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想起这件事，袁立强脑子里便闪出那句歌词：只因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这歌好像是上世纪90年代流行的。他的确是多看了他一眼，也说不清为什么，当时街上人还不少，晚上不到九点的样子，虽然不是熙来攘往，毕竟还没到清冷的程度。他怎么就会一眼注意到他呢?那么多人走来走去没谁注意他。
袁立强是和老婆去参加饭局的。结束返回，老婆不肯打车，要坐地铁，还声称不是为了节省，是为了环保。地铁两头都要走，老婆说正好，吃太饱了消消食。他不敢反对，只要一反对就会被老婆教育，说什么退下来了就要回归市民生活，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别再把自己当回事。老婆总能拿他退位的事借题发挥，好像他曾经为官是个把柄，落在她手上了，她完全忘了自己当年是怎么催促他“大干快上”的，鞭子一直高高举着。他只好跟着她走。进地铁，出地铁，再走。
就这么的，毫无征兆地，他就看见了他，还有她。就在离他们家还有一条街的地方。
老夫妻俩站在街边一家超市门口，很普通，甚至灰不溜秋的，没有任何惹人注目的地方。唯一不同的是，两颗花白的脑袋正一起盯着一部手机。男的忽然抬头四顾，眼神就和即将擦身而过的袁立强对上了。他冲着他有些羞赧又有些无助地说，我的手机，手机掉了。那语气，就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在向家长求助。袁立强下意识地问，怎么掉的?老男人说，坐车，掉车上了，出租车。
袁立强本可以一声不吭走过去，他就是个路人，没人(包括他自己)会说他失职。但也不知怎么了，他停住脚步，就在那一瞬间，他看到了额头那块紫癜，太醒目了，心里咯噔一下。
旁边的老女人看有人关心他们了，连忙上前讲事情经过。
原来，他们打车回家，在超市门口下车，想买点东西，下车就发现男人的手机掉出租车上了，车一转眼就开走了。女人连忙打电话过去，可是一直没人接，响断了都没人接。两人不知所措，正考虑着要不要发条短信到自己的手机上。
袁立强不由得有些同情他们，现在手机可是比身份证钱包还重要。但这种事他很无能，在单位靠手下，在家靠老婆。他连忙拉住老婆：你来看看，能不能帮他们一下。他们手机掉车上了。
老婆说，手机号码多少?我用我手机打打看。
老妇便报出号码，老婆打过去，这回不是没人接，而是“你所拨打的用户已经关机”。老婆“切”了一声说：他关机了，你发短信也没用。
那怎么办?袁立强求救似的看着老婆，就好像是他的手机。
老婆问，你们用什么付的车费?现金吗?老妇说，不是现金，用我的手机扫了他的微信。老婆说，让我看看。
老妇把手机递上，老婆接过来看，果然在上面看到了支付页面，十三元五。但收款方只有一个“林”字，林后面是**。林某某。信息太少了。再往下拉，终于看到还有一行小字。老婆连忙从包里掏出老花镜戴上，细看，原来那行小字写着，可以给收款方留言。
噢，这里可以给司机留言。老婆很高兴地发出指示：你马上给他发个信息，就说手机掉他车上了，让他和你们联系，你把你这部手机的号码告诉他。
老妇如获至宝，开始写信息。
他们就这样在街头遭遇了，并且开始交谈，商议，乃至共情。川流不息来来往往的路人，除了发生买卖关系外，能产生交集的概率有多大?微乎其微吧。
袁立强注意到，那个老男人虽然着急，却一直不动声色，脸上没有任何表情。额角那块核桃大的紫癜也纹丝不动，不同的是，紫癜上面的头发几乎全白了，当年基本是黑的，而且当年发际线没那么高，还可以遮住一些，现在完全裸露出来了。
