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恍惚有这样的记忆，出事的那天外公没有吃完碗里的午饭，拨到猫食盆里喂猫了，那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回家。那晚母亲很早就让我和哥哥去睡觉，半夜里我被各种动静吵醒，好像有人低声急促地说话，还有进进出出的脚步声和关门声。我再入睡的时候就睡得很浅，做了断断续续的噩梦。人生第一次有不祥的预感，也许就是在那天晚上。
第二天早上，我没有看见家里的大人，老保姆把我送去了幼儿园。下午她接我回家的时候，母亲站在门口等着我，把我带到灶头间，蹲下来搂住我说，外公死了。说着，她就哭了。那是我头一次看到大人哭，非常害怕，抱着她不放。等了一会儿，母亲松开我，擦干眼泪，拉着我的手去外公和姥姥的卧房。厚厚的窗帘拉紧着，昏暗的光线里姥姥背靠枕头呆坐在床上。那年姥姥五十九岁。母亲说后来姥姥曾经吞别针，企图随外公一样去死，但是被抢救了回来。
外公死后的第二天，母亲送我去幼儿园，教我说，别人问什么你都说不知道就行了。那天我们跟往日一样，洗完手洗完脸，排队等着老师用玻璃试管给我们每人嘴里点一滴鱼肝油，然后另一位老师给我们每人手上点一滴甘油抹脸。那时候糖是稀有物资，我们每天都等着这个时刻舔甘油里的甜味。排在我前面的女孩舔着甘油回头说，我爸爸说你的外公不是死了，是畏罪自杀，什么是畏罪自杀?我低头说不知道。我的确不知道，但是那不明意义的四个字却嵌到了我的脑子里。
在那之后的许多年里，大人们从来不在我面前提到外公，所以我对他没有什么记忆。1981年我出国留学的时候，随身带走了家里仅存的几张外公的相片。那是一箱准备四年大学用的生活必需品——肥皂、牙膏、手纸、替换衣服、被单、字典和几本书籍，不知为什么外公的照片也在这箱生活必需品里。一旦有了剩余的钱，我就到一家叫ArronBrothers的镜框店，买回几个“买一送一”的镜框，并用很宽的硬纸边衬托着，把那几张又小又黄的照片分别挂在墙上、放在我的书桌和床头柜上。
外公站在一个阳台上，身后有洋楼和花园。他身着浅色西装，梳着中分头，嘴角带着一丝温和的笑意，目光却是十分坚定的。那是他相片里最年轻的一张，也许是在上海医学院期间?
外公坐在一艘赛艇里划船，身穿白衬衣加一件西装背心，打着领带。照片中那条河，河边的树和那座小桥似乎是牛津大学。那应该是1937年到1940年之间?
外公站在假山前的石桥上，身后是湖心亭，水里有荷花，头顶上飘着柳枝。他身着西装大衣，英俊潇洒。那是他出国留学之前，还是他刚刚留学归来?
外公和几个斯文青年，站在一条泥泞的路上，身后是一栋矮楼。外公身着西装大衣，戴着皮手套，个子比其他人高很多。这张照片背后写着：1945年于前中央卫生实验院，化学药物系药理室(重庆歌乐山)。
外公戴着棉帽，裹着海军呢大衣，站在高高的石梯上，背后是古老的城墙。他身边站着一位我不认识的男子。从衣服上看像是1950年代。那不是上海，也许是出差到北方讲学，在那里跟朋友留影?
外公和姥姥手里抱着我表姐林川和我，站在平江路的洋房前。外公穿着中山服，胸前戴着“为人民服务”的胸章。他抿嘴笑着，是个慈祥的外公。那一定是1960年代照的，是我和他唯一的合影。
每次为镜框擦灰的时候，我都会仔细看照片里的外公，他清瘦挺拔，温和典雅，目光里充满抱负和理想。我总是在心里问自己，是什么让他这样决绝地离开人世?难道没有任何一种依恋能够留住他?那年外公六十岁，据母亲说，他精力充沛，连体重都保持在青年时的水平，一般中老年人好发的心血管病、糖尿病、关节病之类他全没有。而在那个寒冬腊月的夜晚，他毅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我怎么才能理解他?
