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谷雨”。老天真应时令，淅淅沥沥的小雨下个不停。未去走路锻炼，在家有一搭没一搭慢慢做家务。耳听阵阵雨声，脑海里浮现出儿时的诸多趣事。
我家大妈
■李 明
大妈是我家保姆，苏北人，大嗓门，矮矮胖胖，高高的颧骨红扑扑的，比我父母略小几岁。因有些上海本地人轻视苏北人，称之为“江北人”，并称他们的聚居地为“下只角”，所以从小父母就明令严申我们家不许出现“江北人”这个词，实在需要时必称“苏北人”。家有三姐妹分上中学、小学和幼儿园，还有一位我父亲的婶母(我们称好婆)，丧偶又无儿无女，和我们共同生活。父母在报社上班早出晚归，故从我记事起家里一直有保姆住家帮忙做家务。
大妈朴实善良，性格爽朗，做事麻利，和我们相处亲如家人。印象中她每天起大早出门买菜买早点，回来烧早饭，等我们上班上学的先后起床洗漱，她已经坐在小板凳上开始搓洗衣服了。家里因为她的照料，生活有规律，爸妈很放心。
每到夏天放暑假，妈妈规定三姐妹每天下午可以各吃一支冰棍(上海称棒冰)消暑。炎热的午后，我们仨各躺在用椅子或方凳拼起来的“凉床”上一遍遍哼唱“大妈哎，且(吃)棒冰哎!且仔(吃了)棒冰哎，阴凉哎!”大妈“大权在握”，“八(不)行!睡觉起来才可以且(吃)!”天热，哪睡得着啊!在我们软磨硬泡的一再央求下，大妈才得意地从衣襟口袋里掏出1角2分钱，通常是交给最小的我，颠颠地顶着烈日跑去弄堂口卖冰棒小贩处买回三根红豆或绿豆冰棒，继续躺在“凉床”上慢慢享受，那个滋味儿，美啊……
过去年代照相的机会较少，家里相机用的是120胶卷，曾给大妈拍过照，但是洗后都给她了。这张照片是大妈回乡养病时她女儿寄给我们的。
那时，我家住在老式里弄的石库门房子，一栋房子里往往住着好几家人，每家只有一间或两间房，挤着祖孙三代，孩子又多，相当逼仄，就像著名滑稽戏《七十二家房客》的真实写照。弄堂里有一口井，井水清凉。夏天傍晚，居民们纷纷吊井水冲洒地上的暑气，占地盘便于晚上乘凉，还提桶井水回家冰西瓜。因这口井就在我家门口，居委会委托大妈“多费心照管一下”。闷热的下午，总有孩童们忍不住家中酷热，悄悄跑到井旁吊水嬉戏互相洒闹，既不安全，又影响居民来回行走。每到这时，只见大妈双手叉腰，往门口一站，大吼一声“那一够(个)侠们(小孩)八(不)要命啊!”孩子们立刻撒丫子跑!久而久之，只要有人喊“大妈来喽!”小顽童们即作鸟兽散，伴着哗啦啦阵阵木屐(那时没有塑料拖鞋，大人孩子在家都穿木拖板)声，最突出的是大妈开心得意的爽朗大笑……
上世纪60年代中期，“史无前例”的运动开始，里弄组织家庭妇女政治学习，大妈也被拉去，回来后问她学了点什么?她说“讲什哩赫龙小虎(赫鲁晓夫)、偷鸡麻刀(投机倒把)，一点够听八(不)懂!”引得我们笑得前仰后合!
随着运动的进展，“造反派”、“保皇派”斗争日趋激烈，父母分别被打成“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我妈妈还因外公早年由武备学堂公派德国炮兵学院留学，毕业后回国任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教官，文职少将军衔，被打成“国民党少将之女”;又因抗战时瞒着家人去延安，至西安被国名党部队拦下，后加入由我地下党领导的“西北青年战地服务团”，为掩护革命工作，所有团员集体填表加入“国民党”，被贴上“国民党孝子贤孙”标签;还有同学出国前拜托照顾家人，成了“里通外国分子”，好吓人的大帽子!报社造反派来里弄居委会要求大妈“不能为剥削阶级干活”，要她“划清界限”离开我家。妈妈也怕她受连累，劝她回家乡。大妈坚决不干!说她是贫雇农出身，什么都不怕!困难时期，一定要和我们一家在一起!就是不走!不要钱也不走(妈妈工资被扣，每月只发12块钱生活费)!后来，父母双双被送去“五七干校”劳动，大姐作为66届高中生(老三届的第一届)去了崇明农场，家中留下年逾80的好婆和两个10多岁的女孩，全靠大妈精打细算照料，挑起了护家大梁!
这两个扭秧歌的瓷娃娃是父亲出差景德镇时买回家的。大的像极了大妈，父亲说这是大妈和爱跳舞的我。这对瓷人一直放在上海家里的玻璃书橱中，看到她我们就想起大妈。
大妈身世很苦。少年丧父母，中年丧夫，晚年又丧子。她常对邻里们说：在我家的二十多年，是她这辈子里过得最舒心的时光。聊天时妈妈对她说：“三个女儿，将来都可以为你养老，随便你选哪一个。”我和大姐悄悄议论“她肯定选平平(二姐)，平平是她干女儿!”二姐小时候特别瘦，大妈格外心疼爱护她，我们姐妹间吵架拌嘴也都向着她，我和大姐戏称大妈是二姐的干妈。只见大妈嘎嘎大笑“哈哈!那一够(个)都行欧!都好都好哎!”
