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民军队的行列中，有一支肩负救死扶伤神圣使命的保障队伍，他(她)们既是冲锋陷阵的战斗员，又是维护广大官兵生命的“白衣天使”，巩固部队战斗力的“保护神”，这就是一代又一代光荣的军旅医务人员。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里，他(她)为了胜利，为了战友，舍生忘死，无所畏惧，迎着敌人的枪林弹雨，穿梭于硝烟弥漫的战场，争分夺秒包扎轻伤员，奋不顾身抢运重伤员。在极其险恶的战争环境和无比简陋的野战条件下，日以继夜地抢救伤病员，帮助他们与死神搏斗，满腔热忱、想方设法做好伤病员的治疗、护理和生活保障工作，力争使他们早日康复、重返战场、继续战斗。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人民军队的绝大多数医务人员，虽然他(她)们的文化程度相对偏低，专业培训也极其有限，但硬是在战火中用自己的生命去维护和延长战友的生命，在救死扶伤中不断摸索、学习和提高医疗技能，通过自学和实践，一步步成长为医疗骨干、医学专家和医务精英，挑起了军队战地医院的大梁。和平时期军队的医务工作人员，继承和发扬战争年代的光荣传统，为广大官兵的身体健康，为保障和巩固部队的战斗力，为圆满完成军队肩负的伟大使命和各项重大任务，同样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本文展示的就是我的老部队——原北京军区24集团军摩托化步兵第70师及其前身部队：新四军老8团、5支队、2师5旅，华东野战军7纵队20师、25军74师，志愿军24军74师部分卓越的医务人员。
红军早期医疗事业的开拓者侯政
侯政，又名侯友成，1910年出生，湖北阳新人。1929年，侯政参加红军后，任红3军团野战医院看护长、第1师卫生队医生、军团总卫生部看护队队长。1933年春入红军军医学校学习，1934年毕业后任红24师卫生部部长、红8军团卫生部部长兼政委。
长征途中，侯政任高级干部休养连连长。休养连是一个特殊的连队，休养连人员中，年长的有建党、建军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年龄都在50岁以上，如58岁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部副部长徐特立，52岁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内务部部长谢觉哉，50岁的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董必武。也有年幼的，如分给江西省委组织部部长蔡畅带领的12岁红军小战士樱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因腹部受伤未愈，长征一开始就成了休养连的成员。也有不少红军师以上高级干部，如军委第2纵队参谋长张宗逊、军委干部团政委宋任穷等。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在长征中因病也都在休养连待过。休养连有60多名伤病员需要担架抬着走，还有30多副药担要挑，这都要雇请民夫，全连超过300人。长长的队伍，目标大，行动慢，但是战斗力不强，需要战斗连队保护。这支创造人间奇迹的队伍，却为长征胜利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在侯政的组织带领下，休养连绝大部分同志都胜利到达了陕北。
1935年5月，侯政等率干部休养连行进到贵州境内时，忽遇一营敌人从山冈上斜插过来。许多民夫见状撂了挑子，四散奔逃，此时，红军主力部队已经走远，而负责休养连安全的军委警卫营却还没有上来，缺乏战斗力的休养连被暴露在一个十分开阔的地带上。邓颖超不顾自己身体有病，从担架上跳了起来，告诉大家要镇定。命令道：“不管是谁的警卫员，都听侯连长指挥，集中阻击敌人。”连长侯政立即带着30多名警卫员散开迎敌。李坚真带着几个人护送老同志和伤病员转移，坚持到警卫营大队人马赶到。
1936年3月12日，时任红2军团18团政委的余秋里率领部队截击敌人时，左臂2次中弹。因红军每天都要打仗和行军，根本没有时间进行治疗，加上无医无药，更不用说动手术了，以致余秋里的整条臂膀发黑萎缩，伤口上爬满了白蛆。1936年9月，红2方面军到达甘肃境内，余秋里伤势越来越重，左手5指已经肿胀坏死，如不及时手术治疗，感染化脓就会危及生命。经贺龙、任弼时批准，时任红2方面军卫生部长的侯政亲自为余秋里实施手术，当时正好打了一个胜仗，缴获了一批医疗器械、消毒棉和纱布。手术时，侯政用缴来的镇痛剂给余秋里注射，刮掉他臂上的腐肉，用一把自制的小锯锯断其坏骨。侯政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经过2个多小时的手术，获得成功，3个星期后，伤口愈合。从此，余秋里成为了红军著名的独臂将军。
