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前言
著名学者钱理群曾撰文说道，我对自己生命的最后一程，充满了好奇心与想象力。
步入耄耋之年的钱理群近年来“和生命抢时间”，频繁活跃于公众视野，在发表于《天涯》2024年第6期的《探究“衰老”与“死亡”》一文中，他通过对自身变老的描述、阅读、思考和实践，直面衰老与死亡，从老年人的视角，提出与衰老、死亡共处的具体方法，这不仅于全社会应对人口老龄化有助益，也让读者一窥钱老的生命观和哲学观。
今天，我们全文推送钱理群《探究“衰老”与“死亡”》一文，让我们跟随钱老的文字，直面衰老，思考死亡。
探究“衰老”与“死亡”
——葛文德《最好的告别》、埃默里《变老的哲学》读书笔记
文/钱理群
按照我的第一本养老学笔记《养老人生：机遇，再出发》的说法，人进入老年，其生命形态大体分为“活力养老——失能——安宁疗护”三阶段。我从2016年入住泰康养老院，一直“活力”四射，处于养老人生“再学习，再创造”的高潮期。据初步统计，在养老院的八年，我写了16本新著，共480万字，平均每年60万字。但就在2023年7月29日中午、7月30日凌晨3点半，我突然连续跌倒两次，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象征性事件：如葛文德先生在其书中所说，“脚才是老人的真正危险”。接连两次跌倒正是向自己发出警示：从2023年开始，我将面对纯属自己，外人难以理解，自己也难以表达的“衰老、疼痛与死亡”。如何应对，从此成为我不可回避的人生新课题。“衰老与死亡，是生命的最后一课”，意味着我将由“活力养老”进入“失能——安宁疗护”新阶段：这是人生的根本转折。
但这也有一个过程。所谓“衰老”，既是“身体衰老”，更是“文化（精神）衰老”；一般说来，是身体衰老在先，逐渐演变为文化衰老。而且不同的生命个体，这样的演变，时间、过程都有很大差异。我自己此时此刻，就处于身体衰老与疼痛开始显现的状态——几个月来，无论是夜间的睡眠，白日的活动，都“累”得不行，始终被肩、腰、腿的疼痛所折磨，尽管还没有到不可忍受的地步。但是，作为“文化人（学者、思想者）”的我，却依然处于精神高峰状态。我因此总结说，2023年，既是我“思想、学术的顶峰”，又开始面对生命的“衰老与死亡”。而这样的状态能维持多久，还会发生什么突发事件，都是无法预计的。我自己期待这样的过渡，能维持四年，到我的“八八米寿”，我将其称为“活力养老”的“最后阶段”，多少可以有些“再学习，再创造”的新成果。随后就要作更大的调整，真正进入“身体衰老、文化衰老”并重，最后只剩下“身体的我”，就要直面死亡了。这是我为自己设计的人生最后“三步曲”。
于是，就产生了“要赶紧做”的念头：趁脑子还好使，思想、精神状态都不错的“大好时机”，把想做的事尽可能多做一些，最好都做完，不留什么遗憾。而且我还给自己多加一个“活儿”：干脆把老年人生最后一个课题“衰老与死亡”也思考、研究一番，到最后“直面”时（那时候已经不能研究了），就要主动一些。正好我所在的“冰山”研究小组，也要讨论这话题；这几天，我就紧赶慢赶读完了小组推荐的两本书，并浮想联翩，自作发挥，写出了这篇读书笔记。基本观点都是原书作者提出的，也就不一一注明了；我的阐释，不一定符合作者原意，有什么问题由我负责：其实我自己是更看重这些“借题发挥”的。
坦白地说，这背后自有我的追求。我注意到，有研究者对《最好的告别》有这样的评价：这本书“对在21世纪变老意味着什么，进行了清醒、深入的探索”。它提醒我们：所要“探究”的，不是一般的“衰老与死亡”，而是我们所处的“时代”——“21世纪”所提出的老与死问题。还有：所处的环境——“大陆中国人”的老与死；以及“我们自身”（同代人，自己的生命个体）的老与死。这就十分地复杂、丰富、有趣了。
“衰老”意味着什么？如何应对？
这是一个最严峻的生命课题。作者提醒我们：要直面“变老的残酷”，“不带丝毫温情”。
