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葬礼热热闹闹地举办了四天。第五天，是父亲出殡的日子。
按照老家习俗，逝者出殡前都要要举行一个追悼仪式。追悼仪式结束，就是闭殓，让亲人们最后瞻仰一次逝者的遗容，然后将棺材永久牢固地密闭好。全体亲人披麻戴孝地护送着逝者，由八个精壮男子抬到山上安葬。
根据葬礼的议程安排，司仪让我们兄弟五个推选出一个代表，在葬礼上颂读祭文。哥哥们觉得我读书最多，一致推举我来颂读。
为了把那篇父亲去世前写好的祭文颂读好，事前我反复研读了许多遍。祭文这种体例的文章，本来由其他人写的，还要有些追思缅怀、歌功颂德的味道。但是，父亲自己撰写的祭文，都是父亲一生经历的回顾与反思，没有任何溢美之辞，带着几分低调和谦逊。父亲本来就是谦虚低调的人，这篇自己撰写的祭文，也不可能写出缅怀歌颂的味道?我想，如果我能把它颂读好，应该是可以适当弥补一下，使父亲的葬礼显得更加体面和庄重的。
但事实总是难如人愿。在颂读祭文过程中，极度悲伤的情绪始终左右着我，让我泪流不止、几度哽咽，颂读数次被中断，难以继续下去。这样的情绪，完全无法读出歌功颂德的情感来。待我好不容易断断续续地把祭文颂读完，全然没有那种体面庄重的意味。
家祭过后，进入闭殓环节。父亲的棺材，在我们充满期待的目光注视下，终于被徐徐地打开。我们六个兄妹和其他亲属一拥而上，全部围趴到父亲的棺材边沿。我们再也无法抑制住内心的悲痛，大呼着“可怜的爸爸”，眼泪止不住地如雨而下。姐姐边哭边以头撞击着棺材，差点晕了过去。
我透过朦胧的泪眼，仔细地端详着回家五天来一直想见到的父亲的面容。此刻，平时声如洪钟、精神矍铄的父亲，安详地躺在狭窄的棺材里，脸色腊黄，嘴唇微张，眉毛须发上全是霜花，右手臂微微抬起，似乎要与人握手的形状。本来宽阔饱满的面庞，已经被冻得瘦削干瘪。本来高大魁梧的身材，此时已显得干瘦而又矮小。
我一边痛哭着，一边伸出双手，仔细抚摸着父亲的脸庞，紧握住父亲的手掌。父亲的脸庞和手掌，冰冷冰冷的，坚硬坚硬的，已经没有了任何的弹性和温度。这张平时表情严肃、内心火热的脸庞，这双平时勤劳粗糙、温情满满的双手，以后我再也摸到了。这一面，就是我们父子的永别，待会棺材盖合上，就是父亲的往生。这一刻，我真奢望时光可以倒回，回到父亲健康硬朗、我们父爱融融的岁月。
听人说，逝者嘴唇张开、手作握手状，或许是有遗愿未了。此刻，我对这种说法没有疑义。四哥四嫂说，父亲走得安详，临终时没有任何交代与托付。但我在想，父亲此生还是有一些未了遗愿的，只是没来得及说，或许已经释怀，不屑于再说罢了。父亲此生命运多舛、饱经风霜，的确有着太多的挫折和遗憾。童年丧父，尝遍天下疾苦。少年得志，却入军队服役。政治运动，痛失提干资格。遣送回乡，屡遭政治批斗。返镇工作，又为奸人所害。我觉得，父亲此生，最难以释怀的事情，应该有三个：
之一就是，参军以后因为阶级运动失去提干资格。这或许也不能成为父亲难以释怀的遗憾，最多可算他的人生无奈。毕竟那是时代之殇，在政治至上的建国初期，为了扎稳国家统治根基，或许需要一场这样的政治运动。在暴风骤雨般的政治运动面前，每个人都是汪洋大海的一叶小舟，谁也决定和主宰不了自己的命运，只能听之任之，随波逐流。在我的记忆里，父亲从来没有流露出过在这件事情上的懊恼和后悔，也没有评价过那个时代的公平和对错。
但是，我能清楚地感觉到，父亲把自己一腔强烈的理想抱负和家国情怀，全部寄托到了我身上的。1991年底，我高中毕业以三分之差落榜，在父亲的支持鼓励下，我报名参军并获准入伍。我出发赴部队的那一幕，至今还清晰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
那天，父亲、母亲和四哥等人到县武装部送我。汽车启动的那一刻，我摇下车窗跟他们告别。父亲跟着缓缓移动的汽车一路小跑，依依不舍地向我叮嘱：“巧合(注：我的乳名)，到部队要好好干，一定要把我失去的夺回来!”