抗日战争爆发后，侯政先后任八路军120师军医处处长，中央军委总卫生部医政科科长，新四军6支队2总队政治委员，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独立4团政治委员，新四军2师5旅政治部主任，2师社会部部长，江汉军区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侯政先后任北平军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参谋，中共旅大地委社会部部长，东北军区军工部驻大连办事处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武汉市公安总局副局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侯政历任国家卫生部办公厅主任兼人事司司长，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厅厅长、法纪检查厅厅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政治部主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离休后享受部长级待遇。
从卫生兵到主管全军卫生工作的总后副部长张祥
张祥，湖北黄安人,1919年1月出生在大别山区一个贫苦家庭。在他小时母亲就不幸去世，跟着父亲含辛茹苦地生活。11岁参加红军后当了医护员。部队四处游击，战斗频繁，缺医少药，他和卫生队的战友们跟随部队辗转于黄安、黄陂、麻城、罗山、光山等地，与敌军在丛林中周旋，攀悬崖走峭壁转移和细心救治伤员，使一批批伤病员伤愈后重返前线战斗。
在频繁的战场救护中，张祥时时处处向身边的医官和老看护请教，日积月累医疗技术提高很快，后来又被送到师卫生学校进修，系统学习临床医学、外科创伤、内科诊治、药学实验、检验等多门功课。他边学习边实践，丰富了理论知识，提高了医疗救治水平，尤以战时创伤处理技术见长。抗日战争时期，张祥先后任新四军团卫生队队长，新四军军部直属休养所所长，新四军师后方医院副院长，救治了大批新四军伤员和根据地群众。
解放战争时期，张祥先后任新四军医院管理局局长，华中军区卫生部处长，新四军暨山东军区第1野战医院院长兼党委书记，华东野战军第1野战医院院长兼党委书记，华东军区第2总医院院长兼政治委员。参加了孟良崮、淮海、渡江等战役。
济南战役后，张祥参与接管山东卫生厅，任山东省立医院副院长。淮海战役打响后，大批重伤员送到济南救治，都是开颅截肢的大手术。当时省立医院的医生护士都不愿意出来工作，一是怕国民党反攻倒算，二是想看共产党这些“土包子”的笑话，不愿上手术台。张祥就亲自上手术台，手术做得干净利索，并果断地指挥所有的救治工作，把济南省立医院的医生护士都看傻眼了，就问：“张院长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张祥回答：“我那个学校你们可能没有听说过，叫草房医科大学。”“怎么没有听说过啊?这个学校在哪里?”“不远，就在安徽。我说的草房大学就是新四军的军医进修班。”从张祥的身上，他们看到了共产党干部的平易近人，对伤员的满腔热忱，对工作的精益求精，手术的干净利索，深表敬重和佩服。
上海解放后，张祥参与接管上海市卫生局，兼任上海第6人民医院院长，之后任华东军区后勤部卫生部医院管理局局长兼党委书记，并负责接管整顿南京国民党的中央医院(即后来的南京军区总医院)。这期间，张祥任华东军区卫生部副部长，华东军区医院院长、党委书记。
当时的南京中央医院是国内首屈一指的大医院，有不少国民党授予将校军衔的专家教授，要管理好这些知识分子，有很大压力，但张祥坚决服从命令，他从现有人员的思想工作做起，了解医院的技术力量，整顿完善和制订新的规章制度，招募新的医务人员，解决专家医护人员的住房生活问题，对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原国民党时期的专家教授给予正确处理……
1960年至1975年，张祥先后任南京军区后勤部卫生部部长，南京军区后勤部副部长、部长。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时，下命令调张祥到总后卫生部任职，讲到总后是“文革”时期的重灾区，卫生部是重灾区里的重灾区。当时总后勤部张宗逊部长和王平政委找张祥谈话，指出“调你来卫生部是要你带队整顿卫生系统和军医大学，只有上面搞好了，下面的医院才能搞好”。王平政委还说：“现在派你去整顿，你就是包青天，就是消防队。”张祥在很好完成总后领导交给的整顿任务的同时，还发现培育了第一军医大学改革开放的先进典型——三九集团。