我上小学三年级后，会写信了，大妈常让我给她苏北的女儿女婿写信。她说大概意思，我编内容，写完念给她听。该写信封了，我问她“地址哪里啊?”她说“苏北江都。”我问“苏北我知道，江都是哪两个字呢?”她怪我“还读书人呢，江都都不晓得!江地够(个)江，都地够(个)都!”我哈哈大笑，再问“那你的名字刘素英是哪三个字呢?”她更急了：“刘地够刘，素地够素，英地够英嘛!怎么那么笨哩!”我趴在桌上笑得直不起腰来，大妈真是太可爱了!
有一段时间，上海物资供应奇缺，不仅肉类、黄豆、白糖、肥皂等要凭票，连最普通的青菜都买不到，成了奢侈品。大妈有办法!她和几个老街坊联手，半夜起来去菜场摆好几张小板凳或几块砖，轮流看守，早晨开市总能拎一篮碧绿碧绿的蔬菜喜滋滋地回来。同学们羡慕我家餐桌常有青菜，大妈还好几次让我和姐姐们提着她的“战果”分给我们各自的闺蜜好友家。同学的家长一再感谢，夸她本事真大，大妈可高兴了!记得有一次，大妈从菜场回来，捂着菜篮子神神秘秘地卖关子，要我们猜她买回了什么好东西?大家猜了几个都不对，她忍不住得意洋洋地大声说“哈哈!都猜不出来嘛这个山芋就把我一够(个)人且(吃)!”我们异口同声回答“是山芋!”大妈一脸懵“咦!咋够(怎么)晓得地哩?”家中洋溢着苦中作乐的一片笑声。久而久之，大妈成了我家那一片的“公众人物”。从弄口出来，东至整个菜场，西到路头的大饼摊、点心店，几乎没有人不认识大妈，谁都能分辨出她的大嗓门苏北话和爽朗又极富感染力的“哈哈哈”。
大妈还经常和我父母开玩笑。一次星期天，爸爸修好了家里的自来水龙头，大妈说“李同志(她对我爸爸的称呼)本事是蛮大的，不过你要是能挑一担煤球回来我就服你!”她想着像我爸爸这样的大知识分子，肯定好面子不会去，也不会挑担子。谁知过一会儿我们发现爸爸不见了!大妈赶快去找厨房抽屉的买煤本子，也不在了!大妈急了：“八(不)得命了!李同志真的去喽!”马上出门往煤球店跑去，我们也在门口翘首期盼。又过一会儿，只见爸爸真挑着一担煤球从弄口走来，大妈在后面抢也不是扶也不是，邻居们见状也纷纷诧异，知道的怪大妈玩笑开大了。我们姐妹可为老爸骄傲了，家里又飞出一阵欢快的笑声……
儿时像楼梯样的三姐妹～大姐刚上初中，二姐上小学，我上幼儿园。
日子过得飞快。转眼，从崇明农场抽调回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上学，毕业后分配至敬业中学(上海最古老的中学)当老师的大姐结婚生子，大妈又自愿承担起看护第三代的重任(此时二姐进了上海照相机二厂工作，我则离开上海考入安徽省歌舞团，成为了一名舞蹈演员)。家务事虽有减少，但妈妈和大姐怕大妈过于劳累，待小家伙刚满两岁即把孩子送进了托儿所。第一天送去，小家伙在里面哇哇大哭，喊着“大妈阿布(婆)呀!”大妈在门外扒着门缝低声啜泣，泪眼婆娑，满满的不舍。邻居们说：就是亲孙子也不过如此吧!这画面我虽没亲眼所见，只是回沪探亲时听家人描述，但却牢牢定格在脑海中，再也抹不去……
大妈趣事多多，也教会了我很多本领：择菜洗菜洗碗、生煤炉封炉子、淘米煮饭及该放多少水、炒青菜炒西红柿鸡蛋、洗自己简单的衣服等，还教会了我和二姐纳鞋底。父母后来下放“五七”干校劳动的几年，单鞋棉鞋都是我们姐妹自己做的。
大妈的晚年很遗憾没有和我们家人过。她儿子儿媳妇相继因病过世，孙子孙女尚未成年又值叛逆期，大妈为照顾管教他们，离开我家坚持与他们同住。在这期间受了孙辈不少气;又去医院做护工补贴家用，因过度操劳，身体每况愈下。逢节假日，大妈总会来“老东家”放松一下，看望“李同志”“周同志”一家，重尝她熟悉的饭菜“解馋”，向我们倒倒“苦水”。每次大妈一走进弄堂，就有老邻居不断与她打招呼，她的大嗓门和标志性的大笑先声夺人，老远就传到家里。大姐、二姐的孩子一听到就欢快地叫着“大妈阿布(婆))”飞快地跑出去迎接她。
大妈最后回苏北女儿家养病，不久就去世了。他女儿事后才写信告诉我们，令全家人不胜唏嘘，妈妈特地汇去了唁金。
大妈是个好人。她在我的生命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好的印迹。我们一家人永远不会忘记她。
大妈，我想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