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伟章：著名作家，代表作长篇小说《饥饿百年》《世事如常》《谁在敲门》等，长篇非虚构《凉山叙事》。曾获《人民文学》奖、《十月》文学奖、《当代》长篇小说奖、红岩文学奖等。小说多次进入全国小说排行榜，入选新时期中国文学大系、全球华语小说大系、《亚洲周刊》十大华语小说等。四川省天府文化领军人才、中宣部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
水中央(节选)
罗伟章
那时候，华蔚林在东轩城就有名了，茶余饭后，常听人谈起他，说他做过知青，下过矿井，在矿难中断了左腿，成了跛脚;说他有过四次婚姻，前三次都栽了花石榴，第四次终于结果，得一千金。说得最多的，自是他的文学才华。他没念过大学，高中也只读过两个星期，却创作了百余万字小说。当年的东轩，写小说的如同现在炒股的，我是指人数，但也真有几位，冲出市境，在更大的世界混出了脸面——这其中不包括华蔚林，但无关紧要，华蔚林并不只靠小说挣名，他还写剧本，有一部剧本还拍成了电影。
东轩市下辖一县，名普光，普光县大河镇有个奇女子，名叫许春苇，华蔚林那个拍成电影的剧本，就取材于她。许春苇十七岁那年，不幸触电，双臂被截。当她从手术台上醒过来，得知自己的处境，竟没半句儿言语，只静静地流了几行泪，就凭本能思考一个问题：人，是不是可以重新定义?手脚分工，是不是万万年的老眼光?假定人生来就没有手，脚不也要为手代劳吗?
观念催生能力。仅半年，许春苇的两只脚，就能自如地梳头、吃饭、写字，穿衣服，上厕所，更不在话下。又过半年，即能单脚走路，虽是蹦着走，却身轻如燕，顶碗水在头上，也不会荡出来。她就这样腾出一只脚来当手用，提篮拎筐，行茶办饭，啥事都不耽误，而且去福利院做义工，照拂孤寡。
许春苇的事迹，以前未见任何报道，因此可以说，是华蔚林发现了她。他多半是从她身上看见了自己。再高明的作家也藏不住自己，内心褊狭，字里行间就阴郁潮湿，小时候挨过饿，写块石头也能闻到食物香。华蔚林残疾那年，同样不满二十岁，却一步一跛地走到了今天。
单凭这一点，我就对华蔚林心生敬意，尽管从没见过他。
可奇怪的是，凡是谈论华蔚林的人，无不把他当成笑话。即使说到他的文学才华，也是当成笑话说的。我听来听去，听出一个意思：嫌他文凭低了。那正是唯文凭是举的时代，只要有张大学毕业证，再丑的男人，也能怀抱如花美眷。东轩城出了名的那几位小说家，都念过大学，其中一位还出身复旦。只有初中文凭的华蔚林，实在不该抢占风头。这是不是身份歧视?我觉得是。却没人愿意承认，他们说：你不知道啊?华蔚林是东轩四大名丑之一。
东轩类同重庆，是座山城，清溪河穿城而过，分出南北。北城是老城，所有重要机关、重要人物，都在那边，我所在的邮局，是在南城，地界所限，加上位卑人微，消息究竟不很灵通，“四大名丑”是第一次听说。问哪“四大”，张三说的和李四说的，很不一致。
但不一致的是另外三人，华蔚林则是众口一词，成为当然人选。
这倒让我对他越发好奇。
取材许春苇的那部电影，名字就叫《春苇》，上映没多久，便传来得奖的消息，华蔚林作为编剧，要去北京参加颁奖会。这也没啥，几位小说家已多次得奖，去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都参加过颁奖会，可他们参加的，最多是当地部门领导出席，而华蔚林参加的，却有中央首长在座。正因此，东轩日报和晚报社，才连忙派出记者，去普光县采访电影的原型。
我听说，华蔚林载誉归来，无论风晨雨夕，都在大街小巷游走。他不是腿不好吗?没关系，走慢些就是。他那腋下，夹着一本厚达半尺的相册，见了人，就手一拦，然后把相册打开，一页一页的，翻给人看。那是首长与他握手的瞬间。所有照片都是那个瞬间，只是缩放成了不同的尺寸。
街市上最不缺的就是人，因此华蔚林即使有健壮的双腿，也走不快。他不需要走快。他要的就是慢。他要把他的光荣，分享给每一个东轩市民。如果是外地游客，他更高兴。游客会把他的荣耀散布四方。看完相册，他便胸脯一挺，伸出右手，说：我以某某某握过的手，来握你的手!