张祥1975年至1979年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1979年至1982年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部长，1982年12月至1985年3月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兼任解放军医学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是第12届中央候补委员，第7届全国政协常委。
张祥从普通卫生兵到总后勤部副部长，几乎一生都在从事军队医疗卫生工作。他勤勤恳恳，几乎跑遍了全军所有的医疗教研单位和军队医院，先后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55年9月被授予大校军衔。
冲破封锁线送医送药的卫生部长朱直光
朱直光，又名朱钟旻，1915年出生，湖北阳新人。1932年，朱直光参加红军后，进入红军医院学习，毕业后历任卫生员、医助、医务员、师卫生队队长、军区卫生部材料股股长、疗养所所长，坚持了南方3年游击战争。
1935年，朱直光任师卫生队队长时，一次红军在与白军砍杀中，有30多名战士负伤，伤势严重急需治疗。师首长让他带几名卫生员把伤员转移到九宫山找个隐蔽地方疗伤。接受任务后，朱直光在九宫山半山腰处山崖边找到一个能容纳好几十人的大山洞，便将伤员们安置在山洞中养伤。大雪纷飞的时候，敌人开始封锁搜山，使他们陷入饥寒交迫中，粮食供应不上。为了省下粮食给伤员们吃，朱直光自己每天偷偷吃茅草根。不久山洞四周可以吃的树叶、野果都被弄来吃光了，他便决定自己冒险下山去寻找食物。2天后，正当大家十分担心、准备下山打探的时候，朱直光牵着一头牛回来了。原来下山后，他在一位老乡帮助下，从土豪家里“偷”了这头牛。于是大家把牛推下山崖弄死，靠仅有的牛肉帮助大家在洞中熬过冬天，伤愈后胜利归队。
抗日战争爆发后，朱直光先后任新四军4支队8团卫生队队长，2师6旅兼津浦路西军分区卫生部部长，2师独立旅卫生部部长，2师兼淮南军区卫生部副部长。由于日军封锁，新四军后方医院药品和医疗器械严重不足。1942年秋，2师5旅横跨日军严密封锁的津浦铁路南段进军淮南路西，长途跋涉，昼伏夜行，疲劳饥饿，部队中流行痢疾、虐疾等传染病，特别是虐疾患病率高达90%。朱直光闻讯后，怀揣一瓶300粒奎宁丸，步行20多里羊肠小路送达5旅旅部，解决了燃眉之急。
1943年6月间，朱直光亲自到上海偷运地下党购买的药品。为了能顺利通过日军检查，他带着一班准备投奔新四军的抗日青年扮成送葬队伍，把药品藏在棺材里，经过日军关卡日军要开棺检查时，朱直光上前一边对日军说棺中的人是得瘟疫病死的，一边动手开棺，吓得日军连忙捂着鼻子叫他们快滚，于是把药品顺利运回了根据地。
抗日战争胜利后，朱直光先后任华中军区第6后方医院院长，华东军区第10后方医院院长，华东军区前方卫生部医务主任，华东军区卫生部医务主任。新中国成立后，朱直光先后任9兵团卫生部部长，志愿军9兵团卫生部部长，志愿军后勤部卫生部第一副部长，华东军区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南京军区后勤部副部长，福州军区后勤部副部长，1964年晋升少将军衔，离休后享受副兵团级待遇。
15岁入伍的红军医院看护员李清海
李清海，1917年出生，安徽金寨人。1932年年仅15岁的李清海参加了红军，先后担任红军医院看护员、调剂员。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李清海参加了艰苦卓绝的3年游击战争，主要有商城长竹园、苏仙石、两河口等战役战斗。
抗日战争时期，李清海先后任新四军4支队9团卫生队卫生员，4支队8团司药、军医，5支队司令部军医，2师5旅15团卫生队副队长，路东分区独立4团卫生队队长，2师6旅17团卫生队队长，2师卫生部1分所所长。先后参加了淮南路南段游击破袭战、保卫淮南抗日根据地等战斗。
解放战争时期，李清海任华东野战军13纵队39师卫生处处长。参加了莱芜、兖州、涟水、潍县、济南、淮海、渡江、解放上海、福州、厦门等重大战役战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清海先后任31军后勤部卫生处处长，华东第11陆军医院院长，解放军第117医院院长，浙江省军区后勤部副部长、部长，离休后享受副军职待遇。
