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年，山西大同人，先后在《天涯》《西湖》《芳草》《长城》《山花》《小说选刊》《长江文艺·好小说》等发表小说、散文若干。有多篇作品收入全国年选。出版小说集《给我一支枪》《小烟妆》。鲁迅文学院高研班学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西省签约作家。曾获乌金文学奖，阳光文学文学，全国打工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
1
七月暴雨如注。在那间光线昏暗散发着臭松花蛋味的单身公寓里，喝醉酒的他低头吻着我的左手，从手背到每一根手指尖。我手上湿漉漉的全是他的唾液，我的心也湿漉漉的。他的唇蠕动着继续寻找着，我积极回应，仰起脸闭着眼。我觉得闭着眼是接吻的最高境界，电影电视里那些港台名星都是这种陶醉的表情。他的右手摸索着我衣服上的一粒扣子，那一刻我的心都要跳进他嘴里了。这时他却急忙推开我，喃喃着，哥不能毁了你，不能毁了你！他脸上的表情十分痛苦，肌肉上下抽搐着，就像被人当胸刺了一刀。我也像被人当胸刺了一刀，鲜血横流。
那是我的初吻。这个吻是祭台上的礼物，它给我带来识破天机的启蒙。后来，我一直想证明给他什么是“毁了”。
他是文学社社长。我是他的妹妹。文学社里的女孩子都是马明的妹妹。
我们工作的煤矿叫四台，矿名因附近四处分布的烽火台而得名。那里曾是辽金时期的古战场，有一个叫萧燕燕的女人和一帮叫杨家将的男人在这里频频交手，金戈铁马，白骨累累。一千多年过去，在烽火台的地下发现了储量丰富的煤炭，又一群人带着各种现代化的采煤机器来了，沉寂的古战场忽然间车水马龙。人们满怀激情，掘地三千尺，把黑色的煤炭挖掘出来。这些金子沿着皮带水一样流到地面，按照大小块洗选，分类，然后装上火车运到港口码头。为此，还开通了一条叫大秦线的铁路专用线，大是大同，秦是秦皇岛。
那时我和马明在矿上办一份叫《烽火》的文学刊物，社长和编辑都是自己选拔任命的。虽然是一个民间组织，但在当地小有名气，不时有会员的作品登上矿工报变成铅字。文学社最辉煌的时期有会员300多名，社里的大事件是1992年12月25日当地报纸为我们文学社发了一期专版，叫“同城有个作家群”，用一个版面介绍我们文学社和学员的作品。马明自掏腰包买了三百多份报纸，一人发了一张，相当于发奖状。
每当有会员的作品在外面发表，我们都要热烈庆祝一下。社长马明，我，胡杨，我们三个编辑，加上文章作者，再约上几个平时聊得来的人，最多不超过十个。一行人找一家小酒馆吃个饭，矿上人习惯说“搓一顿”，用的字眼不同显示出我们与他们的不同。当年，我们极力要把自己和普通人区别开来，现在吃饭时如果有人拿本书在旁边高谈阔论地谈论文学，大家一定以为这人脑子有病，而且病得不轻。
最好的馆子总是开在矿井口附近，那是由很多张嘴吃出来的名气。这里的人喜欢研究吃，舍得在吃上面花钱。男人们愿意累死在小寡妇的石榴裙下，但他们更愿意死在“酒池肉林”中。
积着煤灰的房子，脏兮兮的玻璃，油腻腻的桌子，店老板的拿手菜多是家常便饭。虽然饭店的环境一般，不过菜的味道好。辣白菜，炒土豆丝，家常豆腐，再弄两瓶火辣辣的二锅头。二锅头给我的感觉一直是火辣辣的烧灼感，但那种两块钱一个的玻璃口杯我能喝两个，相当于七两酒。我自己都惊讶曾有过那么好的酒量。
