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邓稼先的人生事迹
邓稼先，1924年出生于安徽省怀宁县。出生后，就随其母亲举家迁往北京。1935年到1940年春，邓稼先先后在北京的志成中学和崇德中学学习。完成高中学业后，邓稼先考入了西南联大物理系，并在其间加入了“民主青年同盟”，积极参与民主运动。1946年，年仅22岁的邓稼先受聘为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可谓前程似锦，但他仍选择去美国留学，因为他要去那里学习更为先进的知识，以此来报效祖国。1947年，邓稼先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翌年秋进入美国印第安纳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学习。留美期间，积极参加进步留学生团体“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的活动，先后被选为分会与总会的干事。26岁时，由于学习成绩突出，不足两年便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1950年8月29日，刚取得博士学位9天的邓稼先，谢绝了恩师和同校好友的挽留，登上威尔逊总统号轮船，毅然决然地奔回一穷二白的中国。
回国之后，邓稼先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进行中国原子核理论研究。1954年，邓稼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8年10月，当时的原子能研究所所长兼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钱三强亲自找邓稼先谈话说：“国家准备搞一个大炮仗。”征询他是否愿意参加这项需要严格保密的工作，邓稼先义无反顾地表示了同意。回家对妻子许鹿希说自己“要调动工作”，不能再照顾家庭和孩子，而妻子也表示支持。自此，邓稼先彻底从亲人的身边消失，也与周围所有的朋友失去联络。令许鹿希想不到的是，自1958年后，他们夫妻迎来了长达28年的分离。期间，在钱三强、邓稼先等科学家的努力下，1964年10月16日，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67年6月17日，中国爆炸了第一颗氢弹。从原子弹到氢弹，中国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是世界上最快的速度。当时的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就发表文章说：“没有哪个国家进展得有这样快，法国爆炸第一个原子弹比中国早四年，但是仍然没有试验氢弹……”
1972年，邓稼先担任核武器研究设计院副院长，7年后，他又挑起了院长的重任。1985年7月31日，邓稼先被确诊为直肠癌，回京住院治疗。在当时直肠癌并非绝症，但由于邓稼先长期从事核武器研制工作，所以一做化疗，他的白细胞和血小板马上就跌到零，然后引发全身大出血，非常痛苦，挽救也近乎不可能。1986年4月，邓稼先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但他还是强忍病痛，和于敏一起合作完成了对中国核武器工程未来规划建议书。建议书上交后，“邓稼先”这个隐秘了28年的名字，也终于开始解密，世人终于知道在中国核武器发展的背后有这样一个人。1986年6月，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签署任命，邓稼先为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因病与世长辞，终年62岁。时任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赋词痛志哀思：“踏遍戈壁共草原，二十五年前，连克千重关，群力奋战君当先，捷音频年传。蔑视核讹诈，华夏创新篇。君视名利如粪土，许身国威壮山河。哀君早辞世，功勋泽人间。”并写下“两弹元勋邓稼先”的挽词。
二、邓稼先高尚道德情操的体现
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重庆代表团审议时强调，领导干部要讲政德。立政德，总结起来就是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邓稼先的高尚道德情操在大德、公德、私德等方面都有具体体现。
(一)明大德，响应国家需要挺身而出
大德是党员干部首先要具备的政德。明大德就是要铸牢理想信念、锤炼坚强党性，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风浪考验面前无所畏惧，在各种诱惑面前立场坚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
在少年时期，邓稼先因受到好友杨振宁的影响，对物理和数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又因为目睹了日本侵略中华的种种罪恶行为，深切感受到了“国恨家仇”;再加上其父亲邓以蛰交代“稼儿，你一定要学科学，不要像我学文科。科学能够救中国啊!”的影响，邓稼先懂得要想强国必须依靠科学技术。在青年时期，邓稼先在西南联大经历了日机炮火中的大学生涯，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青年同盟”，他对民主救国、科学兴国有了更为深刻的体会。邓稼先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艰辛奋战史，明白了落后就要挨打，明白了中国共产党是为群众谋幸福的党，于是坚定了自己报效党和国家的决心。他积极响应国家需要挺身而出，通过努力出国留学并在学业完成后回归祖国，为我国的国防建设，为打破核垄断，为了世界和平和祖国安宁，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也因此献出了毕生心血乃至生命。
(二)守公德，致力核武研究鞠躬尽瘁
守公德，就是要强化宗旨意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恪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在研制核武器的过程中，邓稼先在与世隔绝的戈壁滩隐姓埋名，不能发表学术论文，不能公开做报告，不能说自己在哪，在做什么工作，一消失就是整整28年。在从事研究工作的28年里，邓稼先和妻子许鹿希聚少离多，甚至许鹿希都不知道邓稼先在哪里、在干什么，只知道他在干一件对于国家和人民来说非常重要的事。在研究期间，邓稼先对同事们说：“研制核武器是中国人民的利益所在。国外对我们封锁，专家也撤走了，现在只有靠我们自己了。我们要甘心当一辈子无名英雄，还要吃苦担风险。但是我们的工作，能振我国威，振我军威!我们为这个事业献身是值得的!”他还常对同事们说：“干我们这一行，责任太重大了”。因为一次试验的成败，牵涉到几千万元的投资，关系到几万人的工作，所以这让邓稼先时常感受重任在肩。美国人为了研制原子弹，先后进行了900多次核爆炸，中国在20多年间只进行了30余次核试验，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投资少、突破快、效益高、事故少的成功之路。这背后，自然蕴含着邓稼先和他的同事们多少心血汗水和牺牲奉献。