大连医学院创办人王雨田
王雨田，曾用名王雷、黄农、王布君，1914年出生，河南遂平人。1929年，王雨田考入河南大学医科班，在校内积极参加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北平首先爆发了"一二·九"学生运动，抗日的怒火迅速燃遍全国。开封市大、中学生也纷纷投入这场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斗争。王雨田被推选为开封市学联主席，他率领学生队伍走上街头，游行示威，高呼抗日口号，与学生代表们一起组织万余名学生，在冰天雪地上坚持3昼夜卧轨斗争，要求赴南京请愿，抗击日寇。
王雨田大学毕业后，由于学习成绩优异，被推荐到北平协和医学院细菌系研究生班。1937年，王雨田从协和医学院回到河南，面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他毅然约上好友霍丁等，千里步行到延安参加革命。王雨田开始在安吴堡训练班，后受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的委托，随白求恩一起到延安，被分配在中央卫生部医政科工作。
西安事变后，王雨田满怀激情地申请到前线接受战火的考验，刚好组织上派军委后方卫生部部长吉洛(姬鹏飞)到新四军任职，吉洛也选中了王雨田。就这样，王雨田于1938年11月初随同吉洛以及罗炳辉夫妇等离开延安，月底到达安徽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被分配到小河口医院当医师。在艰苦的环境中，王雨田得到了锻炼，接受了考验，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9年2月，王雨田被任命为新四军3支队军医处主任。年底，长江以南的新四军主力开始向江北转移，王雨田带领一支13人组成的卫生队历尽艰险，渡过长江，到达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数日之后被任命为新四军5支队卫生部部长，在罗炳辉司令员的领导下，为5支队的医疗卫生工作做出了贡献。皖南事变后，重整新四军。王雨田被任命为新四军7师卫生部长。他和爱人张惠新乔装绕道上海，通过熟人关系，动员一批医务人员陆续参加新四军。
1943年3月，日军对新四军7师驻地进行大扫荡。当时王雨田因结核病正在无为县大陈家词堂疗养，爱人已怀孕6个月，不能随军行动，组织上决定让其转移到山区隐蔽。不久，王雨田在日寇搜山时被捕，关押无为县城。狱中王雨田机智多谋，隐瞒身份，并且巧妙地和组织上取得联系，几个月后，通过组织营救出狱，回到7师司令部。
1944年2月，王雨田调任山东军区卫生部长，他曾和奥地利泌尿科专家罗森特一起工作，相处十分友好。当时山东军区政委罗荣桓患尿血病，在医疗器械和药品奇缺的情况下，他们一起精心为其治疗。罗政委认为王雨田忠诚积极，有真才实学，对他非常信任。1945年8月，王雨田随罗荣桓等到东北，任辽东军区卫生部长。1946年任大连卫生局长，白手起家创办了旅大地区第一所高等医学院——关东医学院(今大连医学院)，为党培养并输送了一批高级卫生人才。
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工作需要，王雨田从事外交工作。他先后担任外交部礼宾司、社会主义国家司、亚非司司长，驻民主德国大使馆政务参赞，驻苏丹、肯尼亚、刚果和联邦德国等国大使(副部长级)，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了党和国家的外交事业。
驰骋疆场的纵队卫生部长沙序凯
沙序凯，1919年出生，浙江温州人，1938年参加新四军。
抗日战争时期，沙序凯历任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军医，新四军2师卫生部直属卫生所军医，新四军2师兼淮南军区津浦路东联防司令部卫生科科长，淮南军区西分区卫生部2分所所长，新四军2师4旅卫生部医务主任，淮南路东专员公署卫生科科长，新四军2师卫生部医政科科长，山东野战军第2纵队卫生部医政科科长，山东野战军第2纵队5旅卫生部部长。
解放战争时期，沙序凯历任华东野战军第7纵队卫生部副部长，第三野战军25军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沙序凯历任华东军区后勤部卫生部防疫处处长、计划室主任，总后勤部卫生部计划处副处长，军事医学科学院第5所党委书记兼副所长，国防部第53研究院副院长，国防科委第13研究院副院长，军事医学科学院副院长，离休后享受正军职待遇。
孟良崮战役中解放军前线手术队长冯光