那时大家的酒量似乎都不错，属于那种一个星期不喝一顿大酒浑身难受型的。几个人就着几个简单的菜，从余华苏童马原说到路遥海子顾城，再到川端康成马尔克斯海明威，喝到胡言乱语放声高歌痛哭流涕。为什么要哭呢？不知道！没有任何理由，好像谁家里也没有发生天塌地陷爹死娘嫁人的伤心事，可就是想号啕大哭一场。聚会达到高潮时，找个犄角旮旯把刚吃下的吐出去，踉踉跄跄返回到桌上，大声唱：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我要人们都看到我，但不知道我是谁。……我们自己就是一面鲜艳的旗帜，天大地大老子最大，谁也不服。直到饭店打烊，被老板骂咧咧赶出来，聚会才算结束。男男女女搀扶着摇摇晃晃地走在黑土飞扬的煤渣路上，一路风尘一路歌。人人都把自己当成浴血归来的英雄，可战场在哪里？在每个人的内心啊，生命如此灿烂，又如此真诚！
《假行僧》是我们的会歌，每次聚会必唱。马明有一台手提录音机，装磁带的那种，摁一下播放键，黑色的带子水一样流淌，激昂的声音就钻出来。我们反复播放这首歌，这歌听着带劲儿，让人热泪盈眶，激情澎湃。当年为什么会选这么一首摇滚乐，我想不起来了，可能是被它声嘶力竭的气势所感动。
我们每两个月出一期刊物，纸张紧张时三个月，刊登的都是会员作品，有诗歌，小说，散文。其中最多的是诗歌，大家觉得诗歌好入门，也容易把握，把一句话分行断句就行了。我自己写了很多这样的诗歌。
踩响层层叠叠的落叶，
秋来了。
……
七夕节打缨络，
缠女孩子七巧玲珑心。
……
日子蹑手蹑脚的逃遁，
石榴花火热地开败了一场青春。
我还热衷于给自己取笔名，缃纤，刘莘，陈默，纤草等等，会员水平参差不齐，刊物稿源不够时，我就自己动手多写几篇。诗歌一篇，散文一篇，小说一篇，然后署上不同的笔名。听着他们对作品的评论，暗自窃喜，有一种地下工作者的感觉。当然，这里面也有马明的原因，我是他的妹妹，他还不利用手里的权力满足一下我的虚荣心？有一个才华横溢的妹妹，他脸上也有光。
“文学青年”是一件华美而廉价的袍子，当年只要读过几本书，写过几首小诗就可以让自己拥有这样一件“法衣”，穿上它招摇过市。女孩子用它来俘获男孩子，男孩子用它来勾搭漂亮妹子，文学社里产生了很多对恋人，同时也衍生出很多关于爱情的诗。
马明最后一次见我，是找我借钱。他认识了一位做国际生意的大人物，大人物给他联系了一笔生意，倒腾煤炭，用火车皮把山西的煤运到俄罗斯，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什么都缺，人们连火炉子都生不起。这笔生意做成了，他就成了有钱人。有了钱，他要在乡下买一个院子，种几畦地，养几只鸡，安安静静地写作。有空了再教几个小孩子读书认字。
可马明现在人在哪里？没有人知道。
2
收到学校的聘用通知后，我开始收拾东西，大刘不说同意，也不说反对，低头洗着羊下水，灰白的肠子绳一样缠绕在他手上。一些白色的块状的油脂浮在水上面，屋子里脏腥气很重。
原本准备自己坐高铁到学校，同城到T城有直达车。大刘却心血来潮，一定要开车送我，四个小时的车程，一路上我们都没怎么说话。我耳朵里塞着耳机，在听老崔的《假行僧》：假如你看我有点累就请你给我倒碗水/假如你已经爱上我就请你吻我嘴/我有这双脚我有这双腿我有这千山和万水。
