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伦奇老师(笔名晓野)让本邑文人见到其光彩温暖的一面。但是，却让我看到他忍辱负重的身影。看到那个高高瘦瘦，脸长方形，鹰眼隆鼻，面色红润，腰板永远挺得笔直。说话慢条斯理，衣服光光鲜鲜整齐的教师形象。
历史不忍细看，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在他四十几岁时，却饱经磨难。因其出身不好，在化二小当老师教语文时，不但要尽职于教学，还要隔三岔五地接受当时政治意识的折磨，一个月要接受一次批斗。当另一位出身不好的老师在批斗集会上声嘶力竭地领着我们这些学生一遍遍喊着口号，“打倒地主仔黄伦奇”时，我当时觉得好笑好悲，既然要打倒，为何又要他上课呢?但其接受批斗完后，依然教学认真，用他的话说，不敢误人子弟。
这使我想余华小说《活着》的福贵形象。他们俩人有相同的出身，在受政治高压时，如果说福贵是卑微、潇洒、潦草地活着，黄伦奇老师却是认真从容地生活。当在别的场合集结批斗另一位出身不好的老师时，也许学校领导给他一次报复别人的机会吧，也许是给他“戴罪”立功的条件，要他在师生批斗集会中领喊口号，但他断然拒绝了。据他对别的老师私下说：“这样人整人有意思吗?”我在该校就读时，从三年级到五年级其间，他教我班语文兼班主任。他和我虽然师生关系，但在课堂上却是彼此“相爱相杀”的冤家。我在课堂上都喜欢挑他教学上的刺，提出一些刁钻古怪的问题，有些他回答了，有些却是闪烁其词，欲言又止。难言之隐，若干年后我才明白他的苦衷。有时候他也爱在班上调侃我：“有你听课，我上课总是提心吊胆。”纵然我喜欢调皮捣蛋，因我作文在全班及全级中皆是写得很好的，他总是忘记我对他的“挑战”，在课堂上作范本读给同学听。且不吝赞美。也许因其政治形象的影响和误导，在那唯成份论时代，同学们都无法自觉对一位学者型老师发自内心认真的尊重，阅历人生后，这使我更懂世情。当时，他也许会隐隐作痛地感受到，但他总是乐观地面对。在教师休息室批改作业，他总爱哼着歌调，或是面带笑容，很少见到有皱眉的表情。
在小学毕业的学生鉴定书上，他对我优点评语很多，但最使我快乐与安慰的一句评语“该学生善于独立思考问题”。此句话也许使我终生受用，也许鞭策我挑战更多有着金光闪闪衔头之人的勇气。
我升级到化一中就读毕业后，听闻他调到文化局当创作员了，业绩非凡。我们这些同学谈起他时都替他高兴，也为他的前半生经历觉得可惜。本来我和他也许再没有什么交集了，但是，也许冥冥中注定还有些关联，步入工作后，因爱写些诗文自娱，便和几位同学文友厮混较密。在同学家中，见他与当时供职于本邑政法委的况金生、市委的周志聪、法院的杨小君及湛江宣传部当副部长的林向凡等人友善，时常在周末聚集在林的家中讨论文学问题，争论激烈时，邻居林康胜(已故的《化州报》负责全面工作的副总编)也会加入讨论。有时偶遇我也会坐下旁听中扯几句。当他在问及我的就读学校时，我报之后，他惊讶地张圆了嘴，嘣出一句，原来是你这个俏皮鬼，真应了学生认老师易，老师认学生难的话。何况他教师数十年，桃李满天下了。与他聊到开心处，他问我还写作吗?我肯定地作了回答。再后来，他退休后到化州报任文学版编辑，我因衣食所迫，转转多个单位供职，也积累一定的生活经验，有时，也将一些生活中的趣闻写成诗文，发于各级报刊上。这引起他的关注，每当我上市委市政府办事，总爱到《化州报》的旧办公地点鼓楼坐坐，侃侃笑话，有时会引起记者编辑的大笑，但他只是微微笑着说：“洪流，得闲写些作文来给老师改改。”我会意地俏皮说“好的，希望老师不要作太多的修改哟。”于是，我们都相视一笑，也许是默契，我的作品他一般只改了数个字，就刊发了。
他在化二小当教师时，经常会对我们说这句话：人生就是两件事：做人、做事。做人要容忍，做事要认真。后来他在化州报任编辑时，对那些趋炎附势的佞文，那些浮躁之文却深恶痛绝，严把质量关，所以文学版的作品质量较高，受到人们的好评。记得他签名赠过一本《梦寻红豆》给我，因自己疏懒，未作细读。此书因我数次搬家，不知散落何处，故深愧疚。现斯人巳去，只聊写此文寄情作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