一、“变成自己的陌生人”
《变老的哲学》提供的一个细节让我过目难忘：一位正在变老的女性，每天早晨在镜前梳妆时都会因为面部皮肤上生出的黄斑瘤而对自己心生厌恶，“镜子中逐渐老去的自己不再是自己认识的自己”，“却又实实在在的就是现实的自己”，就不能不陷入实实在在的“热爱”之中：“厌恶与爱形成一个矛盾的复合体。”这大概反映了所有“变老之人”生命存在与心灵的变态:“我还是我吗？”
葛文德先生说：“老年是一系列的丧失。”首先是身体的失能:失聪，耳朵听不到了；失明，眼睛看不见了；失去行动能力，双腿走不动了；失去自理、自治力，不能穿衣、洗漱、上下床、进厕所，无法独立生活，无法掌控自己的生活了。接着是心理、文化的失能：失去与人交往的兴趣与能力，不喜欢周围的人，逃避有组织的集体活动，不再是“群体性”的人；另一面，封闭在家中，也和“大自然”隔绝，人与自然天生的亲密性的丧失；有的人发展到极端，最后“离家”出走，拒绝家族与家庭的亲情：“自恋忧郁症”就发展到了极端。
这其实就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性”的丧失。我把它概括为“五大丧失”：人的精神性、社会性、个性的丧失，记忆力消退导致人的历史性存在的消失，语言能力丧失后进入“失语”状态。最后保留、存在的，是“身体的自我”，“身体才是人最后的本色”，“我们最后的牢笼和避难所”。
这确实残酷无情！我们如何应对？
在我看来，“应对”应该有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首先是承认与正视：衰老与死亡的不可回避，身体与文化逐渐消失的趋势不可避免，我们的应对必须建立在“清醒的现实主义”基础上。同时，我们又要坚持“有限度的理想主义”，即我喜欢说的“尽人事，听天命”。最大限度地发挥智慧与韧性，把人（我们自己）能够做的努力都做到了以后，就顺其自然吧：结果（而且还是“恶果”）早就定下来了，我们的期待只是希望在发展过程中比较有利于养老之“人”的最后生存。
这里提出的“过程”的观念，是一个关键：人最终必会经历身体与文化的衰老，必死无疑；但其中有一个过程和一段时间：五年，十年，三四十年都难以预计。这就有了发挥我们主观能动性的机遇：我们应该，而且可以从变老之人“身体”的养护和“养老文化”的维护与新构上做点努力，做篇“文章”。我们的讨论，重点放在人们关注较少的，进入衰老期时，“养老文化”的建构问题。
于是，我就注意到《最好的告别》的作者提出的“人生的目标的收敛”的命题，明确指出，进入衰老期的老人必须对自己人生目标与动力做出调整与“变动”。具体提出了四条：“缩小活动范围”；交往减少；注意力在“存在”，而不是“做事”；关注“当下”，而不是“未来”。这抓住了要害：核心是“当下存在”。这意味着人生追求的一大调整：不再试图有新的学习与创造——那是“活力养老”阶段的目标，现在已经无力再做了；也不再着眼为“社会”作贡献，我们已经尽力贡献了一切。现在，是回归“当下的自我”的时候了：关键是“存在”——我“活着”，又有人“搀扶”着，这就够了。人生的文章要做在“当下怎么活”上：活得“安全”，活得“安宁”，活得“自在”。“在医学知识和身体局限范围内，过尽可能体面的生活。”
我的思考再深入一步：这样的“体面的活法”应该建立在“养老文化”的维护与建构基础之上。我给自己与养老院里的衰老之人提出目标：尽管文化的衰老与身体的衰老一样不可避免，但还是可以（也应该）延缓其速度。养老院里的晚年生活，不仅要尽力延缓“身体”的衰老，更要延缓“文化（精神）”的衰老，下足功夫。我提出了养老院四大“文化建构”的设想——
1.属于“老人生命个体的日常生活”的“文化享受”。“享受”不限于物质的满足：好吃、好喝、好玩、好乐、好穿，更在于对背后的“吃文化、喝文化、玩文化、乐文化、穿文化”的感悟、品味与欣赏。正是在对日常生活的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满足中，老人尽管日趋衰老，也能够获得“休闲人生”的乐趣、意义与价值。