袁立强默算着年龄，那时他四十多，现在应该快八十了。自己当年二十五，现在也退休了。一晃三十多年。人生河流中最凶猛的一段流过去了，冲走了很多往事。但与他交集的这一小截，始终留在心里。再看老妇，已经完全没印象了，当时就晃了一眼，她搂着两个孩子坐在客厅沙发上，低着头，偶尔抬眼瞥他们。那时感觉她比男人年轻很多，现在已看不出什么差别了。
老妇写短信，是手写输入，一笔一画地，很慢。
老婆性急地说，我来吧，我来帮你写。
老婆接过手机，把输入法调整到语音，讲了几句后，问清了电话号码加上，再斟酌措辞修改完善，然后读给老两口听。
老婆读道：师傅，我们是刚才乘坐你出租车的两位乘客，我们有一部手机掉在你的车上了，请你与我们联系，我们的号码是，189……麻烦你了，非常感谢。
老婆问，怎么样?老妇连连说，可以可以。老男人只是默默点头。
袁立强沉吟一下指示说，第一，师傅前面加上林，表示我们知道他是谁，林师傅。第二，再加一句：我们已记下了你的车牌，若一直得不到你的回复，我们将与你公司联系。
老婆说，耶，领导还是不一样呢。老妇也说，对的对的，加得好。其实呢，我什么都没看到。
信息发了出去，四个人就站在那里等。
这场景有些像强行插入的广告，没人欣赏它，只希望它赶快过去。但它还就是半天过不去。老婆开始玩儿手机了，袁立强只好左顾右盼。
他们所站立的这条街，曾经是农田，十多年前单位选此地建经济适用房时，还一派荒凉。如今却大变样了，商场娱乐场一应俱全，大晚上的，依然灯火通明，尤其是一家火锅店，热气裹着红灯从木格窗涌出。没想到那么晚还有人吃火锅。火锅店旁边是洗脚房，洗脚房旁边是个二十四小时连锁店，连锁店旁边是某某大药房，家家都亮着灯。人们越来越习惯夜生活了。袁立强每天上班都要路过这条街，不过总是坐在车里一晃而过。一晃而过和驻足细看，感受大不一样。
这时，有两个老头从超市出来，一人手里拎了一大袋肉，还时不时拎起来欣赏，像是牛肉，表情甚是满足，大概买到了超市最后处理的低价肉。从笑容看，他们已经想像到了明天的红烧牛肉或者卤牛肉。那因食欲而诱发出的油亮神色，让袁立强想到了《水浒传》里的绿林好汉，鲁智深林冲武松，大声说话，大啖牛肉，大碗喝酒，然后快刀杀人，粗鲁而简单，简单而快乐。袁志强有几分羡慕，他还从来没有过这样简单的快乐。今天晚上的聚会，虽然是几个同学为庆祝他退休而起的，但那种快乐已经变得复杂，大家一口一个祝贺他安全着陆。正常退个休竟然已成奢侈。年轻时他看到过一句话：有人星夜赶考，有人告老还乡。当时很感慨，两句话就说出了人生的况味。但现在，更让他感慨的是，有人告老还乡，有人客死他乡。告老还乡便是福分。
老妇捡了一张超市海报，铺在台阶上，让老头坐下。显然，老头身体不是太好，很顺从地坐下了。她又招呼袁立强他们坐，袁立强摆摆手，老婆也摆摆手。若四个人在台阶坐成一排，那就吸引眼球了。
袁立强找话说，你们就住在这附近吗?
老男人点点头，指指前面，说了一个小区的名字。老妇人补充说，我们原来住在市里的，是老城区，娃娃在这边买的房。但这边没有好的幼儿园和学校，他们离单位也远，我们就和他们换了，我们住这边，娃娃他们住我们的房子，我们那边有个重点小学。
看来，老妇依旧沉不住气，和当年一样。
老婆应答说，嗯，这个挺重要的，学区房的房价都高很多。
老妇人说，这边小区环境不错，房子也不错，就是生活没有市里方便。我们原来那条街，好多铺子，饭馆药店杂货铺啥子都有。老婆说，我觉得还行，有家大超市挺管用的。老妇人说，主要是我习惯在菜市场买菜了，可以还个价。老婆说，超市的菜很便宜呀。老妇说，也是，但没有菜市场的新鲜。
无话了。
袁立强又问，那么晚你们还出来买东西吗?