这件事我听过不下五十回，其中有八个人，都说自己碰到过华蔚林，都看了他的相册，也见他伸出右手，无比庄严地说出那句话。
“我才不跟他握!”我的一个女同事说，“他领奖回来都有半年了吧?没有半年也有三个月，肯定一直没洗过，吃喝拉撒都用那只手，想起来恶心。”
我瞟她一眼，心里奇怪地有些寂寞。
幸好我从没对人讲过我尊敬华蔚林。
女同事问我：“你要是见了他，跟不跟他握手?”
我想了想说：“不。”
其实我也拿不准，说“不”，纯粹是为了讨好她。她长得很漂亮。
她又问我：“是不是很恶心?”
恶心这个词我说不出口。也不想说出口。她的眼神和口气，分明知道自己漂亮，也知道我是在讨好她，就想用她的漂亮和我的讨好来控制我，我就不喜欢了。
报纸上零星地有些关于华蔚林的消息，当然没说他去大街上翻相册、把首长握过的手赏赐给路人去握，是说他从北京回来后，市里组织了《春苇》的研讨会，连市委书记也到了场，并且讲了话。这样的待遇，也是其他作家所没有的。
说华蔚林炙手可热显得夸大其辞，毕竟，对他的报道并不多，连开他的研讨会，他也只是个由头，主要是传达市委书记的讲话。但说华蔚林春风得意，哪怕没亲眼目睹，只凭空想象一下，也应该是合理想象。
然而，合理的不一定合法，合理合法的，不一定正确。
在华蔚林自己看来，他既非炙手可热，也没春风得意。
他说：“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
这是因为，他以前是市文化局的小职员，现在照旧是个小职员。
对多数人而言，这已经很好了，毕竟你曾经只是个挖煤的，你不仅从地下爬到地上，见到了太阳，还进了文化局。那几个小说家都在文化局，从不去单位，只在家睡觉、看书、写作、给读者回信、把玩女读者寄来的照片，薪水照领，稿酬自得。华蔚林也可以这样，但他不。他是天天要去上班的。
上班却没事给他做，这让他苦恼。
于是他去找局长。
局长说，你跟他们(指那些小说家)一样，没安排具体事，是想你们把写作当正事，你把正事做好不就行了?他问：“我正事做得好不好?”局长说好，但不能骄傲自满，要对得起你得到的荣誉。他说：“我就是觉得对不起。”局长把桌子一拍：“这就对了嘛，继续努力嘛!”
这时候，他摸出一支烟来点上。他平时不抽烟，带包烟去，是想给局长发，结果局长前天才把烟戒了，他怕浪费，就自己点了。不会抽烟的人，吐出的烟是散的，而且眯缝着眼睛。他就眯着眼睛对局长说：“你觉得李东平咋样?”
李东平是个小说家，但不属于最出名的那几位。
局长诚恳地说：“他还比不上你。”
“你是指哪方面比不上我?”