2.建构养老院里的“家庭文化”。这是疫情泛滥的全球危机中提出的新问题：人们重新认识家庭的意义，出现了“回归家庭”的倾向。在这样背景下，提出了养老人生的新课题：即使老人离开家庭，到养老院安度晚年，仍然需要建构养老院的自有特色的“家庭文化”。这是一个关系养老院管理的大问题，我在下文还要详细讨论。这里只说说我和也是养老院居民、著名儿童文学家王金波老师的一个建议：建构家庭文化有一个重要途径，就是继承中国“诗教传统”，实行“亲子共读”：每星期抽一定时间，家长与孩子共读一本书，营造“家庭文化”的良好氛围。这样的“共读”应该成为一个家庭传统。我们也因此设想与建议:养老院的老人，正可以在这里找到发挥“余热”的机遇。爷爷、奶奶和孙子、孙女一起读中国古典诗词，那真是其乐无穷！受益者绝不只是孩子。
3.前文谈到老人会因身体衰老闭门不出，失去和大自然接触的机会；我也因此主张，只要有可能，老人还是要多到庭院走走：不仅是锻炼身体，更要以我的老师林庚先生主张的那样，以“婴儿好奇的眼光”，去重新“发现大自然”，与养老院的一草一木进行精神、文化的交流。
4.更要建构与维系“社区文化”。在养老院里人与人之间如何相处，也是一个大问题。我因此倡议构建“扬善抑恶”的社区文化：每个老人都以“善”相待，同时又保持一定距离。
应该说，在日趋衰老过程中，这四大文化对老人生活的影响也是变化的，总的趋向是老人越来越退缩到个人与家庭。葛文德先生因此说：“未来是有限的，不确定的时候，你的关注开始转向此刻此地，放在了日常生活的愉悦和最亲近的人身上。”这是有道理的。
二、衰老让你失去了“时间”
我们通常说“时间”，指的是“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而这三大时间，在衰老之人的“感知”里，与青壮年（包括自己的青壮年时期）都大不相同了。
“现在的时间”——不知道属于自己的时间有多长。不断地问：我还能活多久？我能等到中国与世界发生历史巨变的时刻吗？——不知道！
“未来的时间”——不知道“未来（明天、后天……）”会发生什么。未来的自己的生命处在“不确定”的状态。
“过去的时间”——在“过去”的记忆里保存下来的自己的生命形态，随着衰老，越来越模糊了，最后就消失了，“什么都忘了”。而且时间（特别是“过去的时间”）呈现的方式也在变：狂热的快步，代替了规则的小跑。
还有“如何记忆”？——“如实”地历史记忆，还是按今天的需要，作“想象”的“应该如此”的“对头”的现实记忆？
于是，我就提出了“衰老的我，还能把握时间吗？”的问题。
在现实生活中拥有的时间，过去的时间，现在的时间，未来的时间，都逐渐“消逝”的情况下，人只能追寻留存在自己“生命之内的时间”，即自我精神与灵魂中的“永恒”。
坦白地说，2023年7月29到30日，我躺在地板上，直接面对衰老与死亡，思考“如何应对”，首先想到的，就是既然给我的“现实时间”已经不多，那么，就应该到自己“内在时间”里去追寻。这也是儒家思想对我的人生的最大影响：要通过“立言，立德”，把自己的思想、精神留存在所写的著作中，那里有生命中的“永恒的时间”。说起来确实难以想象：7月30日上午，我被管家发现并扶起，经过检查，认定“身体未受损伤”，中午休息以后，当天下午、晚上，“我都在尽力整理《读书笔记》”（见7月30日日记）。我认定，越接近衰老与死亡，越要抢夺时间，抓紧写作。并且称之为“为自己和未来写作”。我深信，衰老与死亡都不会“消除人的生命意义”。即使是最后的死亡，在带来肉体的“消失”的同时，也会留下精神的“永恒”。灵魂（精神）并不存在于宗教的“灵魂不散”中，却有可能存在于留存的著作（包括回忆录）中，从而“立言”而“立德”。“有价值的书和画是不会被忘记的。”
三、“不再理解世界”
