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突如其来的大雪，要先火车再汽车去另一座城市，我计划中的这个下午应该去拉雪兹神甫公墓瞻仰巴黎公社社员墙。我设想在冬天的黄昏，一种特别的氛围中，我站在这座墙前，在墙上的弹孔中看见战士流淌的血。在我的少年时期，先知道巴黎公社，再知道了巴黎。在热血沸腾唱了几年的《国际歌》后，我才把词作者欧仁·鲍狄埃和巴黎公社联系在一起，至于《国际歌》的作曲皮埃尔·狄盖特的名字我一直记不住。在记外国人姓名方面我特别愚钝，这也是我尽管喜欢外国文学但最终选择了其他专业领域的原因。那个时候，我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去法国，去巴黎。我当时的梦想，是有一天，我戴着大红花，在接新兵的汽车上，我去远方，一个我不知道的地方，那里可能是我要待上几年的军营。甚至有一段时间，我沉浸在军号萦绕的冥想之中。这是我对革命生活的一种理解。
那年冬天征兵了，我从另一个大队的学校回来。在最初的体检时，医生认为我的沙眼很严重，他几次翻我的眼皮，放下手上的器械，最后还是说我沙眼。第二天一早，我又上路去那所学校上课。就在那些日子里，我读到了雨果的《悲惨世界》第一卷和残缺的第二卷。我不知道我的同事怎么有这两卷《悲惨世界》的，他说，你尽快看好还我。在读过高尔基的《我的大学》、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之外，这是我读到的第三本外国小说。那时我只知道巴黎公社、俄国十月革命，我不知道在这些革命之前还有法国大革命。我只听说过雨果，但其他对他一无所知。读过很多书的表姐告诉我，《悲惨世界》有好几卷，现在的中译本还没有出齐。等我读到后面的两卷时，我已经负笈江南的一所大学。在乡村隐隐约约的“法国大革命”和“人道主义”几个字，到了大学校园后逐渐清晰起来。在冉·阿让之外，我又认识了卡西莫多，看到了巴黎圣母院的图像。在我的心中，革命、阶级、人性和人道主义没有替换，但由此有了另一条连接世界的通道。
我最早模仿的句式和修辞之一是高尔基的《海燕》。那时我还没有去过大海边，没有见到搏击风雨的海鸥、海鸭，眼睛里只有燕子和麻雀。燕子没有连接唐诗宋词，麻雀也没有和老鹰比翼。在一篇写阶级斗争的作文中，我开头用了“树欲静，而风不止”，结尾用了高尔基的名句：“暴风雨!暴风雨就要来啦!这是勇敢的海燕，在怒吼的大海上，在闪电中间，高傲地飞翔;这是胜利的预言家在叫喊：——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我对海上的暴风雨没有感觉，但在田间经历过暴风雨的洗礼。先是滚滚的雷声，然后是闪电，首先想到的是远离树木，在暴雨落下时，我和同伴终于躲在了靠近岸边的水泥船船洞了。船身摇晃，这是不是在海上颠簸的感觉?只要几分钟，雨水就从洞盖的缝隙处直落船舱，一会儿我们就坐在水中。这个时候，我忘记了高尔基和他的《海燕》。因为“批孔”，读过《论语》，在水里坐着突然想起“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我想，那天在河边上的孔子，可能沐浴在阳光雨露中，如果他遭遇了暴风雨，可能发出的是另一番感慨。那时我想高中毕业后当兵，暴雨撞击船身的声音如击鼓一般，我想像我在暴风雨中急行军的样子。我的背包里一定有把口琴，这是我唯一能够熟练演奏的乐器。
在去巴黎之前，我已经去过布拉格，再由捷克到斯洛伐克，这是我匆忙走过的部分东欧。我们的车穿过漫无边际的绿色田野，我在并不辽阔的疆域中感觉到了一种舒展。斯洛伐克的那座城市没有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在一座城堡一样的建筑前面留影。后来翻看手机上的照片，城堡风化了的黄中略带红色的墙砖竟然让我想到青少年时期四处可见的土坯墙。我不熟悉革命之前的布拉格，只是知道“布拉格之春”、苏军与“布拉格之春”的夭折。再后来，我读到了米兰·昆德拉作品的中译本，《生活在别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身份》《无知》和《被背叛的遗嘱》，即使不涉及作品的内容，这些作品的名称都是一个知识者的精神符码。我和同行的朋友住在查里大学附近的酒店，这所大学是米兰·昆德拉曾经读书和教书的地方。来布拉格之前，我听过几遍斯美塔那的《伏尔塔瓦河》。在布拉格的几天，傍晚我会在伏尔塔瓦河的大桥上远眺，想像河水在远处流过一片森林，再汇合到布拉格。斯美塔那说，它流过猎人号角回响的森林，穿过丰收的田野，欢乐的农村婚礼的声音传到它的岸边。早晨，在布拉格广场漫步，我特别喜欢在天文钟前伫立，校对手表时间。其实，我知道自己的手表时间是准确的，但会不由自主地看看天文钟再看看手表，看看手表再看看天文钟。
