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怀宁县石牌镇北边牛形村的程家花园，大厅里展出有陈独秀致程演生的12封亲笔信。其中7封信是有关《新青年》的内容，今天看来，意义非凡。
同乡挚友情深深
陈独秀与程演生，原籍均为安徽怀宁县，今又同属安庆市人。只是陈独秀生于1879年，程演生生于1888年，陈独秀比程演生大9岁。而陈独秀的书信每每落款为“弟独秀”之类的，足见陈独秀对于程演生的尊重。程演生少年时就读于陈独秀参入创办的安徽高等学堂，说起来又是校友关系。
陈独秀于1915年创办《新青年》杂志，1917年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时任北大教授的程演生，致信陈独秀说：“独秀先生左右：读报得知足下近长北京大学文科，不胜欣祝。将于文科教授，必有大改革。西方实写之潮流，可输贯以入矣。其沉溺于陈旧腐浅古典文学及桐城派者，其亦闻而兴起乎?万望鼓勇而前，勿为俗见所阻。”陈独秀答复程演生说：“演生先生：手教谨悉。仆对于吾国国学及国文之主张，曰百家平等，不尚一尊;曰提倡通俗国民文学。誓将此二义遍播国中，不独主张于大学文科也。”1918年中秋节前一日，陈独秀差人送笺程演生说：“请兄明日来舍过节，并望午前即来，午饭后同游公园。”由此可见，此时的陈独秀与程演生私谊关系过从甚密，非同一般。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陈独秀夜间上街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程演生以及怀宁老乡邓仲纯(邓石如重孙)等人，都是这次秘密行动的积极参入者。此后，陈独秀与李大钊积极倡导宣传共产主义理论。1920年2月9日，由李大钊等人秘密护送陈独秀出京，转道天津乘船南下上海，在此主编《新青年》杂志以及筹建中国共产党。
封封书信为哪般
1915年9月15日，由陈独秀主撰的《新青年》创刊，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陈独秀在发刊词《敬告青年》上，满怀激情地讴歌“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呼吁青年“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号召青年“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
《新青年》是综合性期刊，编辑部本来设在上海。随着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随带至北京编辑出版。1920年春随着陈独秀返沪，重新迁回上海渔阳里2号。最大发行量达15000份，撰稿人达300多，其中影响最著者有胡适、李大钊、鲁迅、钱玄同。1923年改为季刊，由瞿秋白任主编，为中共中央理论刊物。
在上海办刊，经费是第一件事。为了筹集经费，陈独秀接连给程演生写信，商酌筹措事宜。
1920年6月15日信说：“演生兄：日前寄上招股章程4张，谅已收到了。石寅生兄处的股款，不但大宗的无望，并救济眼前的一二千元，也来信说无法可想了。此事果然不出吾兄所料。老夫言过其实，几乎误事。兄前函说颇有人能出一股二股者，倘能实行，请速速汇来，以便将《新青年》早日印出。”此信中的“招股章程”，是指筹建“新青年社”的股份章程，由原来的群益书社改为新青年社自己出版发行。据陈独秀研究专家沈寂先生考证，石寅生(1878-1943)，安徽寿县人，是黄花岗烈士石德宽(安庆市德宽路因其命名)族兄。在日本留学时认识陈独秀，民国之初又同在安徽都督府共事。本来石寅生靠着甘肃省督军张光鉴(安徽肥西三河人)在陇西协办商运，赚了钱。此时在天津赌博一个晚上输了十几万元，而导致原本答应陈独秀的招股无法兑现。
陈独秀急于出版《新青年》，仅隔两天，于6月17日只得又写信给程演生，催促筹款：“演生兄：石寅生款已分文无望了。《新青年》又急出版，由兄所接洽的款股，倘能现实，甚望速速汇来，以济眉急。”
