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在一封被父亲谨慎珍藏的信笺上瞥见一条街名：“愚园路”。
一直要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父亲也已去世好些年了，我才第一次辗转来到这座城市、这条路。其后几乎每年都回来，与我一出生就分别的亲人重新连接了起来；而愚园路弄堂里那栋前门封住走后门、车库变成公用厨房、三层楼住了三家人的旧洋房，也成了我心目中上海的“家”。十多年过去了，老一辈随着岁月凋零，同辈的也迁到新式公寓楼房，我才不再频频造访坐落在576弄里这栋充满回忆的小楼了。
又过了十几二十年，我对上海老建筑产生浓厚的兴趣，才带着怀旧的心情回头细看愚园路的一些弄堂房子。旧家和附近几条巷弄当年兴建时有个名号叫“四明别墅”，听起来有点像现今时髦的高级宅第，却有着说不完的近百年的沧桑故事。
我这才发现同一条弄堂底曾经住着一位文艺界的名人“流行歌曲之父”黎锦晖（1891-1967）。现在大概很少人知道他早年曾参与编辑国语教科书；而他在中国近代音乐史上的贡献恐怕也逐渐要被遗忘了。他不仅写了近代中国第一首流行歌曲、创立了中国第一个歌舞团，更编辑出版了中国最早的儿童刊物、撰写了第一出儿童歌舞剧，打破了清末民初“女性不得登台表演“的禁忌，培养了无数音乐与电影圈的人才，包括大名鼎鼎的聂耳、周璇、王人美等等，甚至开拓了东南亚巡回演唱的音乐市场……这样带着传奇色彩的天才，却背负着创作“黄色歌曲”的罪名。
2008年，静安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在576弄的弄堂口为他安上一块牌子，原来他的旧居就在这条弄堂43号。牌子上写的是：“黎锦晖（1891-1967），出身于书香门第，著名音乐家。主张新音乐与新文学运动携手共进，积极改进俗乐，推动音乐的普及，创办专门的歌舞学校和歌舞演出团体，是中国近现代儿童歌舞音乐的开创者、中国流行音乐的奠基人。1950年至1967年在此居住。”
我这才知道，自己15号的“旧居”离他很近，也算是跟这位了不起的音乐家做过先后的“邻居”。
黎锦晖并不是上海人。盘点他不平常的“书香门第”家世，他是被称为湖南湘潭“黎氏八骏”中的老二。其实我最先知道的却是黎氏八兄弟中最小的黎锦扬（1917-2022），因为他是早期在美国以中国人题材撰写英语小说的华人作家之一。黎锦扬的第一部英文小说《花鼓歌》，是关于旧金山唐人街华人移民，两代之间文化和代沟冲突的故事；1957年甫出版就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成为第一位在美国出版畅销书的华裔作家，比后来写《女勇士》的汤婷婷、写《喜福会》的谭恩美早了二三十年。黎氏曾自道他是希望通过这部小说展现中国传统文化，打破西方对华人的刻板印象。小说随即被改编成百老汇音乐剧，大受欢迎，创下了连演600场的纪录，拍成电影也卖座。那时我年纪还小，没有赶上那阵热潮。倒是九十年代黎锦扬开始在台湾报章发表中文小说，结集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旗袍姑娘》，感觉比《花鼓歌》好。
先是美国、台湾，再是上海，我以为自己跟黎氏兄弟的交会已经很奇妙了，但也仅止于此吧。没想到不久之前竟然“遇见”了最厉害的黎家老大——黎锦熙（1890-1978）！
作为湖南湘潭“黎氏八骏”长子的黎锦熙，是著名的语言学家和教育家，被称为“中国注音字母之父”，在创建中文注音和罗马拼音、推广普通话和白话文方面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而说到湖南湘潭，不免想到另一位名人——没错，1913年黎锦熙在湖南公立第四师范学校任教，毛泽东正是他的学生。师生之间的关系非常深厚，1915年黎锦熙调到北京工作，两人保持了书信往来，毛在致信黎师时，常以“吾兄”或“仁兄”称呼他。
后来黎锦熙曾任多所高校的教授、文学院长和校长，甘肃兰州的西北师范大学是其中之一。从1941到1947年，他在艰苦的历史环境和极其有限的资源条件下，对学校做出影响深远的教育改革甚至考古研究，所以学校对这位前任校长非常感念。
不久之前，我因为做一场学术报告来到西北师范大学，邀请的教授告诉我校园里有一栋博物馆颇值得一看，作为一所大学的博物馆，其馆藏可谓相当丰富且有特色。我却是一进馆门就被一幅毛笔题字吸引，那正是曾经担任过校长的黎锦熙在1947年为毕业生书写的校训。这幅字的特别之处是有一半是大家看不懂的“符号”。
这幅毛笔字的下半幅是西北师大的校训“知术欲圆，行旨须直”，还加上“大漠孤烟，长河落日”八个字及黎氏的签名题款；而上半幅却是几行龙飞凤舞的“天书”，解说员说学校的师生无人能解。我一看就惊呼：这不就是我从小就学的国语注音符号吗？黎校长把校训的注音用毛笔书法横写成四行，下面还有自己姓名的注音。于是我反客为主，对解说员逐字一一发音解说，同时指出校训中的“知”和“行”两字，黎先生在注音字母上都加了第四声的捺点，表示“知”应是作“智”来理解，而发第四声的“行”则是“品行”的意思。后来对几位教授提起，他们也都觉得闻所未闻，很是有趣。
面对这幅七十多年前的墨宝，我再度感到人生的际遇是何等奇妙！这三位黎氏兄弟，在中国近代历史中有各自的地位和贡献，而我，竟然在不同地域由着不同的因缘，以不同的方式“认识”了他们。这是我的幸运，也是他们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影响太显赫深远，竟然走在人生不同的时空，我都能与他们不期而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