冯光，女，曾用名冯银河，1924年出生，浙江舟山人。1938年，冯光参加新四军后，在新四军军部教导总队第8队(女生队)接受军政训练。1939年6月，随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等100余名干部横渡长江，到达安徽省庐江县敌后抗日前线，之后在新四军第5支队战地服务团工作，1940年3月调任5支队政治部民运科民运干事。她不畏艰难，深入敌后，发动、组织群众参加抗日。同时，还深入到友军阵地，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主张，做友军共同抗日的工作。之后，冯光参加江北指挥部军医处卫生干部训练班学习，毕业后从事部队的医务工作，先后担任军医、医疗所长等职。
在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与反扫荡中，她奋战在第一线，救治了大量的伤病员。1945年8月日寇投降后，她随军接管了江苏江阴市仁慈医院。同年10月，她受组织派遣，参加了对起义部队汪伪南京警卫3师的整编工作，并任独立一军卫生部休养所所长。1946年3月独立一军建制撤消，冯光调任华中军区后方医院第5医疗队队长。
解放战争时期，冯光在华东野战军第1野战医院先后任医疗队长、医务主任，在第10野战医院任副院长，为救治伤病员转战于华东各战场。在泗州攻坚战和宿迁战役中，担负了大批伤病员的救治和转移工作。1947年5月在山东孟良崮消灭国民党整编74师的战斗中，冯光负责组建前线手术队，担任手术队长，率领全体医护人员，经过7天8夜的连续奋战，及时完成了3000多名伤病员的战场手术和转运任务。
淮海战役中，冯光任华东野战军第1重伤医院医务主任，负责重伤员的救治工作。在围歼国民党黄伯韬兵团时，医院每天都要收治几百个伤员，最多时每天收治700至800个伤员，工作非常繁忙，手术量骤增。冯光和医护人员在战场上日以继夜地为伤员做手术，有时甚至在敌机侦察及扫射轰炸、生命有危险的时候也不间断。在整个淮海战役中，第1重伤医院共收治了7700多名重伤员。
渡江战役中，冯光和第1重伤医院随华东野战军第7兵团横渡长江，担负并完成了部队解放浙江的医疗任务。进军解放福建后，冯光先后任闽侯军分区卫生处医务主任、第10兵团兼福州军区卫生部医政科长等职。为了肃清福建沿海岛屿上的蒋军与土匪，冯光率领军区卫生部医疗队随军赴福安、霞浦沿海一带剿匪。
1954年12月，冯光转业到上海第一医学院(现改为上海医科大学)，从事医学教育、科研和医院管理工作，担任基础医学部党总支书记兼基础医学部副主任。她一面工作，一面选修基础医学课程。后任中共上海第一医学院党委委员、常委、副书记兼副院长、常务副院长。冯光在上海第一医学院任职的30余年中，不但培养了成千上万名医务人员，建设起了近20个先进的医学研究机构，还为上海市医疗保健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
1978年起，冯光又兼任卫生部《中国医学百科全书》编委会副秘书长，负责组织和审核《全书》的编写工作，并亲自参与编辑出版了近百册医学百科全书。
战火硝烟中的模范军医李坡、孙惠夫妇
李坡，湖北武汉人，1916年出生，1938年参加新四军。从1940年底起，李坡历任新四军军医处医务员、副科长，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2大队医务主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军医处副科长，新四军2师卫生部医政科科长，2师5旅兼路西军分区卫生部部长。
新四军2师主力北上山东，于1947年改编为华东野战军一部，李坡参加了著名的鲁南战役、孟良崮战役等。之后，任华东第2纵队卫生部副部长、部长，苏北兵团卫生部副部长、部长，苏南军区卫生部部长。
1950年11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李坡奉命入朝作战，任志愿军9兵团卫生部副部长。李坡参加了第2次战役和第5次战役以及1951年的阵地防御作战，亲历了无数次惨烈的战斗，在战场上冒着敌人的炮火，奋不顾身地冲到前沿阵地，及时地救护伤员。
从朝鲜回国后，李坡先后就读于第二军医大学、协和医学院，后历任南京军区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部长，南京军区后勤部生产部部长，南京军区后勤第16分部部长，南京军区后勤部副部长。