外公因是畏罪自杀，家属得不到任何津贴，姥姥被打成了“反革命”后，也停了薪水，每个月只有几块钱的生活费，我们的家境变得很拮据。母亲和姥姥都不会过日子，心血来潮的时候，母亲会去买话梅、桃板、酱芒果干，姥姥也会买椰子酱、面包、烤子鱼罐头那样的奢侈品，经常是到发工资前几天就维持不住了。这种时候，母亲和姥姥就会互相责怪、争吵。吵架开始都是为了菜钱，但是很快就变成了母亲对姥姥的控诉：我才五岁啊，你就把我丢给人家，自己去了英国，我吃蛀掉的米，裤子破了用书包来挡，后妈都不会这样对孩子啊……那段幼年的不幸被母亲多次提起，每次吵到这个地步姥姥就只好不响。
有几回，在没钱买菜的时候，我不知道从哪里学会了用粮票去跟人换鸡蛋。印象里那人像农村来的，鸡蛋放在一个竹篮子里，上面盖着破毛巾。老保姆被送回乡下老家后，我开始掌厨。那时我大概十一岁，还在长个，周围的煤气灶、水槽、砧板都显得很高。每天早上，我把米淘好，中午一下课就把书包往背后一推，开始烧饭。我能把很小一块肉切成很细的肉丝，炒一炒，再把大白菜放进锅一起煮烂，勾芡后放味精，就是一大锅很香的“烂糊肉丝”。我还能把一根很细的带鱼，做成两大碗“苔条面拖带鱼”，分两顿饭吃。弄堂大门外的水果摊上，常有烂了半个的苹果或鸭梨。我总是会很便宜地把它们买回家，去掉烂的部分，切成小块，用糖精和藕粉做成水果羹。这些都是我非常乐意做的家务，但是我痛恨洗碗和一切厨房的善后工作，那些全都推给哥哥去做。哥哥画画，需要我做模特儿，我常用洗碗作为交换条件，同时还要求他，必须把眼睛画得比实际的大。
哥哥天性敏感，从小热爱美术、诗歌，他最大的梦想就是把画画好。但是为了避免毕业后插队落户，父亲逼他参加过游泳队、水球队和划船队，硬是把一个文弱的男孩，练成了一个浑身腱子肉的少年运动员。哥哥所在的划船队，每天在长风公园训练。有一天，他在湖里逮了十来只蛤蟆，回来后放在浴缸里。它们长腿大眼睛，丑得可爱，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把它们做成菜。母亲到家后，站在浴缸边看一会儿，然后回屋拿了一把剪刀。她抓起一只蛤蟆，拎着它的脚往浴缸边上狠狠一甩，看它不动了，就在嘴上剪开一个口，拽一把，整张皮就撕了下来。
我不会忘记母亲那天的手，她自信、简练的动作，好像这是她每天在做的事情。浴缸后上方有一扇朝北的小窗，渐暗的天色里，蛤蟆在搪瓷上徒劳地趴着跳着。母亲紧闭着嘴不说话，只听到蛤蟆和浴缸暴力相撞的啪啪声和撕皮的刺啦声。
现在我也为人母，可以懂得，母亲面对蛤蟆时的勇敢和无情其实是给我做的榜样。她总是有意无意地抓住一切“可教育时刻”，教我去学会生存的技能。大概在我十二岁的样子，母亲教会我打静脉针。那年，她接到了一项重要科研任务——从神经药理的角度，寻找针刺麻醉的镇痛原理。实验室有动物房，我喜欢去那里抚摸头皮里埋了电极的小老鼠和大白兔，还有狗和猴子。星期天早上，母亲常带着我用水管冲洗猴子的笼子，然后把粪便清扫掉。有一次，我们发现水管不见了，前后左右找不到，好半天后才注意到，几个猴子不知怎么把管子勾到了笼子里，然后一起坐在上面，显然是不想让我们用水冲它们。母亲笑出来，夸那些猴子聪明。那天，她打开一笼做过实验后废掉的小白鼠，抓起一只，给我看它半透明的尾巴里的四条血管，然后把着我的手，教我把针头扎到静脉里，再把针筒往回抽一下。她说，你看到回血就是扎准了，现在注射空气进血管，小白鼠就猝死了。
几十年后在大洋彼岸，我被送到医院做紧急剖腹产，那是我这辈子头一次打静脉针。针头扎进血管的那一刻，我突然想到在我手里痉挛的小白鼠，眼睛盯着输液管，冲着护士大叫，里面有气泡!