“当然是写作嘛，你到底有个剧本打响了，他还只是在冒烟儿。”
说着，局长把飘到他鼻子底下的一缕烟扇开，表情很是挣扎。刚戒烟的人，闻不得这东西。闻着臭。而且深知这种臭很容易就变成香。
听了局长的话，华蔚林摇着头，“不是这样的，”他说，“写作上，他固然比不上我，但关键不在这里。李东平当干部之前，天天骂娘，这里不公平，那里有腐败，骂得那个难听，你是知道的。可这样一个人，你提拔他，让他当了科长。我呢?洪水来了我写抗洪，旱灾来了我写抗旱，计划生育来了我写《独苗赋》，时代需要自强不息，我写《春苇》。我敢拍着膛子说，我所有创作的方向，都是指南针的方向。但我的忠心耿耿，领导并没看见，所以不愿给我事情做。”
“怎么没给你事情?写作不是你的事情?”局长又是那句。
“那李东平呢?他为啥就当了科长?”
这差不多是质问了。
局长不接受质问，因此沉默着。
沉默并不是态度，而是对态度的隐藏，只有当沉默变成声音，才能确证态度。如果一直沉默呢?那也是一种声音。华蔚林听到的，就是这种沉默的声音。
他照旧是个小职员。
他感觉到，自下而上不仅吃力，还是玩命，上头锨下一锹土，就能把你埋了;自上而下则不同，那是摧枯拉朽，也是入川归海。于是他不想再找局长，也不打算找分管文化的宣传部领导。他要直接去找市委书记。
市委书记姓何，早就知道华蔚林，因为《春苇》，又和华蔚林见了面，对他的来访很是欢迎。他先表扬了一番，又鼓励了一番，正要关心来访者的近况，华蔚林就说话了。他说的，就是给局长说过的，而且还说：“讲老实话，我有些伤心，何书记你知道，我不是为我自己伤心，我是害怕给社会上传递出一种错误信息，就是领导不需要忠诚，也藐视忠诚。我就为这个伤心。”
何书记什么表情，外人当无从得知，但传言者振振有辞，说何书记很尴尬。书记怎么会尴尬呢?便又纠正，说是愠怒。
不管是尴尬还是愠怒，华蔚林都没受影响，他问：“何书记，我可以用一下你的电话吗?”书记翘了下指头。这很可能只是个无意间的习惯动作，但华蔚林当成了应允，说声谢谢，就站起身，从裤兜里摸出电话本，翻到某一页，看一眼，够着上身拨个号码，再看一眼，再够着上身拨个号码，这样拨过去，说：“我找梁部长。”大约过了半分钟，他嗨天嗨地的，说梁部长啊，我在遥远的东轩向您问好，向您致敬!并没说别的，只这么问好、致敬的重复几遍，就说梁部长，您日理万机，我不敢耽搁您，以后专程去北京拜望您。
电话一搁，何书记的脸色变了。
梁部长。北京。日理万机。这诸多信息，都指向特定的梁部长。
没过多久，华蔚林就当了市文化局艺术科科长。这其间或许也有短暂的过度，比如先当副科长，再迅速扶正。但我知道的时候，他已经是科长了。
许多人认为，华蔚林能得逞，是把何书记吓住了。华蔚林的水深水浅，何书记是摸不透的。他去北京受到过大领导的接见，很可能趁此机会，和某些要员结识。再者，每逢换届，省里的，中央的，当然也包括市里的，谁当选，他都要发贺电，你把这当成笑话，说首长根本看都不看，可万一看了呢?看了，就把华蔚林三个字记住了。何书记知道华蔚林，不首先就是看了他的贺电吗?鉴于此，何书记觉得，这个跛脚的矮子(华蔚林身高刚过一米六)，即使不靠他，也最好别惹他。给个科室领导让他当当，也不值啥的。
如此揣度，相当于嘲笑华蔚林的同时，也嘲笑了何书记。大家都相信何书记会那样想，都认为他不会怀疑：华蔚林的那个电话，果真打了吗?会不会只是装模作样拨几个号码，就呼天喊地一通?这是完全可能的，何书记竟然信，还被吓住了。毕竟是从基层上来的。何书记先是在公社当广播员，后管农业、管林业，再当副书记、书记，然后进区委，进县委，进市委，在市委多个部门混了一圈，才进入核心领导层，最终登上东轩最高宝座。说他是一步步干过来的，当然没错，说他是一步步吓过来的，也没错。
长时间被吓，人会变傻，这确实有科学依据，但落实到何书记身上，就是对他的污蔑了。从某种角度说，何书记是个单纯的人，至今接受电视台采访，还动不动就冒出从基层带来的粗话，比如：“今年雨水不顺，狗日的我们粮食还是增产了!”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何书记还有个外号，叫茅台书记，可他下去走动，你当真拿茅台给他喝，他会生气的，生气到饭也不吃，转身就走。底下人便向外地取经，换瓶装酒，还在那瓶上贴了标签，去的是普光，标签就是“普光白酒”，去的是红景，标签就是“红景白酒”，说：我们用土酒招待何书记。何书记闻一闻，抿一口，说，蛮好的，蛮好的，就是要大力发展地方企业。离开时，又说：你们这土酒不错，给我装二十斤，让我也当一下你们的宣传员。
这样的人怎么会傻呢?