老妇说，不是，我们去看孙娃子了。一早就去了。每天都是这样，跟上班一样的。他们生了二胎，忙不赢。
老妇的笑容有满足也有一丝无奈。
袁立强想，看来也是自带工资(说不定还倒贴)，去孩子家干活的老人。
老婆放下手机，碰碰他，有想走的意思。袁立强觉得还不能走，老夫妇俩无依无靠的，就指望着他们了。再说，他也想看看老婆采取的措施是否有效。他小声说，再等等，说不定就回信了。
时不时有路人走过，奇怪地看他们一眼。粗一看，街上年轻人居多，手拉手的居多。确实，这个点儿，年纪大的都睡了。哪会在街上逛。明天一早他们才会出来，这也算错峰出行。
袁立强脑海里忽然浮现出那个相似的场景，也是在大街上，也是无聊地盯着来来往往的人。
三十多年前。那是三十多年前。
那时袁立强刚工作没两年，有一回被派去在一个街口“蹲守”，跟着他师傅。他们在街头晃了好几个小时，一无所获。吃饱了汽车尾气，也看饱了街景行人。
师傅去厕所了，他小口小口地喝着可乐，眼睛四下里看，见一个老头和一个老太太挽着手走过，相濡以沫的样子。他正有点儿感动的时候，就看到他们横穿马路了，红灯还亮着呢，竟视而不见。感人的背影立即褪色了。袁立强很想大声喝住他们，可想想自己此刻的身份是个找不到工作的打工仔，便忍住了。
师傅从厕所回来，让他去。他说他不去。师傅说，肾功能很好嘛，我看你都喝了两罐可乐了。袁立强嘿嘿一笑，打了个哈欠，又打了一个。可乐也不提神，倦意袭来，早上起得太早了。
师傅说，咱们来玩儿个游戏吧。袁立强不解：这个时候还敢玩儿游戏?师傅说，是个一举两得的游戏，不影响工作。咱俩从现在开始，朝每个走过咱们面前的人点头微笑，看对方有什么反应。袁立强说，人家会觉得咱们神经病，不会理的。师傅说，试试。反正要盯着人看，不耽误什么。
话刚说完，一个民工摸样的青年晃荡着从小巷出来，师傅朝他点点头，他诧异地回头看他一眼，眼里满是迷惑，加快了速度离开。袁立强乐了，也开始参与，他朝一个骑着电动车的大伯点头，那大伯视而不见，过去了。
好玩儿。袁立强说。这时，一个拎着篮子买菜回来的大妈走过，袁立强朝她点点头，大妈不但回应了，还笑眯眯地说，下班啦。但大妈之后的一个年轻女孩儿，警惕性很高地瞥他一眼，没有点头。
一个中年女人，急匆匆走过，皱着眉看他们一眼，没有点头。
一对男女走过，两个人都很诧异，没有点头，而是互相对看了一眼。意思是，我不认识，你认识吗?
半个小时下来，袁立强总结，一共有二十多个人，回应的不到十个。占百分之四十左右。
师傅说，这说明什么?袁立强说，说明人们警惕性很高。师傅说，不，说明人们缺乏安全感。袁立强想，这不是一回事吗?但他不想和师傅争，就开玩笑说，说明你太像黑社会老大了，人家望而生畏。师傅也笑了，那时他刚剃了光头。
那天他们一直等到晚上九点，才接到撤回的命令。一算，他们在街上晃了十个小时。此后，他再也没在街上待过那么长时间了。
发出去的信息依然没反馈。
老妇人时不时地看一眼手机，老婆则时不时地看一眼袁立强。两个人的意思都很明显。
只有老男人很平静地看着大街，好像很安心的样子。他好像对袁立强夫妇非常信任，一切都交由他们处理了，他只需要耐心等待就是了。只在偶尔看向他们时，歉意地笑笑。过了一会儿，他从拎着的纸袋里摸出包烟，抽出一支，刚点上，老妇就从他嘴里拔出来，按灭丢进了垃圾桶。
他尴尬地笑笑，没有反抗。
看来他的烟还没戒掉。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袁立强也明白，对方回信息的可能性不大了。可是，他还是不想撇下这老两口，除非是他们主动提出来。
老婆终于开口说，我看没希望了。他要是打算还你们就不会关机。如果他不是有意关机，那收到我们发给他的信息就该回。现在一点响动都没有，就说明他是铁了心要占为己有。说不定已经转手卖了，进入地下流水线了。
袁立强说，你怎么知道?