孙惠，女，1919年出生，江苏溧阳人。孙惠的舅公是金坛社头张村的著名乡绅陈湘甫。1934年，孙惠的父亲去世，15岁的孙惠跟随母亲回到社头外婆家定居。1938年夏，陈毅、粟裕率领新四军进入苏南敌后，开创了茅山抗日根据地。孙惠外婆家是新四军堡垒户，陈毅经常在她家开会，孙惠母亲给他们放哨。1938年11月孙惠在溧阳参加新四军第1支队，随后赴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教导总队学习。期间，孙惠与军部战地服务团的张茜(后为陈毅夫人)曾同为8队战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时在新四军政治部宣教部文化组的徐韧(在皖南事变中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也是孙惠的亲密战友。徐韧的爱人任光是与聂耳、冼星海齐名的音乐家、作曲家。
1940年，教导总队转赴苏北，途经宣城、广德、郎溪等地，冲过一道道日军的封锁线，到达淮南新四军部队后，孙惠被分配到罗炳辉部——新四军第5支队，并东进盱眙半塔、古城和黄花塘地区，满怀激情地投入到革命工作中。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军部重建，5支队改编为新四军第2师第5旅，孙惠历任5旅文化教员、宣传干事、医政股长等职。
1943年，孙惠与时任2师5旅卫生部部长的李坡，在共同战斗中相识相爱，经首长介绍和组织批准，他们结为夫妇。从此，孙惠与丈夫李坡如影随形，并肩战斗。先后参加了著名的鲁南战役、孟良崮战役等。随李坡先后在华东野战军第2纵队、苏北兵团、苏南军区任职。
1950年11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丈夫李坡奉命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准备入朝作战，孙惠找到上级组织，毅然决然要求入朝参战。领导说：“你有3个小孩，要人照顾啊，你们两个都上前线，孩子怎么办?”孙惠说：“家里有我母亲呢，孩子留给他们照顾。我和李坡一起上前线，一是相互有个照顾，更重要的是，我也是医务工作者，救死扶伤，治疗伤病员，我可是强手。”
在孙惠的一再要求之下，李坡和孙惠夫妻俩都得到批准，孙惠将3个年幼的孩子(其中大的6岁，最小的刚满周岁)交给自己的母亲，整装待发。孙惠被任命为9兵团直属医疗队队长，赴抗美援朝前线，
参加了第2次战役和5次战役以及1951年的阵地防御作战，冒着敌人的炮火，组织医务人员奋不顾身地冲在前沿阵地，及时地救护伤员。
在东线的长津湖之战，志愿军9兵团将士用血肉之躯对抗美帝国主义的钢铁烈焰，“冰雕连”事迹震惊世界。孙惠亲历了无数次惨烈的战斗，有时一天下来就要向后方转移2000多名伤病员，有时在一个山谷中躺着同时送来急需抢救的伤员就达千人以上。孙惠和她的医疗队战友们夜以继日地拼命工作，抢救战士们的生命，细心照顾伤病员，处理、包扎、做手术，给重伤员喂饭、喂水。
从朝鲜回国后，孙惠就读于中国协和医学院。1955年毕业后，任南京军区八一医院医务部主任。1958年转业地方工作，任南京医学院医疗系主任兼江苏省工人医院副院长，离休后享受副省级待遇。
致力全军卫生预防工作的吴涛泉
吴涛泉，曾用名吴道泉，祖籍安徽省肥东县六家畈，1926年11月出生于安徽省巢县柘皋镇，1939年4月参加新四军，1942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战时期，吴涛泉历任新四军军部特务营战士，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勤务员、司号员、卫生员，新四军第2师6旅第17团卫生员、司药，第2师卫生学校学员，第2师6旅第17团医务员、第5旅第15团医务员，山东野战军第2纵队第5旅第15团医务员。参加了池河镇、占鸡岗、刘府、周家岗等战斗。
解放战争时期，吴涛泉历任华中军区第2师第5旅第15团、华中野战军第11纵第33支队、华中野战军第7师第5旅第15团、华东野战军第7纵队第20师第60团医务员，济南市军管会军代表，上海市军管会军代表。参加了天长、苏中七战七捷、淮阴涟水、宿北、南麻临朐、莱芜、孟良崮、莱阳、潍县、淄川、兖州、淮海等战役战斗。
新中国成立后，吴涛泉历任华东军区第3野战医院干事、医疗队副队长，东北军区后勤部卫生部第14陆军医院第1医疗队队长。1953年3月入第1军医大学(长春)学习，1959年7月毕业后历任军事医学科学院5所实习研究员、助理研究员，研究室副主任、主任，中共军事医学科学院5所党委委员。国防部53研究院筹建组副组长，总后勤部“三防”队队长，全军老年慢性支气管炎防治办公室主任，全国防治钩端螺旋体病办公室主任。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和抗美援越战争。