离开布拉格的那个早晨，在地下餐厅用餐时，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我中青年时期的阅读，成了我的旅行地图。如果说这种阅读已经转换成一种思想，我的思想地图是两条一会儿并行一会儿交叉的路径。有时候，我甚至觉得自己站在这两条路径交叉的十字路口。我在学位论文答辩时说，我想通过这次写作完成一次自我批判。现在看来，我远远未能完成自己预设的那个目标。我时常在自己小区附近的一处草坪附近散步，冬去春来，夏秋交替，草木枯荣。这里曾经是一片布满瓦砾的废墟，在重新清理后废墟之上是草坪。苏州之前并无南门，现在称为南门的西南方是一处有百年历史的厂区，我说的这片废墟，就是当年纱厂女工的住地，我最早到苏州时部分房屋还在那里。废墟之上重新铺了泥土，但绿色的草坪总有十几处由绿转黄的部分，它们像大大小小的补丁贴在绿色的地上。有一天，我赤脚走进草坪，站在一片枯草上，我感觉到脚下有瓦砾的坚硬。我伸出右脚，脚趾间也长出了绿色的小草。
在塞纳河左岸，我按图索骥，寻找我想去的地方。那一天，万里无云，我从陌生的街道走过，总觉得不时遇见熟悉的人。我看见了萨特与波伏娃，看见了海明威，还有毕加索。这就是萨特写作《存在与虚无》的花神咖啡馆吗?我存在过虚无过吗?我无法回答我自己作为“人”的问题。在做博士学位论文《“文革文学”研究》时，我开始关注法国的“五月风暴”。就像我在自己的校园里或者其他偏僻乡村仍能看见残留的标语一样，路过巴黎的一所大学时，我也在墙上看到了“五月”的标语。即便这些痕迹都不在了，粉刷一新，但思想深处的一些记忆似乎很难涂抹掉。我知道，留学法国的周恩来也在这里喝过咖啡。这里有周恩来的巴黎，还有邓小平的巴黎。
我最早想如果有一天去巴黎得访问先贤祠是读了巴金的《随想录》之后。1927年巴金第一次到巴黎，五十二年之后巴金再访巴黎，感慨万千。他的《随想录》第一集多篇记叙他在法国十八天的经历。在《再访巴黎》中，巴金这样叙述他和卢梭的“重逢”：“不过，我的确喜欢巴黎的那些名胜古迹，那些出色的雕塑和纪念碑。它们似乎都保存了下来。偏偏五十多年前有一个时期我朝夕瞻仰的卢骚(梭)的铜像不见了，现在换上了另一座石像。是同样的卢骚(梭)，但在我眼前像座上的并不是我熟悉的那个拿着书和草帽的‘日内瓦公民’，而是一位书不离手的哲人，他给包围在数不清的汽车中间。这里成了停车场，我通过并排停放的汽车的空隙，走到像前。我想起五十二年前，多少个下着小雨的黄昏，我站在这里，向‘梦想消灭压迫和不平等’的作家，倾吐我这样一个外国青年的寂寞痛苦。我从《忏悔录》的作者这里得到了安慰，学到了说真话。五十年中间我常常记起他，谈论他，现在我来到像前，表达我的谢意。可是，我当时见惯的铜像已经给德国纳粹党徒毁掉了，石像还是战后由法国人民重新塑立的。法国朋友在等我，我也不能像五十二年前那样伫立了。先贤祠前面的景象变了，巴黎变了，我也变了。我来到这里不再感到寂寞、痛苦了。”那几天，巴金想得很多，他想起他在四十六年前问过自己的那句话：我的生命要到什么时候才开花?
巴金住在拉丁区巴黎地纳尔旅馆的七楼，这是罗曼·罗兰和海明威住过的旅馆。在巴黎的最后一个清晨，巴金打开通阳台的落地窗门，凉凉的空气扑面而来，他用留恋的眼光看着巴黎的天空。这是1979年的春夏之交，我在一个乡村学校教书。在读过了巴金的《随想录》和卢梭的《忏悔录》的许多年之后，我以知识分子的模样访问巴黎。冬天来了，我来到先贤祠前面的马路上，已是乌云密布的下午。在先贤祠卢梭的棺木前，我眼前同时出现卢梭和巴金。据说棺木里的卢梭遗体是不完整的，但里面有他的心脏。
因为没有去成拉雪兹神甫公墓瞻仰巴黎公社社员墙，我带着遗憾离开巴黎，离开法国。同样的情形又出现在我的俄罗斯之行中。我们在圣彼得堡大学参加学术会议之后再去莫斯科学术访问。同行的一位朋友熟悉俄罗斯，他问我想看哪些地方。在圣彼得堡，我如愿以偿，去了我想去的地方。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冬宫、涅瓦河畔的彼得要塞和普希金喝最后一杯咖啡的文学咖啡馆。或许看了阿芙乐尔号巡洋舰，我脑子里那天一直回响的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差不多有两天时间在说圣彼得堡时总说成列宁格勒。
我把那张有两条路径的地图带到了莫斯科。遗憾的是，列宁墓关闭，无法瞻仰。我顿时觉得红场不红。第二天，我们驱车去了托尔斯泰庄园。在庄园前的那条泥路上我心里在说：你好，托尔斯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