老婆说，这种社会新闻随时可以看到啊。
老妇人说，我们可不可以给他打电话?老婆说，不可以，没有号码。只能发信息。袁立强说，要不我们再发一条，语气再强硬些?老婆说，也不可以，那上面写着，只有对方回复了，你才可以再发，对方不回复，就不能再发了。只能发一条。袁立强说，这个设置不合理。
老婆悻悻地说，我们刚才发的那条信息，已经把话说到位了。他不回复就是不想还，他笃定我们拿他没办法。这种人，切。
袁立强说，再等等。
老婆不满地瞥他一眼，说，等也是白等。
她忽然想起什么似的，俯身问老男人，师傅，你手机新吗?老男人回答，是个旧的，娃娃给我的。老婆释然，又问，手机里没什么钱吧?老男人说，微信里有三百多块。没有支付宝吧?没有。老婆更加释然，还好还好，损失不大。言下之意，找不到也罢。
但老男人忽然说，里头有个手机银行，是工行的。
老婆吃了一惊。袁立强也吃了一惊。他都没有手机银行，他搞不来这些。老妇在一旁解释说，是娃娃非要他下载的，每次用的时候也是娃娃帮他操作。
老婆蹙眉说，那就麻烦了，他如果不还你手机，你还得去银行挂失，不然他盗了你的手机银行就惨了。你带身份证和银行卡了吗?
老男人说，身份证带了，银行卡在娃娃那儿。
他慢条斯理地，从拎着的口袋里取出一个塑料袋，里面有一叠证件，晃眼一看，有身份证退休证社保卡还有公交卡，感觉把身家性命都带在身上了。袁立强很想说他，你怎么把什么都带身上，一旦丢失麻烦就大了。但他没吭声，毕竟不是自己的爹。
老婆说，这么晚了，银行都关门了，只有打电话试试。你让孩子把银行卡号码发给你，我看能不能帮你用电话挂失。
听老婆这样说，袁立强才忽然意识到，这老两口，遇到这样的事一直没求助自己的孩子。要是他老婆，早就给儿子打电话了。他们的儿子是最可以麻烦的人。
袁立强已经不记得他们的孩子是男孩儿还是女孩儿了，当时好像只有六七岁，被妈妈搂在怀里。
那天他们一直在街边荡来晃去，盯着街对面那个小区的大门。
挨到黄昏时，见一个中年男人从大门走了出来。不用掏照片对照，袁立强就确定是他。那张脸已经被他每天看熟了，加上额头的紫癜，跟包公额头的月亮弯刀似的，如假包换。
他和师傅交换了一下眼神，师傅微微点头。等了一下午，总算出来了。袁立强跟了上去。那人出门左拐，低个头，慢条斯理地，沿着人行道一直走。师傅也远远跟着。男人直接向几百米远的一个公交站走去，袁立强加快脚步跟上，生怕他突然上公交。
这时一辆公交车渐渐驶近，袁立强赶紧小跑几步，假装要赶车的样子。哪知跑到车站，却见他还在继续走，走到车站前面一个烟摊旁，站下，掏钱，买了包烟。然后迫不及待掏出一根，点上，深深吸了一口，转身往回走。
就那么简单，什么事也没做。他们预想中的去银行，去邮局，或者与人见面等等，都没发生。整个过程就十来分钟。之前他们分析判断，他有可能转移财产，才这么死盯着。
袁立强很失望，看着他重新进入小区，仍低着头，不紧不慢地。从身体语言判断，他什么也没察觉，就是一个周末待在家里，烟瘾发作，发现烟没了出来买烟的男人。
晚上汇报时队长说，不能这么耗着，咱们还有好多活儿呢。师傅说，守株待兔不行，最好直接搜查，把物证找出来才能移交。袁立强说，搜不出来怎么办?队长说，我就不信。那封检举信说得很明确，他动了厂里的钱，也收了别人的钱。而且送钱的人和后来分到房子的人，也基本能对上。继续盯着。
老妇背过身去打电话，声音很低很谦和，甚至有点儿卑微。袁立强隐约听到电话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可能是他们的女儿。老妇又把事情经过讲了一遍。
过了一会儿，老妇关了电话向大家传达：我们娃娃说手机肯定找不回来了，叫我们马上停机，换个新的。
老婆很专业(也很不以为然)地说，就算电话停机，他也可以进入你的手机银行。你还是要把银行卡挂失才行。
袁立强说，那怎么办?你再想想办法。
老婆叹口气，嘟囔了一句。虽然声音很小，袁立强也知道她嘟囔的是什么，“找些虱子在身上爬”。这是老婆常说的，就是自找麻烦的意思。
袁立强赔笑说，你帮他们试试嘛。你这方面不是很厉害吗。
老婆查出了银行服务热线，开始打电话。但电话打过去，对方一直是电脑应答。原本想就算不能挂失，也可以咨询一下怎么办，但没个活人应答很难办。
老婆说，没人接。看来只有你们明天去银行办了。
她又碰碰袁立强，似乎说差不多了，该做的都做了，走吧。
袁立强说，我看，银行的事明天再说，你现在先帮他们把电话停机了。至少解决一个问题。不是有个移动热线吗?10086?