这也是日渐衰老、日近死亡的老人，逃避不了的困境。《变老的哲学》有如下分析：每个人都用他在成长和教育过程中接受的一套知识体系、文化符号来理解世界，根深蒂固，难以废弃。问题在于，时代变了，旧系统被新系统替代，用新符号描述世界，让老人感到陌生。重新学习又意味着否定自己的过去。“他不再理解世界。他理解的世界已不存在。他被逼迫着理解无法理解的东西。这种逼迫就和过去的牢笼一样不放他走。”
读到这些分析时，我立刻想起2023年和年轻朋友（主要是90后、00后这一代）讨论得最多的问题：如何应对“高科技（人工智能）”对“人”的挑战，即《最好的告别》所说的“人、机博弈”中的“人性关怀”这一全新的生命课题。人的许多功能都被机器人所代替，那么，人向何处去？人干什么？往哪些方面发展？对人自身的智能、精神……各方面，提出了什么新要求？人的职业、生活……会发生什么变化？人所从事的医学、学术研究、教育……方方面面，在与机器人的博弈中将会发生怎样的本质性的变革？……这些，都是年轻一代迟早要面对的人生“大问题”。我们这些养老之人大概遇不到了，至少可以回避，承认自己“不懂，不理解”就行了。我也因此没有埃默里先生说的“被逼迫”感，反倒充满了“好奇心”：“人机共存”的时代，会有想象不到的发展空间和时间。
2023年、2024年，我每天看电视（我不用手机，看电视几乎是我接触当下中国与世界的唯一途径），最大的困惑，就是越来越不懂“当下的中国”（至少是电视上的中国），“不理解”了。而这个不理解，并不是中国在“进步”，我跟不上了；倒是相反，我对当下的中国已经有反思，有了新的认识，就真的不理解了。
而这样的不理解，自有积极意义，无须调整，坚守就是了。这也是我的一个信念：越到晚年，越需“坚守”，不必“与时俱进”。“保守”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自有意义与价值。
四、“他人的目光”让你消失
有一个问题：“他人”如何看待衰老的“我”？
《变老的哲学》提出了一个深刻的概念：“社会年龄”。人只能在社会因需要而给予的年龄段内，完成时代、社会、历史要求、期待你做的事，完成不了就编进“负债表”。而社会给予的时间有多长呢？在职工作时间自不用说，退休后的“活力养老”阶段，以至衰老的初期，只要可以继续学习、再创造，就依然享有“社会年龄”。但到了衰老中后期，你成了“做不了事，不灵巧，固执，不听劝告，无用，让人失望，以至厌恶”的人。社会就自然把“变老之人”“否决”了：社会容不得“局外人”。
人，特别是老人，切不可自我欺骗，自我陶醉。必须有自知之明：衰老了，就只能在社会要求、允许的范围内生存。
《变老的哲学》有一个无情却中肯的警示：人们对变老之人的尊重，“说明不了任何东西”。不管你曾经有过什么价值、贡献，也没有人否定，但这不能改变一个基本事实：在现实生活中，你成了不可能再对社会发挥作用的“可爱（还保留有精神）而可笑（精神也不能‘与时俱进’了）”的老头儿、老太！老人的结局，只能如此，绝不能糊涂！
年轻一代终将“迈向一个属于且只属于他们的时代”，他们要“跨过你”，向前方走去！“一个善良、伟大的老人，也自觉地让他之后有更伟大、更优秀的到来！”
“谢谢”，时代和历史给了我一个机会，做完了“与年龄相符，与环境相适应”的一切，带着尊严老去，毫无怨言。最后“归隐田园”，“世界，让我做我自己吧”。
“死亡”意味着什么？如何应对？
这也是《变老的哲学》的另一个母题：“变老时我们终将‘与死共生’。”
“什么是死？”必须想深、想透。
1.死亡是“在不可更改的变老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到来，却又无法理解的、独特的事情”。
2.死亡是人生“唯一的真实”的结局。所有“免死、避死”的努力，都“毫无意义”。
3.死亡，就是“永远离开”，绝对的“无”。“死后的灵魂重生”不过是人的幻想的神话。
4.每个人的“死法”，会发生怎样的生理、心理现象，都不一样，也无法预测，是一个永远的“谜”。“我要死了。什么时候？在哪里？怎么死？”——“谁知道！”