老崔也老了，鞋拔子脸，肿胀的眼皮，当年的英气一扫全无。
作为刊物编辑，我那时有机会接触到各行各业的作者，从那些来稿中，我慧眼识珠地把自认为优秀的作品挑选出来。按照后面留下的联系方式，我把电话打到他们单位，约他们出来见面，理由当然是讨论作品。我一般不会给作者回信，写信要花费大量时间，主要是还要花一笔邮费，我们社里没有这项开支。接到电话的文学青年，个个受宠若惊，他们谦虚地称我为王老师，希望得到我的指点而一夜成名。我们讨论的地方有时在十里河畔，有时在沙棘林里，有时在黄土飞扬的烽火台上，或者就在作者的单身公寓。公寓里有床有软软的被褥，环境舒适。而我更喜欢把活动安排在野外，坐在一个坡坎上，高声谈论文学，薄薄的衣裤下是黄土，小石头子草棍扎着肉皮，痒痒的。流里流气的风抚着我的脸庞，细细的黄沙土春药一样拨撩刺激着我萌动的心。据说萧太后当年爱上一个叫韩得让的汉人，为了嫁给心爱的男人，杀死他的妻儿，两人结为夫妻，而后萧太后利用手里的权力给他赐姓耶律。
写散文诗的林军是一位洗煤厂的工人，他抓着我的手一边数我有几个斗几个簸箕，一边给我科普什么是洗煤，并不是要把炭洗干净，最简单的说法，就是把里面的煤矸石挑出来。在水里石头的密度比煤重，这个我懂，化学老师讲过。还有一个计算公式，怎么计算密度值我忘了。
林说，三斗七簸箕的女人天生运气好，有贵人扶持，能够逢凶化吉。最佳婚配是有四个斗的人。我侧脸看向矿井的方向，越过林军的头顶，看到蓝白相间的三个圆柱形储煤仓直直插入天空，有点流氓。
林的样子很普通，塌鼻大嘴，碎碎的老鼠牙遍布黑黑的牙斑菌，他个子比我高一点，而我只有一米六。大概是写诗给了他自信和勇气，他希望我嫁给他，说他用扑克牌算过很多次王八卦，将来和他结婚的就是我。王八卦就是除去大小王，把五十二张牌面朝下摆成乌龟的形状，然后翻牌，两张牌相加等于13收起来，全部完成就是合卦。我含情脉脉地笑了。我知道我不会嫁给社中的任何人，我喜欢做他们的女朋友或妹妹，但不是老婆，老婆这个身份太中规中矩了。
有一回林军把我带到他们厂里最高的地方——筒仓，我们沿着外设的旋转悬梯爬到离地面四十米高的地方，站在那里，全矿的风景一览无遗。公寓楼，办公楼，家属楼就像叠摞在一起的火柴盒，人更是一只只小蚂蚁，一小队穿着蓝色新工装的蚂蚁们沿着通往人事科的小路行走着。矿上刚刚又招来一批新工人，我们也许可以在他们中间发展几个新会员，新工人总是有很多古怪的想法。不过几年后他们便沉默了，芸芸众生，皆为蝼蚁，谁也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
林军从录像厅新学会一个技法，我扶着楼梯俯下身子，他踮起脚尖用两根手指压下我的头，他的舌头像一块肥膘肉伸过我的嘴巴，让人很不舒服。这时有人从一个屋子出来，我们草草地分开。那个工人穿着脏乎乎的工作服，整张脸油墨一样的漆黑，看到我们时笑了，漆黑中闪出一道白光，那是他的牙齿。为了再次吸引我的注意力，林说前几天有一个工人就是从这上面跳下去，脸朝下趴在地上的。当时是晚上，好几个人从他身边经过，都以为是醉汉喝醉了。在矿上，喝醉酒的人太多了，鬼哭狼嚎地折腾上一阵，然后趴在那里凉丝丝地睡一觉，醒来该上班上班该吃饭吃饭。他说这些时，我不停地流泪，也不知自己难过什么。林从兜里拿出一块叠得方方正正的卫生纸，他很细心，每次都会帮我带着纸。我把擦过眼泪的纸丢在风中，一只白色鸟俯冲而下，又扶摇而上。青春就是一只忧郁而孤独的大鸟。
