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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来到八达岭长城，是极不寻常的情境：1972年的一个冬日，银装素裹，山舞银蛇，我们一群中学生早早来到长城上，迎候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到来。我只记得当时上级要求我们“不卑不亢”，别的都没记住。毕竟，那时的我还是个懵懂少年。
1952年，中国决定“修复八达岭长城，对外接待中外友人”，揭开了古老雄关新的历史篇章。由于八达岭最早对外开放，乃至很长一个时期是北京唯一一处接待游客的长城景区，所以人们已习惯把八达岭叫作长城，把长城叫作八达岭。
1982年，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日报》当记者，负责郊区县的报道，时常要去昌平、延庆采访。每当路过居庸关、八达岭长城时，我都会郑重地向它行注目礼。当然，一旦有机会，我便毫不犹豫地投入它的怀抱。站在长城之巅，正值青春年华的我，不禁涌出了献给它的一首诗：
晨风中我站在八达岭的垛口/思想感情的波涛在放纵奔流/长城啊，此时我抚着你每一块岩石/你知道吗？我是在和你紧紧握手/用不着山谷录下豪迈的誓言/握手，十指连着心头/心中既已燃起振兴中华的烈焰/攀登吧，我所有无愧于长城的朋友！
长城，就这样深深地融入了我的青春记忆。
握手，十指连着心头。幸运的是，在我的记者生涯中，竟多次有机缘与长城握手，真是刻骨难忘。
1984年，《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在一座楼里办公，一个食堂吃饭。《北京晚报》记者苏文洋采访中看到北京境内的一些长城年久失修，十分忧虑，他大胆地提出“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的呼吁，并为此不遗余力地发报道，写内参。报社领导意识到，这不应仅是一个晚报记者的担当，于是决定让《北京日报》记者也参与进来。一天早上，我刚到办公室，报社总编辑王立行的电话就打了过来：“小李，跟我去趟怀柔。”我钻进他的小车才知道，总编辑是要去慕田峪长城看看。我说，没有联系怀柔县委啊。老王说，我们去实地看看，不麻烦人家。那天，我跟着他爬了很远一段长城，包括几处尚未开放的“野长城”。我累得满头大汗，他手摇蒲扇，笑呵呵地等我。回来后不久，报社就作出发起“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活动的决定，还带头给慕田峪长城捐了款。邓小平同志和习仲勋同志分别题词“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随后，一场波澜壮阔的长城保护活动蔓延全国。
四十年过去了，我和苏文洋都已年过花甲，再登长城，苏老还聊起当年他骑着自行车到中南海取小平同志题词的情景。有人问：“报社给你奖励了吗？”他笑答：“当然了，那是重奖——3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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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长城万里遥，横卧燕京知多少？
1984年，北京市政府联合当时的地质矿产部等部门共同启动了一项航空遥感综合调查项目，调查北京境内长城的基本情况。最后得出结论：横亘北京地区的长城呈半环状，分布于北部燕山丛中，从东到西，全长约629公里，共有城台827座，关口71座。
站在长城之巅，我思绪翻飞，不禁想起已故的长城研究专家罗哲文教授。他从上世纪50年代起就全身心地投入到长城研究之中，可谓长城学界泰斗。我曾经在他晚年得以当面聆听他的教诲，也意外地得知：罗老在花甲之年，竟第三次登上了京蓟长城的最高点——望京楼。
提起这次攀登，罗老深情地忆起新中国文物事业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国家文物局原局长王冶秋先生。他为研究长城、保护长城倾注了毕生的心血。临终，王冶秋先生的遗愿是：把他的骨灰撒在长城之上。1987年10月，作为王先生的故交好友，罗哲文教授受托与王冶秋先生的家人一起，完成了这一任务。那天，罗老含着泪，以花甲之躯再登长城。举目四望，崇山峻岭已是层林尽染。王冶秋先生的骨灰，徐徐飘进了群山的怀抱。
自那以后，我就想，我也要登一次京蓟长城的最高点——望京楼。
机会来了！1994年，著名摄影师罗小韵、王瑶应《国家地理》杂志的约稿，要去拍摄司马台长城的专题，特邀我撰写文稿。于是，在暮秋时节，我们驱车百余公里去探寻以险、峻、奇著称的司马台长城。
两位女摄影师要赶在太阳偏西之前攀上长城拍照，午饭之后我们便踏上攀登长城的山路。司马台旅游公司职员李成军和我们同行，这位朴实的小伙子是本地人，一路上成了我们不可或缺的向导。