老婆瞪着他，正想发作，老妇插话说，他那个手机是电信的，不是移动的，要打一万号。
老婆叹口气，开始拨打一万号，又是很长的语音，选择人工后也没人接听。真是奇了怪了，也许的确太晚了。她把电话放到袁立强耳边，是循环的音乐声。老婆说，听到了吧。
要不，你给一万号发个短信试试?袁立强又提出新建议(新指示)。
老婆有些忍无可忍地说，你来发!
袁立强赔笑说，你晓得我这些事很笨的。他完全理解她的不耐烦。在外头待了一晚上，肯定想马上回家歇着，关键是，想帮忙也帮不了。可是，一个问题都没解决，就这么走吗?现场办公，总得解决个问题才对。
这时，老妇的电话忽然响了，是微信语音的响铃。
大家一起看向她。她看了一眼说，是娃娃。
老婆连忙说：对了，让你们女儿帮忙挂失，年轻人做这种事在行。电话和银行卡，都必须挂失。让他们帮你办。
老妇说，我是个儿子，刚才那个是媳妇。
老男人也说，我们两个娃娃都是儿子，老大在美国。
老婆说，那就让媳妇帮你们。
老妇小心翼翼按接听，把电话放到耳边，但估计按了免提，声音放出来了。仿佛为了印证他们的确有儿子似的，电话里传来小伙子的声音，很大，很不耐烦，大意是叫他们去买个新手机，别再找那个了。
老妇跟他解释说，主要是里面有银行卡，微信里还有钱。
儿子更加不耐烦了：银行卡的钱我今天不是转出来了吗?微信那一点钱就不要去管它了。
老妇说，是这样的，现在有两个人，两个好心人在帮我们，看能不能打电话挂失。
儿子说，哪个在帮你们?大晚上的，你们不要在街上乱找人帮忙，等一会儿多的麻烦都惹出来了。赶快回家，烦球得很。
袁立强觉得这儿子也太差劲了，他拉了老婆准备走，不再管这闲事了，哪知老婆上前一步，对着老妇的手机大声说：喂，你怎么和你妈妈说话呢?你爸爸妈妈这么晚了遇到这么大麻烦，你不过来帮忙还不耐烦，还发火，养你这种儿子有什么用?你才是烦球得很!
老妇和老男人都目瞪口呆。袁立强也瞠目结舌。估计电话对面的儿子也和他们一样傻了。顿了一下儿子说，你是哪个?我不跟你说，喊我爸接电话。
老男人拿过电话，贴在耳朵上，但儿子的声音依然在街道上飞扬：不要再找了，我明天去给你买个新的。你们两个现在赶快回家，啥子都不要做了，哪个都不要相信。回家了告诉我。
老男人诺诺应答。
回家路上，两人一直无话。进电梯，袁立强认真地看广告，房产、汽车、美容、植发、种牙，还有拖把……他发现自己虽然天天乘坐电梯，还是第一次发现这个小空间竟挤入了如此多的广告，就好像他第一次发现他们那条街夜晚会如此热闹一样。看来真像老婆说的，自己已经远离市民生活了。
老婆见他一直在回避自己的视线，直接开口说：你今天有点儿反常哦，袁局。
袁立强只好转过头来，讪讪地说，怎么反常了?