分析起来，何书记给华蔚林一个职位，没别的原因，就是被华蔚林的那段话打动了。
哪怕仅仅出于好奇，我也想跟华蔚林认识。我觉得这个人很好玩。作为“四大名丑”的当然人选，我却没怎么感觉到他太难看。即使丑，也丑得可爱，我是这样想的。这或许是我是非观念过于淡薄的缘故。我确实有这方面的弱点，见了漂亮女人，只要不像我那女同事一样想控制我，她再自私，再刻薄，我都愿意接近，好像漂亮本身就构成某种美德。男人的好玩，相当于女人的漂亮。
只是像我这种人，从单位出来，上五层楼，就是家，下五层楼，就是单位，单位说是底楼，却又要下二十余步石梯才到马路。我的意思是，我是被悬起来的一粒尘埃，凭什么去认识名人?
可梦想成真这句话，有时也不是糊弄人。东轩晚报招记者，我去应聘，竟被录取。报到那天我就想，我应该找机会去采访一下华蔚林。说来奇怪，华蔚林得奖(尽管只是电影得奖，并非他的剧本)，包括开研讨会，日报和晚报登过消息，也整版报道过《春苇》的原型许春苇，却没见谁专访过华蔚林。我依然觉得这是身份歧视。没读过大学怎么的?高尔基什么文凭?那时候我不更世事，很有些忧国忧民，总担心墙面挂着羊绒毯，墙心却是豆腐渣。
不巧的是，我去晚报时，碰上副刊编辑请产假，总编认为副刊这东西，无非是个点缀，交给新手无所谓，于是就交给了我。我应聘的是记者，却做了编辑，而且一直做编辑;原编辑从产假回来，调到财经部当副主任去了。做编辑也行，定向策划些栏目，总有办法把华蔚林网络进来。但想直接跟他打交道，就不那么方便了，除非我登门拜访。但我这人，道德感不强，自尊心却重，越想做的事，越有一只手拽住我，不让做。
万万没想到的是，华蔚林主动找我来了。
那是个星期二，我记得很清楚。上午十点左右，一个人进了编辑部。我们报社在北城清溪路，日报和晚报同在一个院里，日报在东楼，我们在西楼，其间隔着花台和假山，假山上长着真植物，文竹、龙柏，罗汉松、凤尾蕨、鼠尾草、金银花，盛夏时节，蓊蓊郁郁，假山也因此成了真山。晚报的副刊部和体育部都在402室，当时正高呼体育强国，所以体育部人多，七八个。我坐在靠里，那人进来时，我是转头看见的，但哪想到会是华蔚林?
