霜降是挖红薯的节气。
今年门口插了四块红薯。肥施得足，牵藤后长得特旺。一阵子翻藤除草，就乐滋滋地坐等收获。不料九十月天干，薯藤一到下午就耷拉起脑袋，我的希望也很快跟着发蔫。时令到了，管它有没有，地还是要翻的。谁料几锄头下去，红薯竟然长得不错，鹅蛋大，拳头大，一个个光滑润泽，着实惹人喜爱。一堆堆红芋好像一窝窝刚刚爬出土皮的小动物，它们又牵起我心中往事的藤蔓。
上世纪下半叶，农村人对自留地宝贝的了不得。夏秋红薯冬春萝卜，交替收种。大人在前面挖红薯，我们小孩就在后面拣，边拣边掰红薯蒂头。大的光滑的放进竹篓，小的破损的丢进簸箕。虽然身上泥巴拉乎，小手被红薯浆汁弄得黑不溜秋，但是我们依旧忙得不亦乐乎。
冬天刹那就到。天寒地冻，生产队里分得的口粮少，红薯自然成了我家主粮。黎明，母亲早早去河里洗一竹篮红薯回来蒸煮。当我们弟兄几个把破旧的棉被扯来扯去时，往往是一股熟红薯的暖香牵扯着我们一骨碌爬起床。厨房里也传来母亲长长的呼唤：“红薯香了，起来喽!”
腊月，母亲往我们书包里塞进几根烫手的红薯，我们拽着就往学校跑。操场上霜花还没有融化，老师便叫我们到教室外面念书。红蛋黄般的阳光，冒着热气的红薯，朗朗的读书声……老师的表扬和间或的批评，一切都是那样的暖心。
红薯的丰收季开始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一时间农村生产热情高涨。父兄们不再满足于自家经营的田地，还去山野“刀耕火种”。新开垦的山地以插红薯为佳，稳产高产。红薯挖得多的人家每年要收七八十担，甚至上百担，少的也有一二十担。家家户户都有红薯洞。一洞红薯，人吃猪吃，洗粉熬糖，一直要从头年秋末搬到翌年初夏。
这时我们也进了初中。山高路远，我们在学校食宿。每周日，我们去学校赶晚自习，都是背上两升米，两梨子汁瓶咸菜，外加一大网兜洗净的红薯。偶尔也有没米背的，一日三餐红薯当家。我们把红薯切开，和着米用铝质饭盒蒸。吃饭铃一响，每个教室里都会冲出一群嗷嗷待哺的小牛犊。打开饭盒，已经熟透开裂的红薯香气喷喷，满嘴涌起的口水早就淹没了一切不痛快和疲倦。饭盒中有时也有红薯干。雪白的红薯干蒸熟后变成灰白色，别有一股厚实的香味，合着饭吃，味儿甜得别致。
红薯堆积如山。很快，洗红薯粉又成了大小屋场热闹的风景。大人小孩围着洗净的内壁带齿的大水缸，将红薯按在缸齿上来回磨动。磨碎的红薯用老布袋过滤，沉淀，取粉，晾晒。阳光下的红薯粉亮莹莹的，有点耀眼，又承载着人们对美食的遐想。
红薯粉线的粉丝，炒熟的质地柔绵，锅煮的晶亮又有筯骨。山里人家办宴席，红薯粉汤圆也必不可少。水烧开了，红薯粉也在竹匾中准备好，“搓圆子啰——”哪位受人尊敬的婶婶嫂嫂一声吆喝，七姑八姨，姐姐妹妹，一双双灵巧的手很快围拥到竹匾周围。一瞬间，清一色的“麻雀蛋”就从她们舞动的双手中咚咚咚滚落，竹匾上大小均匀的生汤圆散发出又一种清香。煮熟的汤圆晶莹剔透，弹力十足，乡村人常常用它来比筷子功。一般人横着筷子一次能夹起一个都很不容易，但是有一次，一位高手竖起筷子一次夹起三个，结果惊掉了一屋人的下巴。
我们老盼着母亲煎红薯粉粑。母亲煎粑时，我们都趴在锅台沿上看。当锅底布满了一层细细的气泡，母亲就加快搅动红薯粉浆，然后慢慢倒进锅里，又用筷子不停地搅。粉浆在锅底凝结，锅底冒出的气泡鼓得很大，气泡旁边的粉浆迅速变熟。红薯粉粑就慢慢成型。待一面起了黄壳，再翻一面。出锅，冷却，切块，回锅放上葱姜蒜。咸味的再加猪油和盐，甜味的加糖。在我们涎水欲滴中，母亲一次夹起一小块，放在嘴边吹吹，又一一塞进我们早已张大的小嘴……
添上少许大麦芽和红薯一起熬糖更甜。从上午到傍晚，一大锅水渐渐变浅，用蒸熟红薯过滤的甜汁也逐渐从淡黄变成金黄，最后黄中透红。母亲抽出一支竹筷，说是看看糖能不能“驮旗”。当糖浆在横着的筷杆上淌下，能形成旗状时，糖就熬好了，再熬就会“老火”。冻米糖、芝麻糖、花生糖是八十年代末我们日常零食的标配。
新世纪初始，外出农民愈来愈多，往日辉煌的红薯地也杂草丛生。孩子们想红薯点心，害怕野猪拱，也只能在屋檐下种一点。成了稀罕物的红薯，摇身一变，也已然是健身佳品。
有关红薯的记忆，淡淡的苦涩，浓浓的温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