我们花了半个小时谈论年轻人的死，林认为他失恋了，一定是女孩子夺走了他的性命，而且还是一个漂亮女孩子。他深爱的女人跟着别人走了，他没有勇气活下去了。不过这样的故事太俗气了，我关心的是他最后纵身一跃，是不是享受到了飞翔的自由和快感？
这告别人世的方式太激烈了，如女人的烈焰红唇。海子死了，顾城死了，戈麦死了，一个矿工也死了，他的死就是一首荡气回肠的长诗。果然，林军回去后写了一首诗《蓝天上的眼睛》，我把它刊登在我们刊物上。大家聚在一起时，我大声地朗诵着他的诗：子弹穿过你的梦，你看不到的地方，坚固的战车正碾压你的身体，爱人在黑夜里呼喊你的名字……
很多年后，林军荣升为一名局长，我经常在电视上看到他。那意气风发，指点江山的样子，就和当年写出得意的诗歌一样。有一回，为了弟弟房子的事我去找他，他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介绍我，王琪，作家，我们当年还一起办过文学社呢，呵呵。在他嘴里那似乎是一件很荒唐的事。
从农村招工来的胡杨在井下一线工作，掘进一队是受苦最重的一个地方，扛着几十斤重的工具下去，再背着上来。他问，王老师，你知道伸手不见五指吗？我摇摇头，闭着眼，晃动左手，想象着黑暗穿过他的身体。王老师，我在下面干完活，靠着煤帮，喜欢玩一个游戏，把矿灯打开关闭，再打开再关闭，每打开一次灯就有种宿命之感。他边说边在我眼前晃动手指，似乎我是一个盲人。他的指甲缝里积聚着黑黑的煤泥，让我有种想把他抱在怀中的冲动。
他把写给区队的表扬稿拿来给我看，几月几日在赵队长的带领下掘进一队完成掘进尺多少米，光荣地完成了组织上交给的任务。我启发他，把里面的一些词、句子断开，再加几个莫名其妙的词语，就是一首诗了。报社的副刊很需要这些有点文艺范的表扬稿。他很勤奋，每天下班后都要写三首诗。他想离开工作环境恶劣的矿井，既没有好爹，也没有好钱，只能靠自己了。
胡杨每个星期都来找我，把新写的诗大声念给我听，那些诗像刚刚出炉的烤红薯，烫手烫心，还散发着甜蜜的焦香。我们在诗情的催发下谈情说爱，他搂着我的腰，头像一个婴儿埋在我怀里，紧紧贴着我的胸口。有了爱的指引，我们很快掉进爱河中。爱情的力量是伟大的，果然他的小诗接二连三地登在《矿工报》上，他凭着这些小诗得到区队干部的重用，不用再背着工具下井，留在办公室专门给领导写表扬稿，再就是陪领导打打扑克，玩的时候想尽办法输钱。
胡杨为了报答我这个伯乐，答应带我去爬第六座烽火台，从那里能看到萧燕燕破败的行宫，断壁残垣，她的皇帝丈夫就死在这里。皇帝死后，她和韩得让驰骋沙场多年。那天的风很大，风把我们撕成两面猎猎作响的战旗，胡杨把我紧紧地拥抱怀里。沙尘暴将一把又一把的黄土硬塞进我们嘴里，和着各自的唾液把黄土面吞进肚子。沉甸甸的，有种吞金的感觉，但心里很踏实。
烽火台不仅是古战场的遗迹，也是离天空最近的地方。
我还曾想让胡杨把我悄悄带到他工作的地方，尝试一下在几百米的地下接吻。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里，抚摸着爱人的脸，寻找爱情的光明。胡杨一口拒绝了我，很认真地说，自古以来煤窑不许女人靠近，女人的身子不干净，会冲撞了窑神。我笑他还是诗人呢，这么迷信胆小。胡杨冷冷地说，你亲眼看到死人时，就不会认为这是迷信，窑工为了活下去，相信一切神，他们把老鼠也封为神。
