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年底，中国嘉德秋拍特别策划推出的“独秀—陈巨来的艺术世界”专场举槌开拍，呈现了安持老人经典的自用印和自作印谱，老人与吴湖帆、张大千、溥心畬等书画名家往来时所作书画及题跋，老人的手稿和收藏，以及和朋友之间的影像、信件等拍品130多件，成交率和总成交额均属可观，堪称精彩纷呈。消息传来，想到老人为我刻过一方藏书印，何不请印家朋友帮忙做成印蜕及边款拓片，一方面留存纪念，另一方面，如果将来出书什么的，也许能够派上用场。就在取出印章的刹那，我心中始终存有位置的、关于老人的种种往事，就像过电影一样在脑海里闪回着。
最初听说陈巨来的大名，那是将近40年前。1983年底，我从安徽师范大学调到省艺术研究所工作，在所办刊物《艺谭》担任编辑。次年元月，编辑部领导派给我一桩美差，前往沪上拜望刊物的老作者并约些新稿。我拿到拜望作者的名单，顿时大喜过望，其中好几位如郭绍虞、朱东润、徐中玉等，都是我读大学时从教科书上认识的泰斗级教授，如今得以当面受教，岂不是人生快事。名单上也有很生疏的名字，比如陈巨来，听编辑部的前辈介绍，这位安持老人可了不得，是我们国家几百年才出一个的篆刻大师。
到沪之后，常为《艺谭》写稿的一位年轻作者(只记得家住鲁班路，名字实在想不起来了)充当了联络人的角色，帮着安排何天到何处拜望何人。他说，安持老人的身体不好，正在住院治疗，视情况看看能否去医院探望。过了两天，他告诉我，医生有个建议，再过几天就是农历年关，为了老人能够回家过节，近日以静养为好，尽量少些打扰。他还说，老人得知《艺谭》的同志来沪拜访，很欣慰，很感谢，打算身体情况稍好后刻印留念，让我自己选择印面文字。那次沪上之行，我在拜望其他作者时获赠了几部重量级的著作，于是回答说，祝老人早日康复，若康复后能够动刀，那就请刻一方藏书印。然而没想到的是，这次没有见到老人，以后便再无机会了。
回到合肥，大约一个多月的时间，我收到沪上那位年轻作者寄来的包裹单。打开包裹，一方青田石印章出现在我的眼前，印面分明刻有“唐跃藏书”四字，边款则清晰记录了治印时间和治印者：“唐跃同志雅正，甲子正月巨来刻，年正八十。”包裹里还夹带了一封短信，信中说安持老人已于正月十四不治辞世。我右手举着信，左手捧起印章，泪水扑簌簌地流了下来。回过神来琢磨，那一年的春节是正月初二，老人在病重的情况下坚持回家过节，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几天，而我的这方藏书印，应该就是这几天里刻成的。
有了这方印章，我更加关注安持老人的治印生涯和成就。老人幼承家学，篆刻初从嘉兴陶惕若，又拜一代宗师赵叔孺先生为师，以《十钟山房印举》为本学习汉印。再由赵师介绍，结识了富于收藏的吴大澄之孙吴湖帆，借得吴家旧藏的汪关《宝印斋印式》潜心研究，用刀渐入佳境。此后见到平湖葛书征所辑的《元明清三代象牙犀角印存》，开始主攻老当、工稳的元朱文，及至炉火纯青，被乃师誉为“近代元朱文第一人”。了解到这些，我的心头浮出一丝遗憾，因为印章上的“唐跃藏书”四字并非元朱文，而是满白文。再往后，我在《安持精舍印存》和《安持精舍印冣》中欣赏老人印谱，看到许多满白文的印章，方知他的元朱文名气极大，是因为刻成了“天下独步”，而非不擅长其他样式如满白文、古玺等。我甚至发现，那些姓名印以及带有姓名的印章，多为笔画格外壮观、豪迈的满白文，或许包含了一层尊重和恭敬的意思，老人为吴湖帆、张大千、溥心畬等好友刻过多方印章，绝大部分用的满白文;另如《湘潭毛泽东》《沈钧儒印》《沈尹默印》《章士钊》《悲鸿》等，都是布局充实饱满、红地一线仅留的满白文精品。