只见他抹了把额上的汗，张望两眼，才问门边的人：“请问哪位是余新老师?”我在邮局上班时，老的少的，都对我直呼其名，自从来到报社，作者全叫我老师，听了七个多月了，听惯了。实话说，我对作者算是热情的，很可能是晚报编辑中最热情的一个，但内在的傲慢也已生根发芽，自认为应答得很快，在别人眼里，多半如同准备冬眠的蛇，以至于我还没张嘴，那人就又说话了。
他说：“我是华蔚林。”
这时，门边的人才别过头看他。
而我，已经起身，并快步朝他走过去：“华老师好，我是余新。”
按理，他该迎过来，可他站着，微笑着，只伸出右手，等我去握。这让我心里多少有些不舒服，关于他的传言，又活过来。他的手很小，湿浸浸的。握过手，我领他朝我办公桌走。他走得非常慢。我这才想起，他不是跛脚吗?而慢走时，完全看不出来。原来他就是不想现出自己的残疾，才站住了等我去握手，现在也才走得这样慢。当我明白这一点，同时也就明白了：这是一个受到伤害的人。我故意走得比他还慢，边走边说话。他一脸的真诚，真诚得像刚从老山里出来，那张黑瘦的脸上，不断探出头来的汗珠，也是黑色的。
他来找我，是为女儿。他女儿读小学四年级，写了篇作文，他认为写得很有意思，看能不能在晚报登一下，也是对孩子的鼓励。
作文写了两页半，字迹稚嫩而纤秀，每个字收尾一笔，显得重些，像是在下着某种决心。我收下了，说：“华老师，我一直想找你约篇稿子，知道你忙，还没好跟你讲。你能不能把创作《春苇》的经过和读者分享一下?”
“余老师，”他说，“《春苇》都过去好久了，你们说是你们的事，我自己再翻出来说，就不好，人家就认为我华某人没有新作，是江郎才尽。”说着眉心处跳了一下，仿佛“江郎才尽”是根棍棒，正打在那里。
我还没有足够的经验去应付这类问答，更不知道我的约稿没约到点子上——他从不在意自己的创作，只在意创作和作品之外的人生——便笑一笑混过去，说：“华老师，你不要叫我余老师，你就叫我名字。”
“先叫不改，这是规矩。虽然我——你今年多大了?”
我说了。他说：“那我比你长十六岁，小二十了。虽然这样，我第一声叫了你老师，就不能二声三声又不叫老师。”
他是说到做到的，往后的日子，他都叫我余老师。
关于我对他的称呼，他说：“我叫你老师，你又叫我老师，人家还以为我们在互相吹捧。如果你觉得比我年轻那么多，不好直接叫我名字，就叫华科长好了。”
说罢就要告辞。起身后，他说：“我的文章不打紧，你把我女儿的看看。我是没动过一个字的，但你们编辑有权利修改，不对的地方，你帮个忙。麻烦你了余老师。”又是刚出深山老林的样子，甚至有乞求的意味。
这些做了父亲的人!尤其是华蔚林，得孩子晚，别人到他这年纪，再过几年，差不多就能当爷爷了，他的女儿却还是个小学生。在这种父母心里，孩子是弦断之前的最后一个音，是绝响。
离开时，华蔚林不再害怕我看出他的脚跛。现在我们算是熟人了，于是他不再回避。稍稍走快些，他就跛得非常厉害，双肩像气旋中的鸟。
我把华蔚林送到楼梯口，他下到三楼，看不见了，我才回办公室去。
同事活泛起来，说那就是华蔚林啊?不是说他长天白日抱着个相册吗?不是说他见了人就把相册翻给人看吗?今天咋没有?这也正是我感到意外的。因为就在上个星期，我还听人说，他碰到华蔚林了，华蔚林给他看相册了，还说我以某某某握过的手，来握你的手了……他腋下确实夹了个东西，是个黑色公文包，包是瘪的，里面很可能只装着他女儿的作文。
那是一个被众口扭曲的人。
说众口铄金，积毁销骨，看来并非夸张。曾有人告诉我，华蔚林的前三次婚姻，都是离的，且都是女方要求高，其中一个是嫌他精子稀少，弄不出孩子，另两个可能也有同样的原因，还可能有别的原因，但嘴上说的都是：我没福份，做不了名丑的老婆。
……
(节选自《红岩》2022年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