我当时也没有忍住，眼泪夺眶而出。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离开父母远行，就像一只羽翼将丰的鸟儿，即将展翅飞往浩瀚的天空。这眼泪是初次离开父母、脱离父母庇护的恐惧与感伤，也有对自己漫漫人生前路未卜的无奈与迷茫。我第一次看到，一生坚强的父亲眼眶里全是泪水，说话的声音也带着颤巍。“把我失去的夺回来!”这对于父亲，是一个朴实无华的期望，这期望里饱含他对自己命运多舛、壮志未酬的不甘和托付。父亲这个不可推脱的重托，也支撑起我对自己漫漫人生路必须坚守的人生态度和选择。
之后，我在部队服役的数十年里，当我面对困难动摇退缩、颓废懈怠时，父亲那句“把我失去的夺回来”，就会在我耳边清晰地响起，让我时刻警醒、不敢停歇、奋勇前行。最终，我也没有让父亲失望，入伍第一年就被选调到团政治处任新闻报道员，第二年光荣地加入共产党，第三年以全系第二名成绩考入军校学习。军校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空军发祥地“东北老航校”所在地——黑龙江牡丹江某空军部队工作。随后，又选调报社工作。上世纪90年代末，又从报社调入广空机关工作。2003年，我出版个人新闻作品集《加油，为中国空军的腾飞》。父亲向我要了满满两箱书籍，并让我一本本地签好名字，逢人便派送一本，自豪地向人介绍：“这是我家巧合写的书”。骄傲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之二，就是从镇政府退休时，被别人算计，未享受到应有的退休待遇。退休初期，父亲对这件事情是很有些想不通的。我知道，父亲想不通，不是为了多拿那几百元退休工资。他不抱怨自己在那个错乱年代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只是希望组织上能给个公正地评价与认可。这如同一个本来没有受到公正对待的孩子，不仅没有得到补偿、道歉和安慰，又被无故挨上一巴掌，父亲的内心一时无法接受。
恰恰是，那些理想坚定、对党忠诚的老同志，对待这些政治待遇，如同自己的羽毛一样爱惜，甚至重过自己的生命。父亲难以接受这件事情，其实也不难理解。但是，随着退休时间久远，乐观、宽容、豁达的父亲寄情翰墨书海、阡陌农桑，已经看淡荣辱、超凡脱俗，没有了当初的计较与抱怨。
之三就是，父亲生育我们兄妹六个，仅有四哥一家人给他送终。在那个艰难困苦的年代，父母一把屎一把尿，把我们兄妹六个拉扯喂养长大，着实不容易。改革开放后，几个儿女相继长大成人，他们又扶助每个子女结婚生子、成家立业。父亲和母亲像喜鹊筑巢一样，帮助一个个子女衔砖接瓦、建设新家，把每个孩子都安排得圆圆满满、妥妥帖帖。
有了孙辈以后，父母又忙着侍弄孙辈。大侄子长龙自小身体瘦弱，患有“血小板减少”的顽症怪疾。身上经常青一块紫一声，时不时鼻血不止。每次发病，父亲和母亲像丢了魂似的，心急火燎、马不停蹄地抱到县城救治。为了治好长龙的怪病，父亲还四处打听治疗偏方。一次，他打听到一道“吃生花生米包衣可治血小板减少”的偏方，便立马从县城买来一袋生花生米，让我们一有空就帮忙剥取生花生米的包衣。待孙子们长大，父亲已经彻底老了，还经常担心这个、挂念那个，恨不得把每个儿孙都护在跟前，照顾妥帖。
我们心安理得地享受着父母的帮衬与照料，各自为小家忙碌奔波，却疏于对父母的关心与照顾。父亲去世前三个月，第一次病发住院，几乎都是住在县城的四哥四嫂照料。我们几个在外地工作或务工的子女，听到消息匆匆赶了回去，也只是帮忙照顾了两三天，待父亲病情稍稍稳定了些，就又返回工作岗位。二哥没有请到假，只是给父亲打了个问候电话。父亲在跟二哥的通话中，带着些生气和抱怨：“你那么忙，就不用回来看我了，等我死了办丧事的时候，你再回来也是一样的!”
三个月后，父亲再次病发去世。其实，父亲去世的前一天，三哥和四哥就已经告诉我们在外地的几个兄妹：“爸爸已经不行了，插上氧气管了，大家尽量早点回来。”我没有足够的重视，应该当天晚上就动身回家的。我以为父亲至少还可以撑一两天，不会那么快就走的，就想着等第二天回单位，跟领导当面请假后再回去。结果，没等到第二天天亮，父亲就撒手人寰走了。守护在父亲床前的，只有四哥、四嫂和他们的孩子王希。
要说遗憾，这应该是父亲最大的遗憾了。我深感后悔，我问心有愧。我感谢又羡慕四哥一家，尽到了自己为父送终的孝道，问心无愧却又无比幸运。父亲有生之年，给了我们兄妹六人每人一份平等的关爱，在天之灵也会给我们每人一份平等的护佑。我愿把父亲给我的那份，分给其他兄妹一些，以表达自己没能给父亲送终的愧疚，和对其他兄妹陪伴父母、代我行孝的感激。
“亲人们赶快瞻仰完毕，下面将进行闭殓。”司仪的催促，让我的思绪再度回到现实。一个奇怪的想法，突然从我的脑子里冒出：把自己手上佩戴的那块从美国买回来的手表送给父亲，以弥补自己没有为父送终的遗憾吧。我没有多想，迅速摘下自己随身佩戴的手表，仔细地套在父亲坚硬冰冷的左手上。心里在默念着：“爸爸，你安息吧!请原谅我没有为你送终尽孝，但愿用这只带着我体温的手表，陪伴你走上去往天国的路!”
在我们眷恋不舍的哭泣声中，父亲棺材的盖子，又被徐徐地合上。棺材与盖子的接合处，被浇上木乳胶，整个棺材被牢固地封闭。父亲就此与我们永别，他那严肃却又慈祥的面容，从此定格在我们的脑海中，定格在我们的回忆里。
父亲是村里党龄最长的党员，一辈子不相信迷信和风水。可在他去世前三个月的那次住院，我和大哥在病床前陪护，父亲迷迷糊糊、断断续续地向我们交代，自己死后不想葬在传统家族墓地里，想葬在某处偏僻幽静、绿树环抱、背风朝阳的地方。
父亲为集体事业奔波一世，为儿女幸福操劳一生，实在是太辛苦了，或许他想要远离喧嚣，远离纷争，好好地静一静。
带着自己的遗憾，带着我们的思念，父亲永远地长眠在他自己选定的那块墓地里。留给我们的，是无尽的悲伤，绵绵的追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