虽说头顶“近代元朱文第一人”的桂冠，安持老人的生平却并不一帆风顺，甚至屡遭磨难，常常身处逆境，许多经历令人唏嘘不已。上个世纪50年代末期，老人被打成“右派分子”，送来安徽劳动教养，先到蚌埠，又到淮南，前后三年半时间，吃的苦和受的累不堪回首。
1958年冬天，安持老人随从劳教队伍乘火车到达蚌埠，当晚在收容所住下。那天下着大雨，接收方没有做好准备，房间里设备异常简陋，秩序分外凌乱。到了晚饭时分，有人拎进来一大桶地瓜汤，地瓜并不多，都是地瓜秧子和汤水。大家坐了一天火车，早就饥肠辘辘，有力气的挤到前面，用刷牙杯子深捞桶底的地瓜，老人力气小，只能喝汤。好在盛宣怀的外孙庄元端也是同行的“右派”，他年纪轻，个子高，捞到一些地瓜，分了两块给老人。20多年后，老人对此念念不忘，在上海见到庄元端旧事重提：“当时我已经饿得眼冒金星了，要不是你的地瓜，能不能熬过那一晚也难说。”
几天以后，安持老人被分配到淮南，在一个炼焦厂里劳动改造。时间长了，管理上稍有宽松，老人一边在厂里干活，一边利用业余时间为别人刻私章，按照一毛钱一个字收费，跟街头的刻字匠相当，总共刻了两千多方。1960年，老人收了一位名叫董聘的12岁的学生。尽管身份尴尬，处境艰难，老人教起学生还是一丝不苟，批印改印从不敷衍，只言片语中蕴含着深刻、精到的治印理念。看到学生刻印的毛病，老人总是一针见血，毫不客气，如对《张欬》印批阅道：“此印近于元人刻牙印，笔力太弱了”，对《大利》印批阅道：“此方笔画很臃肿，以后注意”。而看到学生刻出了好印，老人则是喜不自禁，激励有加，如对《周庆》《臣庆》两印的批阅文字洋溢着褒奖和鞭策：“此二印深得汉印气息，古拙有力，可喜可喜。以后专致力于此一路，可以上臻程穆倩、巴隽堂，俯视浙皖矣，勉之勉之，巨来志。六一年元月此二印应保存，勿磨去，巨又志。”
上个世纪90年代，我在《万象》杂志上持续多年读到安持老人的连载文章，讲述民国时期上海文化名人的掌故轶事，写的文白夹杂，信手拈来，鲜活生动。到了2010年前后，老人的外孙孙君辉把发表过的、以及少数尚未发表的同类文章编成《安持人物琐忆》一书，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影响极为广泛，深受读者追捧。又过了两年，我从一些资料上得知这些篇章的来龙去脉，心中翻腾起万千滋味，久久说不出话来。原来，老人从安徽回到上海，很快遇到了“文革”，再次受到冲击，被关押进“牛棚”。在牛棚里，老人回忆起许多鲜为人知的往事，以蝇头小字记录在旧卡纸、甚至香烟壳上，又唯恐自己来日无多，把写成的文字托付给牛棚里的难友施蛰存先生，嘱咐日后倘有机缘，一定帮助出版发行。施蛰存深知手中文稿的分量，不负重托，妥善保存，后来通过周邵先生，转交给正准备创办《万象》杂志的陆灏先生。陆灏拿到的文稿，字小不说，还没有段落，也没有标点符号，于是花了很多心血加以整理和编辑，使之斐然成章，放到刊物连载，直至推荐出版。
想到这里，我摩挲着手里的印章，感受着窗外残春细雨带来的一丝凉意和几分愁绪。此情此景，正合安持老人曾经刻在一方闲章上的诗句：春愁如雪不能消。这句诗出自元人倪瓒的《竹枝词》，倪瓒以画名世，画作瘦风寂雨，疏木寒亭，清冷萧瑟，萦绕着生不逢时、遗世独立的淡淡愁思。老人以诗入印，似乎也结合了自己的身世，加入了自己的心境。如老人这般，在中国篆刻史上声名赫赫，卓然而立，却遭遇过这样多的曲折和不幸。面对曲折和不幸，老人从不怨天尤人，从不就此沉沦，从不放下手中的刻刀，做到了活到老、刻到老。而其他人呢，难道不应该做些什么，阻止这样的不幸再有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