在革命战争中，吴涛泉先后3次负伤，被评为伤残军人，多次荣立战功。曾荣获解放奖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独立功勋荣誉章、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志愿军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离职休养后，享受副军职待遇。
获人民英雄奖章的卫生营营长昂士友
昂士友，曾用名昂仕洁，1924年出生，安徽巢县人。1939年，15岁昂士友参加了巢县抗日游击大队，先后任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战士、班长，新四军2师6旅18团3营8连青年干事、青年队队长。由于当时部队医务人员少，组织上动员昂士友改行做医务工作，他服从组织需要，从零开始，在战火中逐步成长为一名出色的外科医生。之后历任新四军2师5旅、华东野战军7纵队20师、25军74师医助、军医、医保股副股长。1952年随部队入朝参战，任志愿军24军74师卫生营营长。
1960年，昂士友任66军74师卫生科科长，1964年任66军74师后勤部副部长。1968年之后历任天津医学院革委会副主任、天津市二轻局革委会副主任、24军70师副参谋长。
战争年代，昂士友多次立功受奖，先后被华东野战军7纵20师评为“模范医务工作者”，山东兵团给予记三等功，25军给予记一等功，华东野战军授予他“一级人民英雄”奖章等。
经历过战争洗礼的卫生部长张立平
张立平，1933年出生，山东威海人。1947年入伍，曾在华东野战军第7纵队20师60团任卫生员、军医。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多次荣立功受奖。1960年第7军医大学毕业后，先后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医疗处助理员、副处长、处长，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部长(正军职)、教授。1988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张立平1994年4月离休后，任中国老年学会副会长兼老年医学会会长，中国卫生法学会副会长，中国医协会工作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常务理事，中国骨质疏松杂志社社长等职。曾任第28届、第29届国际军事医学委员会委员，首次代表中国政府出席第29届国际军事医学大会。2001年被中华医院管理学会授予“全国医院管理终身贡献奖”。
北京小汤山抗击“非典”医院院长张雁灵
张雁灵，1952年1月出生，河北迁西人，1970年12月入伍，1978年毕业于第四军医大学，荣立三等功4次，二等功1次 。
张雁灵历任北京军区24军70师208团卫生队军医，解放军107医院医务处助理员，解放军266医院内科医生、医务处主任、副院长，北京军区联勤第8分部卫生处处长，北京军区联勤部卫生部副部长、部长。2000年任白求恩军医学院院长，2003年2月入国防大学进修深造。2003年4月29日被中央军委紧急任命为小汤山“非典”医院院长，2003年7月后继续在国防大学深造，2004年1月任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2005年7月晋升少将军衔，2006年8月任第二军医大学校长，2008年任总后勤部卫生部部长(正军职)，2012年12月，当选中国医师协会会长。
2003年4月29日，临危受命的张雁灵接到被中央军委紧急任命为小汤山“非典”医院院长的命令后，来不及与家人、亲友告别，直接从国防大学赶赴抗击非典的第一线，组织带领汇集有从事呼吸、传染病专业的博士后、博士51人，有副教授以上职称的110多人的军队医疗系统精兵强将千余人，圆满完成抗击非典、救护人民的重任。
在这座临时搭建起来的医院，集中收治了680名确诊“非典”病人，约占全国“非典”患者总数的七分之一，除8人死亡外，其余均康复出院，而1383名医护人员无一人感染。
以上这些优秀的医务专家，是我们部队一代又一代医务人员的杰出代表，他(她)们前赴后继、满腔热忱、竭尽所能、救死扶伤、巩固战力、功勋卓著，在军史上谱写了辉煌的篇章，值得我们永远崇敬、学习和宣传。我们要以他(她)为榜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尽职尽责，砥砺奋进，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多做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