老婆说，为什么那么热心地帮他们?两个路人，帮一下不行，还一而再再而三，无私奉献了一晚上。你对我都没那么耐心。我瞪你你不理我，我发信息给你你也不看。
袁立强说，是吗?我没看到你信息。他掏出手机看了一眼，果然有老婆发的一条：别管闲事了，赶快回家。
袁立强笑说，尊老爱幼嘛。
老婆说，尊老爱幼?结果呢，热脸贴了个冷屁股吧。
袁立强说，你说你一个老师，说话这么不文雅。你不是经常说吗，该做的事就要做，不要考虑后果。
老婆说，你在避重就轻，我敢肯定你认识他们。对不对?
袁立强想，到底是在一起生活了近三十年，什么都瞒不过。
他嘿嘿笑了一下，以攻为守：你今天才反常。老婆说，我怎么反常了?袁立强笑说，大街上教训人家的孩子。你对自己儿子都没这么凶过。老婆说，那臭小子，你说不该骂?我都想揍他。袁立强说，是很混蛋。估计也是爹妈宠的。老婆说，我本来已经忍耐到极限了，又碰上这么个不孝之子。
两人进门，开灯，静默了许久的家终于有了人气。墙上的时钟已指向十点。他们竟然在街上站了一个多小时。
老婆换鞋，放包，洗手，一连串的规定动作，但嘴巴并没有停：我敢肯定你认识他们。你就承认吧，至少，你认识其中一个。不会是原来的老同事吧?还是远房亲戚?
袁立强摇头。他真的不知该怎么回答，说不认识也不对，说认识也不对。说认识一个也不对，说两个都认识也不对。不是他不想说真话，实在是，太难准确地说出真话了。
他终于说，其实我只见过他两次。
蹲守两天后，搜查证下来了。袁立强便跟着师傅去他家。
终于走进那个他们盯了很久的小区。是一家国营大厂的宿舍区。他虽然是厂长，家里倒也普通，三间屋子，住了老少五个，其中一个头发灰白的大概是他母亲。他不在。一家老小被请到客厅。他妻子一脸紧张，惊慌，但一言不发，搂着两个孩子坐在沙发上。母亲则木呆呆地坐在饭桌旁，也没哭闹求饶。厂里的办公室主任也来了，在一旁呆坐着。
家里的家具很普通，家电也很普通，一看就没什么贵重的。他们翻箱倒柜好一阵，也没有太大收获，只找到一块没用过的雷达表，还有几瓶好酒，几条好烟(藏着几条好烟不抽，竟然去街边烟摊上买普通烟，袁立强心里犯嘀咕)，存折一个，但里面只有几百块钱。他们预想中的大额存单，影子都没有。
队长说，再搜一遍，仔细点儿。他们的目标是大额存单。当然也不排除大捆现金。于是大家又把沙发掀开，床垫掀开，柜子里的衣服抖了一床，仅有的几十本书也被一一翻过。最后连墙上的画框也取下来了，闹钟也取下来了，天花板的吊灯也一一看过，还是无果。
队长很沮丧。好几个小时过去了，且不说两个孩子已经开始哭哭啼啼，他们也又饿又渴。看来只能把搜出的物品登记一下，收兵了。
袁立强趴在茶几上一一登记物品。偶然抬头，发现厂长妻子时不时地瞟一眼阳台，眼里有一丝侥幸。袁立强一个激灵，起身去阳台。他四下仔细打量。阳台不大，除了洗衣机，就是扫帚拖把脸盆之类的家什。终于。他发现地面的下水道地漏那里，有一截细线，黑色的漆包线，很不易察觉，像是头发丝缠绕着。他蹲下去，把地漏盖子揭开，发现那根线上吊着个卷成一卷的塑料袋。拉上来，打开，里面是存单，十余张。
袁立强把塑料袋递给师傅，厂长的妻子开始哆嗦，面如土色。也许那一刻，她死的心都有了。说不定这个杰作，就是她的。孩子哇的一声大哭起来，不知是不是她掐了孩子。老人起身把孩子拉过去，她冲进了卫生间。一个女警跟着冲进去，害怕有意外。
存单的面额，少的五千，多的一万，累计十五万五千。在当时，属于数额巨大。
袁立强因此受到表彰。
厂长因此被判刑十五年。
那个案子，就是他第一次见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