会趋之若骛，争先恐后地去捡那些落在灰烬间的漏网之鱼——未燃放的小鞭炮。大家你推我搡，尽管衣服被弄得很脏，但能捡上几个“战利品”，可兴奋得如获至宝。有时候我们捡得稍多一点，也舍不得一下子燃放完，省着在过年的其余日子里都能过上一把“鞭炮瘾”。这时即使捡了一些没了引线的哑炮，那也挡不住孩子们玩鞭炮的野兴，即便听不到响声，看上“唰唰花”也高兴，于是大家把鞭炮拦腰折断将火药放在一起，用线香点燃，看着在夜色中火花四溅的鞭炮，孩子们欢呼雀跃乐在其中。现在想起那童年燃放鞭炮时兴奋快乐的感觉绝不亚于今天观看五彩缤纷的焰火晚会。
那时的年味比现在浓得多了，人们都串门或上街闲逛,相互祝福贺岁。伴随着锣鼓声声，我所住黄岩县城，大年初一、二那几天，南城十里铺的高跷、抬阁、闹湖船，新前七里的武术队，城关南门的舞龙队、舞狮队等都陆续地到县政府大院拜年，然后他们沿街为群众表演，表演队伍穿行在城区大街小巷，这些文化娱乐给春节增添了年味，也给群众带来了无穷的乐趣。正月辰头亲朋好友间的走亲访友也是一道风景，它增加了人与人间的亲情和友谊。
台州还有一个习俗，初二不能走亲戚、初三以后才可走亲戚，人们提着一些南北货糕点和小孩的零食即可，那孩子们可高兴了，到了亲戚家有得吃，又有得玩。当时家庭都很清贫，但人情味真不比现在淡。
那时虽然生活艰苦、物质贫乏，但是童年过年时穿新衣和放鞭炮的喜悦与幸福情景却历历在目，依然是那么沁人心脾，荡漾在我的心头，激起了我对童年生活美好而温馨的回忆。
七十年代,我已是做父亲了,那时正值十年动乱的“文革”时期，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要求人们过革命化春节。当时只有几个“样板戏”占据文艺市场，没有其它文化娱乐活动。由于“文革”时期只抓革命，不搞生产，造成社会物质极度贫乏，粮、油、布、棉要票;蛋、肉、糖、盐凭证;香烟、黄酒、火柴、煤油用券，连结婚人家需用的一分钱一粒的水果糖也无法买到。总之那时买什么东西都要按每户的人口数量发票供应。临近过年，市场上组织了一些少得可怜的鱼肉和一些副食品，凭票供应给居民，供应点里人头攒动，排起了一支支长长的队伍。买了肉，又要到别处买水产……，来回辗转异常麻烦，要买到这个少得可怜的冰冻水产、禽类等食品过节，大概要花好多时间跑好多路，大冷天的手脚都被冻僵。那时的家庭谁能不过节?谁能不抓住这个一年一度难得的机会打打“牙祭”。
那一年近年关，天气很冷，儿子跟着我去买凭票的豆腐和油泡，在凛冽的寒风中，我们足足排了一个多小时的队终于买到了。此时，儿子很高兴，一定要我将豆腐给他拿，他提着篮子蹦蹦跳跳地跑着，不知是因为结冰路滑，还是快过年了买到豆腐的高兴，一下子跌到在地，盛豆腐的篮子甩出二三米远，四块豆腐和油泡撒满一地，我连忙跑上去扶起他，只见他手背都流出了血。此时，我既心疼我的豆腐没了，又心疼我的孩子流血的手。但我舍不得我的油泡，还是将它一一捡回来拿回了家洗净后再作为过年的“美食”。
“文革”时期孩子过年高兴的事，除了想吃好吃的、还有想穿新衣服，年前1个多月前就开始惦记新衣服了。那时，布料是凭布票供应的，大约每人每年二三尺吧，大人衣服打补丁没事，小孩子过新年总要做套衣裤让他高兴。于是，我们买来纱卡布料给儿子做了一套新衣裤，他高兴得不得了又蹦又跳的，和小伙伴玩时一不小心，裤子被篱笆撕烂了一片，那时儿子感到很心疼。
文革时期猪肉是奢侈品，就像茅台酒是今天的奢侈品一样。那个时候，我们基本是新年能吃上一点猪肉，平时是很难吃到猪肉的。那时人们买肉不像现在这样挑越瘦越好，那时是越肥越好，因为我们肚子里太没油水了，尤其小孩子都等着过年解馋。
“文革”期间，“谢年”被说成是封建迷信的旧风俗，过年和压岁钱也是被列为旧风俗之列。那时大人也缺钱，因此，给孩子的压岁钱多的1元、5角，少的2角钱，但那时的小孩也不会嫌少，男孩拿着去买鞭炮，女孩拿着去买红头绳及她们喜欢的东西，也有一些懂事的孩子舍不得花留着充足学费。
当时物质虽贫乏生活拮据，但在天真无邪的孩子们眼中过年就是最幸福的时候。“文革”时期还没有电视，也没有娱乐场所，人们在年复一年的春节期间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单调而祥和的传统节日。
五十多年过去了，现今我已成了祖辈。改革开放后，物质丰富，各种高档消费品也进入了寻常百姓家。
如今过年，人们对吃穿早已不在乎了，随着物质的丰富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正如人们所说，每天都在过年，不像过去那样，忙着争购年货。反正初二开始，大部分商店、市场和超市都开始营业，再也不必像以前过年那样要备年货。
如今通讯便利了，人们不想上门走亲访友，大多用手机、网络等联络。手机上群发一条图文并茂的“微信”就可进行“批发”给人拜年，无论在遥远的异国他乡也能收到，反而近在咫尺还倒上门叙旧沟通少了。因此，现在人们之间的“距离”却似乎比以前疏远多了。
现今除夕夜，家家也吃团圆饭，但好多家庭都上大饭店去吃年夜饭。吃喝对人们尤其对孩子来说远不如过去年代那么渴望了，但孩子们想的是过年怎样玩和向长辈们要点压岁钱，压岁钱的数额也不是过去人们所能想象的，几百几千甚至近万元。
近年来，随着物质的丰富和人们需求的变化，过年的方式也变得更加多元化了。现在的年轻人都说平时工作压力大，想利用春节放假期间外出旅游放松心情，在欢乐的旅途中度过新年;有的人利用春节期间去做义工或去植树，做些有意义的事;也有的呼朋唤友，整天沉浸在牌桌和麻将桌上消遣。因为现今的过年不仅仅意味着享受美味，更多是一个长长的假期，能有机会在忙碌一年后得到全身心地放松。
如今的除夕之夜，真是“火树银花不夜天”，鞭炮烟花震耳欲聋响彻全城映红了夜空。春节联欢晚会犹如一道丰盛的年夜饭伴随着人们度过了欢乐的除夕之夜，又迎来了新的一年。
现在，我想那时我们期盼过年，是因为那时生活条件有限，好吃，好玩，好穿的都只有在过新年时才能得到，觉得那时的过年很快乐，很幸福。如今物质极端丰富，吃的、玩的、电视、电脑、手机、游戏机、新颖别样的礼花……，应有尽有，可现在好多孩子却觉得不快乐，不幸福，过新年也没意思。这真似“幸福与快乐，不能用钱或物质多少来衡量的”。
记忆中“年味”浓郁的过年，现正成为渐行渐远的一道风景，像传说一样遥远而古旧，年俗既然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或许它也会随着时代的交迭而与时倶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