在这种情况下，程演生又要到法国去留学，也要筹款。程演生家庭准备将位于安庆城内的祖宅程家大院出典，届时将一部分典款救济一下《新青年》的出版。程演生便将这一情况函告陈独秀。陈独秀当然是高兴不已，而且急不可耐地要程演生多多出资。8月2日，给程演生寄信说：“演生兄：新青年发行所已布置停妥，日内可开始营业了。八卷一号《新青年》九月一日出版。吾闻兄分家得四千金，万请吾兄以半数付新青年社股。既官费不成，以两千金赴法，八年足用。如得官费，则请以三千金入股。分家倘成，既无官费，亦望西游，淹留都中，似觉乏味，尊见如何?《白话文选》已编成否?新青年社初成立，甚空虚，无货卖。望吾兄赶速将此书上编寄来，以便付印。望代催抚五兄速速为《新青年》做一篇文章。”这里，陈独秀为了《新青年》向程演生索要典资，近乎“严苛”。某种程度上说明他们二人的关系的的确确不一般。抚五，即王星拱(1887-1949)，安徽怀宁县人，毕业于安徽高等学堂，留学英国，时任北京大学教授。
仅仅时隔一周，8月9日，陈独秀又急不可耐地给王星拱、程演生写信，索要经费。信说：“抚五、演生二兄：八卷一号报准于九月一日出版。此时需款甚急，倘大学款发出，弟希望兄等各筹一百元送守常或申府手收，以便拨用。如何?乞复。此祝暑安!”显然，此时陈独秀催款之急，显得既愁肠百结，又无可奈何。守常，即李大钊。申府，即张申府，时在北大任教。
程演生《白话文选》书稿，原计划交给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不知怎搞的，程演生交付了胡适。陈独秀听闻胡适准备将书稿卖给出版社。8月21日，陈独秀便急急地给程演生寄信，劝促拿回书稿。信说：“兄所选的《白话文稿》，望速速向适之取回。因为他打算将此稿卖给中华书局出版，真是出人意料之外。这件事一半是吾兄懒惰之过也。适之在京很受人攻击，想必也有自取之道也。”这里的“适之”，是胡适。
虽然，此信没有谈及《新青年》的事情，但仅仅过了7天，陈独秀于8月27日便来一信，仍然谈到《新青年》筹股事宜。信中说：“吾兄何日回皖分家，我很盼望吾兄早日实行此事，好帮助‘新青年社’的社股。吾兄若不肯帮助，别人便不必谈了。”陈独秀此信中嘱咐程演生“得暇望吾兄为做几篇小说描写工人的苦况”。足见陈独秀在艰苦支撑《新青年》的同时，还不忘记对劳苦人民的予以极大的同情于怜悯。
废纸篓里留真迹
程演生，又名衍生，别号天柱山人、天柱外史。留学英、法、日，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出使土耳其、波斯、阿富汗、暹罗四国，省立安徽大学校长，兼安徽通志馆副馆长，1945年任安徽学院院长。新中国之后，曾在上海任人文中学校长、上海市文史馆馆员。
据《安庆历史名人》介绍，程演生“酷爱戏曲艺术，尤好京剧，与当时京剧名流杨小楼、夏月润、程继仙、梅兰芳等交往频繁。所著《国剧概论》《皖优谱》等论著，为中国戏曲艺术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皖优谱》成书于1939年，以“天柱外史氏”署名。辑录了乾隆以来安徽籍的昆曲、徽调、皮黄艺人的情况，叙述徽调和黄梅戏发展的历程，是研究安徽戏曲史的珍贵资料。程演生著述非常丰富。如今，仅在怀宁石牌“程家花园”展厅，就有《圆明园考》《太平天国史料》《黄山志定本校记》《模范文选》《明武宗外纪》《扬州十日记》《信及录》《崇祯长篇》《烈皇小识》《倭寇事略》《中国内乱外祸历史丛书》《皖优谱》等。已经传唱90年的《安徽大学校歌》歌词就出自程演生校长之手：“潜岳苍苍，江淮汤汤。夏商肇启，雍容汉唐。文化丕成，民族是昌。莘莘多士，跻兹上庠。潜岳苍苍，江淮汤汤。缅怀先哲，管仲蒙庄。高文显学，宋清孔彰。莘莘多士，跻兹上庠。”
1955年，程演生在上海病故。据吴文质《陈独秀遗简》文章载：程演生夫人周金娣患神经病，程演生的遗稿、书简等散弃字纸篓中，其中陈独秀的书信手迹则在另一个简易的册页中。
程演生孙女程瑶女士介绍说，她是爷爷原配夫人董婉的后人，居住安庆。解放时爷爷与周夫人生活在上海。爷爷去世后，上海市博物馆将他的遗物包括图书、手稿、资料及流散文物拉了一汽车走了，唯独房间拐落里的字纸篓子没有人注意。因而，陈独秀致程演生的12封信手迹，被遗留下来。不久，程演生的昔日老友李则纲来到上海，特地到程演生故宅来访，在程演生书房门拐发现了字纸篓，使得陈独秀的手迹重见天日。这些手札，对于研究《新青年》与陈独秀及其领导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无疑是极为宝贵的史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