5.人的死亡，是纯粹个人的事，至多关系家庭与子女，无需社会、他人多管。在鲁迅的想象中，他“死后”最大的痛苦和愤怒，就是别人对自己的死，表示惊讶、哀悼、惋惜、暗喜：“他死了。”“他死了？”“他死了！”——我死了就死了，关你什么事？对死亡的“利用”最可怕，不能容忍。
6.变老时，要和死亡“达成妥协”。在“害怕与信任，反抗与放弃，拒绝与接近之间取得平衡”。有人追求“生的愉悦与死的坦然”：虽然很有吸引力，却是大可质疑的。生，必然、必须是“愉悦”与“痛苦”的交织；死，也必然、必须是“坦然”与“焦虑”的交织；人的生命，更必然、必须是“圆满”与“遗憾”的交织。我们要追求的，是“真实”的“多面人”，而非“想象”的“单一人”。
7.对人之死，有两点要想清楚：“死亡是极正常不过的现象”，必须诚实地面对“生命的有限性”；“救活失败，并不是医学的无能”，必须诚实地面对“医学治病的有限性”。
8.“什么时候努力医治，什么时候放弃医治？”这是老人进入生命最后阶段，直面死亡时遇到的最大问题。答案也是双重的：当医治有效，给将死之人以“生”的“可能性”的时候，当然应该尽力医治；当医疗无治，显示难以突破的“局限性”时，就必须“抵制医学干预”，放弃治疗，“安宁疗护”。
9.“与死共生”。在从“生”到“死”过程中，人（老人、医生、看护者）依然有“维持人的生命品质”的权利、义务和余地。死之前仍需“生活”，自主的有意义的“生活”。如何有尊严地活到生命终点？如何为死亡做准备？实现自己最重要的愿望，做生命终结后的安排，按照自己的主张结束自己的故事。如何安顿因衰老与死亡而不安的灵魂，都大有发挥人的主动性的余地。做一点浪漫主义的想象：或许还会有“从生命终点的狭促之处，向宽广世界无望的张望”的那一刻。当然，最好的结束（“善终”）还是“在安静睡眠状态中停止呼吸”——能进入“寿终正寝”的境界，人活一辈子，足矣，足矣！
关注“养老管理”
变老之人能够自如应对衰老与死亡困境，除了发挥自主力，还有一个关键，就是仰仗养老机构的高质量的扶助。
根据《最好的告别》作者的分析，以及我的观察与思考，随着时代的变化、社会的发展，人的养老方式处在不断变动之中。大体有五个阶段。
按传统的养老模式，人一旦面对衰老与死亡，就由“家族中几代人共同扶助”，即所谓“四世同堂共养”。这是传统社会结构决定的：老人扮演“传统、知识与历史维护者”的角色，“崇老文化”由此产生。大家族、大家庭养老，子孙侍奉，天经地义。但随着经济、社会的演变，家族结构，家族中祖辈、父辈与子孙的关系，也逐渐变化。
首先是家族文化逐渐淡化，家庭成为主体。这就进入“家庭养老”的第二阶段。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家庭内部，老人的地位与作用也逐渐降低削弱，崇老文化因此瓦解。随着子女经济、社会独立性的强化，对家庭控制权、财产分配权的利益需求也越加强烈、迫切，最后子女独立成家，父母与子女分居成为必然趋势。养老模式也就由子女扶养，演变为独居养老，“老人独立支撑，子女辅助”。
最近十年，我们所处的中国社会进入了“长寿时代”。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泰康之家的老总陈东升先生所说的，“人自身（人种）”的变化。生育率的下降，老人的长寿，使养老由家庭、个人的事变成“社会事业”。
养老新模式“社区（康复院）养老”就这样应运而生。和之前的家族、家庭模式，个人独居模式相比，其最大变化，就是一切都纳入“机构管理”：老人“生活各方面都在同一个中心权威领导下进行”，“成员日常生活各方面，都是一大群人一起完成”，而且由相关服务部门周密、有序安排。这样的管理的组织化、计划化、科学化，就大大提高了居民的生活质量，安全感大大增强，人与人的关系也更加密切。但也产生新问题。特别是在最近几年的“疫情、后疫情时代”，“回归家庭”成了人的生存的新需求、新趋势。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养老院的老人就发出了“我要回家”的呼声。用《最好的告别》里的话说，老人渴求“一扇能上锁的门”，“一个生活自由、独立的地方”。