许多当年母亲教给我的科学常识，像是写在我眼皮底下的课本，合上眼我就能看见它。有时候，我会捕捉到自己跟女儿们重复我母亲的话。比方说，青菜要洗完了再切，先切后洗的话，会丢失太多的维生素;想要青菜出锅时是绿色的，锅盖就只能盖一回，揭开以后再盖上一定会发黄;煮干豆类的时候先不要加盐或糖，这样才容易煮烂;还有，洗脏衣服用水泡没什么效率，需要重复挤掉脏水吸入清水，洗涤是通过这样的交换而完成的。
最难忘的常识，是关于水和油。我刚开始炒菜的时候发生过一个事故，我把油倒进了一个湿的炒锅，结果脸被滚烫的油溅到。母亲吓坏了，拿了笔和纸，跟我仔细解释了水的分子和油的分子、水的沸点和油的沸点的区别，为什么锅子必须是完全干的才能把油倒进去。在母亲眼里，炒菜变成了一件极其危险的事，她最大的恐惧就是我的眼睛会被油爆瞎。后来我到美国留学，母亲给我的每一封信里都要加上一句炒菜要小心，油不要溅到眼睛里。那些年我面对的人生危机母亲无法知道，她只能茫然地担忧，而眼睛被滚油爆瞎这一形象，象征着一切可能发生在她女儿身上的邪恶。
母亲虽然喜欢教我科学常识，但是对我青春期身体的变化只字不提。那段时间我喜欢打乒乓球，上学的时候总是把一块乒乓球拍藏在罩衣下面，拍把掖在裤腰里。有一天，我感觉到球拍触到胸口时很疼，意识到那里长了两个硬块，以为自己生了什么病。又过了一阵，胸就鼓了起来。有一天，在田径课跑步的时候，我突然发现男老师盯着我跳动的胸脯，脸唰的一下红到耳根。回到家，我就把穿不下的方领衫，修剪缝制成勒胸的内衣，勒到喘不过气来才放心。
那个爱趴在窗前发呆的妹妹，越过了一段尴尬的年龄后，长成一个含苞待放、明眸善睐的少女。记得那段时侯，我总是在等着隔壁邻居家一个卷发男孩回家。每次在窗口看到他，我就飞速拿起羽毛球拍冲下楼，气喘吁吁跑到他面前，假装这完全是巧合。有一次母亲正好骑车过来，看见我和男孩在说笑，就把我拉回了家。她严厉地说，他是个吊儿郎当不爱学习的小流氓，你还去跟他胡调情，以后再也不许做这种事了。我不知道“调情”和“这种事”是什么，但它们让我联想起，在姥姥的《匹克威克外传》插图里面，有一张男人和女人在一条公园长椅上接吻，每次翻看都让我感觉暗流涌动。我直觉“调情”和“这种事”都是羞耻的、罪过的，是我不应该做的事。
这样的欲望和抗争，就是从亚当夏娃延续下来的原罪吗?为什么在所有的文明里，都有对这个最自然的欲望的禁忌?人类是为了征服欲望，而创造了辉煌的精神世界吗?所有的艺术不都是欲望的升华吗?还有爱情，它又是什么?是上帝送给欲望的礼物吗?
……
(未完，全文见《上海文学》2021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