1985年，已经61岁的邓稼先终于回家了，但是他曾在实验中因受到核辐射患上了直肠癌。即便如此，邓稼先也没有停止过工作，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对妻子许鹿希说：“假如生命终结后可以再生，那么，我仍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28年里，邓稼先带领团队研制出了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第一颗中子弹。期间面对国家秘密，他严格保守，断绝亲朋好友来往，绝不泄露一丝一毫。面对疾病痛苦，他毫不退缩，夙夜在公，不出成果决不罢休。邓稼先曾经说过：“一不为名，二不为利，但工作目标要奔世界先进水平”，在现实中他就是这么做的。1986年6月，邓稼先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而他却是在病床前得到这份奖状的。
(三)严私德，为人温文尔雅心地无私
严私德，就是要严格约束自己的操守和行为。中国研制原子弹，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因为食物缺乏，导致人人营养不良。喝的孔雀河的水又苦又涩，喝了以后，很难排出大便。在青海221基地，平均海拔3100米，气压低、氧气稀薄，年平均气温零摄氏度，霜冻期长，经常风雪交加、冰雹大作，在这样的环境下，邓稼先与大家吃一样的饭，住一样的帐篷，他的“特殊化”仅是一只便壶，别的啥也没有。1979年9月13日，在罗布泊空投核弹，降落伞没有打开，核弹从高空直接摔到地上摔碎了，如果引起核爆，后果不堪设想。面对这样的情形，邓稼先不顾同事的反对，执意亲自去找，并且阻拦任何人与他同行。穿着落后防护服的邓稼先发现碎弹片后，只身前往危险区域，竟用双手捧起了含有剧毒放射性物质的碎弹片，碎弹片的辐射在后来影响了邓稼先的身体状况。“他本可以在实验室里，做他心爱的理论物理学研究，但面对组织重托，他没有丝毫犹豫，一脚踏入危机丛生的“雷区”;身为领导，本可以避开不“属于”自己的风险，他却一次次深入现场，多次与核辐射“拥抱”;他本可以定期体检、住院治疗，但他将更多的时间全部投入到这项艰苦的事业中!”作者才云鹏在他的作品中写道。
在邓稼先病重时，杨振宁前去探望，看着被辐射折磨得奄奄一息的邓稼先，杨振宁不解地问道：“研究原子弹，国家究竟给了你多少奖金，值得你把命都搭上?”邓稼先说：“十块钱。原子弹十块钱，氢弹十块钱。”事实是，当年国家给研究原子弹的奖金是一万元，再加上核工业部拿出的十几万，最终平均到每人头上是按10块、5块、3块，分三个档次发的，这给深居美国的杨振宁带来了巨大的震撼。杨振宁在后来评价：“邓稼先是中国共产党的理想党员，他没有私心，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所孕育出来的有最高奉献精神的儿子”。
(四)临终之言再次印证“三德”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在临终之际他留下了三句话。第一句是对妻子说的：“苦了你了。”第二句是对自己说的：“永不后悔，死而无憾。”第三句是对后人的嘱托：“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其中，第三句话，牵挂的是国家科技发展，体现了邓稼先的“明大德”;第二句话，对自己的牺牲奉献无怨无悔，体现了“守公德”;第一句话，人性人情溢于言表，彰显了一个丈夫对妻子的亏欠和愧疚，说明他不仅是一个核武器的领导者，更是一个有常人情感的“普通人”，体现了“严私德”。今天我们再看邓稼先，他的事迹激励着我们，鞭策着我们，不管是从事科学研究还是执政一方，都要坚守“三德”，让人性的光辉照亮后人。
三、邓稼先高尚道德情操背后的因素考量
邓稼先为什么能够拥有高尚道德情操并付诸实践，为了祖国的核武器事业奉献终身?笔者认为，一是由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良好的家风家教塑造了邓稼先胸怀天下、为国为民的人格，也就是让邓稼先形成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二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正确引导。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是人民的立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坚持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而实践又无数次验证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这让邓稼先坚定了对共产党的信仰，进而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始终保持党性，为了祖国和人民共同的事业、共同的目标而奋斗。三是由于中国的实际需要。
1959年6月，中苏关系破裂，撤走了所有的援华专家，现实逼迫国内科学家必须自立自强。面对核武器技术封锁，以邓稼先为代表的科学家们攻坚克难、前赴后继，最终实现了核武技术的赶超。曾有专家做过统计分析：1999年国家表彰的23位“两弹一星”科研专家(其中邓稼先等7人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青少年时期都饱经民族灾难和社会磨难，他们自觉传承爱国主义和自强不息精神，并自觉地把科学救国、科研强国确立为自己的人生目标。
从以上因素综合来看，我们能够清醒地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在中国发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最大效应，才能披荆斩棘、所向披靡，攻克面对的困难，实现既定的目标。这也能够让我们懂得，在中国，有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基的人，并且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执着于共产主义追求的人，才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