这就给“机构管理”的养老模式提出了变革的要求：要有新观念、新思维、新的管理方式。也就是说，从“家族、家庭养老、个体养老”到“社会养老”，既要“变”，也要“不变”。追求的是，“真正像‘家’的养老院”。——这就是我们说的第五个“养老模式”，也是我们要探讨的“养老管理”的根本问题。
这里的关键，是要确立基本的管理理念、指导思想：对老人的照顾，不能限于日常生活、身体，更要有“精神照顾”，要有“家庭文化”。不能只有“管理目标”，更要有管理对象老人的“生命及其价值关怀”；不能只强调群体管理，而忽略个体管理。
由此提出一个基本概念：辅助生活。养老院管理的基本权限，是“辅助”而不是“管控”老人的生活。“任何人都不必觉得被机构化了”，养老院只是“提供一个地方，使得住户保持与住在家里的人类似的自由自在”，稳定、安宁与平静。
这里，自然存在矛盾：因为变老之人，已经没有能力照顾、管理自己，一切都要仰赖照料自己的人。如何使他人的照料，只限于“辅助”，一切自己做主，这确实是“两难”。这就要求变老的老人与照料者关系的根本变化：由功利性的护理，转化为满怀“爱”的类似亲人的照料，“简单然而深刻的扶持”，“轻松地、心甘情愿地、单纯地做着一切”。老人与养护人之间，就能够自然而然地做到彼此“妥协”与“平衡”：养护人作为管理者，要强调“人比任务重要”，要关心“老人希望怎样生活”，而不是“子女希望老人怎样生活”，“管理规则要求老人怎样生活”；老人也不能把自己的希望、要求绝对化，必须“换位思考”，替看护人、管理者考虑。用“协商”的方式，共处难题，这也应该是“养老管理”的一个基本原则。
我们这里讨论的“养老管理”，重心在衰老期和临终前管理。如果说“活力养老”阶段，管理的重心应在发挥老人的生命潜力，为其提供“再学习，再创造”的条件与机遇；那么，到了衰老与死亡期，重心就要转向《最好的告别》里强调的，“抗击‘三大瘟疫’”：老人心理上的“厌倦感、孤独感、无力感”。作者显然把注意力集中在老人心灵的“滋养”上，抛弃厌倦感、孤独感、无力感，重建生命的热情、温暖与力量，就为走到生命尽头的老人，展现了一片“新天地”，找到了改善老人生的“新途径”：这是实实在在的“最好的告别”。
目标确定以后，又接着讨论“怎么做”。回答是“跳出条条框框”，进行“养老管理”的新创造。于是，我注意到，《最好的告别》里，作者以极大篇幅，不厌其烦地介绍各地养老院管理者所进行的各种尝试和实验。例如，引进“动物、植物与儿童”，让宁静的养老院吵吵闹闹起来；打破固定化的生活，故意把养老院的生活搞得“乱七八糟”；有意识地扩大视野，创造“独居”老人与世界沟通的机会，以达到对“庸常存在”的超越；等等。并且，作者郑重提出：“使老年生活有意义，是一种新思想，比仅仅使老人安全更需要更多的想象力和创见。”
我读到这里，眼睛为之一亮。这才是要害：养老，需要“好奇心、想象力、创造力”！“养老管理”的开创者、实践者，日渐衰老、直面死亡的老人，都需要！我们现在所缺的，就是这样的“好奇、想象与创造”！
此文开头提到的2023年7月29日、30日，我跌倒躺在地板上，想到我的“下一步”，就充满了“好奇”：我将“怎样衰老与死亡？”并“想象”会遇到怎样的属于我的生理、心理现象？同时思考“自己如何应对？”由此焕发出的是新的“创造力”：突然找到了人生最后一段“真正地活着”的活法。从7月30日下午开始，我的晚年思考与写作，又达到新的高峰。最近几天内写出这篇《探究“衰老”与“死亡”》，算是最新成果与证明。
我还要把“按照自己的主张，结束自己的人生故事”的努力延续到最后，不断写下去……
2024年3月12日—20日
【作者简介：钱理群，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心灵的探寻》《与鲁迅相遇》等多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