司马台长城的“险”名不虚传。小李介绍说，司马台长城以水库为中心，分为东西两段，算上已冲毁的水关楼，总计35座敌楼。闻名的天池、天桥、天梯、仙女楼、望京楼就在我们爬的这一路。刚刚爬过两三座敌楼，我们便大汗淋漓了。奋力攀第五六座敌楼时，随身携带的6瓶矿泉水就已经喝完，渴了只能采摘山崖上的酸枣。小李说：“前边有天池，到那儿就有水了。”
这也算个动力吧，我们继续跟在小李身后往上爬。说“爬”倒也贴切，有不少地段，我们都是四肢着地慢慢挪过去的。此时的小李，虽替我们背着重重的摄影包，却身轻如燕。
回头望望，这司马台长城竟是修筑在刀削斧劈似的山脊上，蜿蜒曲折，好不惊险。当初戚将军的士兵们，是怎样把石料、城砖运上这悬崖绝壁的呢？
再往前爬，人称“天桥”的一段长城就在眼前了。“天桥”缘刀刃山脊修筑，坡陡、墙窄，最窄处仅有两块城砖，约40厘米宽，呈直梯状延伸且两侧毫无护栏。往脚下一看，百丈深渊令人不寒而栗。据罗哲文教授考证，这种仅40厘米宽的长城墙体，为司马台长城独有，谓之一“最”。
小心翼翼地爬过“天桥”，我们坐在陡峭的长城上小憩。小伙子说了声：“你们等着。”便飞身找水去了。原来，“天池”的水非勇士是取不来的。
此时，我们的脸上都是汗涔涔的。冷汗？热汗？大概都有。我不禁想起一句古诗：“地扼襟喉趋朔漠，天留锁钥枕雄关。”
喝过清凉甘甜的天池水，我们精神大振，这才开始向司马台长城的最高点——海拔968米的望京楼冲击。据记载，登上望京楼，可东观“雾灵积雪”，西望“蟠龙卧虎”，北看“燕山叠翠”，南眺“水面明珠”。入夜，还可遥望京城万家灯火。
我们终于站在了长城之巅，橘黄色的余晖正洒在古老苍莽的长城上，使它看上去更像一条腾飞的火龙。
这一天，这一次，我与长城的握手，真是终身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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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长城之巅，我忽然想到，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登上八达岭长城，他是来到这里的第多少位外国元首或政府首脑呢？那么，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登上八达岭长城的外国政要又是谁呢？再有，迄今为止已经有多少位外国元首或政府首脑曾来到八达岭长城游览呢？
让我先来举手“抢答”吧：一、尼克松总统是第13位登临八达岭长城的外国元首，时在1972年2月24日；二、第一位到访八达岭长城的外国政要是印度共和国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时在1954年10月，他是由周恩来总理亲自陪同而来的。至于第三个问题——迄今为止已经有多少位外国元首、政府首脑游览过八达岭长城？告诉您吧：五百多位啦！
我能准确地回答出上述问题，缘于我与长城的又一次握手。
2015年，市记协的一位领导找到我，说：“交给你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八达岭长城准备出一本大型纪念画册，想请你撰写文稿。”啊，这可真是一件大好事！我“光荣”地领命。
当我又一次攀登上八达岭长城之巅，随着介绍，站在一位位国际政要到过的雉堞、女儿墙、垛口、烽火台时，眼前展开的是一幅幅独特且多彩的“这边风景”——
也正是从1954年周总理陪同印度总理尼赫鲁游览八达岭长城起，这里被国务院确定为中国政府重要的国事礼宾接待场所。凡部长级以上的外交风云人物到中国访问，几乎都要到这里领略长城的迷人风采。
1972年，尼克松游览八达岭长城时不无感慨地说：“太伟大了，只有一个伟大的民族，才能建造出这样一座伟大的长城。”在他登临长城30年后的2002年2月22日，小布什总统在圆满完成对我国短短30个小时的国事访问后，也特意赶到了八达岭。在长城之上，当他得知正站在当年尼克松到达的地点时，便幽默地说：“我要超过尼克松总统当年的纪录。”接着，他又迈步前行了数十米。时光转瞬到了2009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在首次访华的最后一天，也特意游览了八达岭长城。面对雄伟的长城和中国人民的热情，奥巴马动情地写下了：“长城的宏伟和壮观让我很受启发，同时我也非常感谢中国人民的热情接待。”
我站在长城之巅，站在西哈努克、里根、田中角荣、尼克松、施密特、李光耀、撒切尔夫人、铁托、明仁天皇、伊丽莎白二世、戈尔巴乔夫、甘地、卡斯特罗、曼德拉、布什、普京等世界风云人物登临的地方，仿佛看到一条巨龙正穿越历史的烟云，骄傲地腾舞在中华大地上！
记得我交稿的那天，长城上飘起了雪花儿，一瓣儿一瓣儿地漫舞，好美丽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