文学社里的小王编辑调到矿务局工作后，我向马明提议把胡杨吸收为刊物编辑。奇怪的是，我们在一起接触多了，关系反而疏远了。最明显的是，胡杨不再把他写好的诗给我看，而是装到信封里，贴上邮票，寄到全国各地。
我和大刘是通过相亲认识的，他哥哥的一个朋友和我一个单位，韩师傅问我，小王，想找一个啥样的人？一线的下井工人想不想？我说，想。一家女百家亲，一线工人挣钱还多。我深知文学是文学，婚姻是婚姻，结婚过日子和爱不爱文学两不相干。
大刘不喜欢读书也不喜欢写作，他的作品就是他的秘密武器。大刘的哥哥在运销站工作，我和他便有机会在火车皮上谈恋爱，在火车等待装煤的过程中，完成一场轰轰烈烈的爱。长方的列车车厢是一个个露天棺材，我们从一口棺材跳进另一口棺材，在棺材里谈死论生。我的左手比划成一支枪，“砰”地一声枪响，他脸上开出一朵灿烂的花。我一次又一次发誓这是最后一次，不能陷在欲望的泥潭里，可还是受不了他野性的诱惑，只要接到他的电话，便心慌意乱。
有哨音响起，这是大刘哥哥给我们发出的信号，在火车的长嘶声里，大刘拉着我的手，数着一二三，迅速跳离火车。我踮起脚尖鸟一样张开手臂走在枕木上，那一刻我灵魂出窍，飞向遥远的秦皇岛。我是个有野心的姑娘，想离开这个地方，那怕是用自己的身体做火车头。大刘答应我，结了婚带我走遍全国。
大刘的工资比同龄人高很多，是其他场面工人的二倍。我喜欢文学但并没有被毒害，现实而势利，很小就知道钱对我们家太重要了。大刘和我订婚时，母亲张嘴要了三千彩礼，他一口答应。我算是当年最贵的媳妇。母亲拿着我的彩礼转身给大哥定下一门好亲事，女方长得端正大方，有一份长期工作。
结婚的日子定下后，大刘带我去德令哈看麦子。那也是海子的麦子地：白杨树围住的/健康的麦地/健康的麦子/养我性命的麦子！我答应他，看过麦子，就安安生生当个好妻子，和他过日子生孩子，再也不写什么狗屁诗。六月，我们坐着火车来到青海，烈日炎炎，成片的麦子在风中摇曳。一株麦子，十株麦子，一百株麦子，一千株麦子，一万株麦子，一亿株麦子，它们在风中大声呐喊，大声哭泣，大声唱歌。麦子的天，麦子的海，麦子的魂儿。当我看到铺天盖地的麦地时，忘记了我说过的话，心中还有一千首诗歌没有写出来。只要远方的马明一声招唤，我会立刻跟着他浪迹天涯，在可以看到长河落日的农家小院里写诗。
可是马明太遥远了，爱情太遥远了，只有大刘最真实。
大刘的母亲对我不错，第一次上门就送给我一双手工缝制的鞋垫，上面是一对交颈相爱的鸳鸯。我知道自己肯定是他们家的媳妇了。我和大刘结婚后虽然也吵架，但从来没有动过手，我有自知之明，好女不和男斗。我知道我肯定打不过他，那么就不会激怒他。
在雁门关附近遇到一起车祸，躺在路边的人身上盖着白布，估计是没了。大刘车上的关公挂件在眼前晃来晃去，一会儿正面，一会儿反面。关公是武财神，既能保佑发财还能护佑平安，我也不知自己在知命之年远走他乡是对，还是错？
3
通知里说学校公寓紧张，两个老师一间房子。四十岁以后我经常失眠，还有打呼噜的恶习，为了不影响别人，我没有住在学校。我从网上在学校旁边的村子租了一间民宿，有空调能洗澡，一个月只要500元。
我们到达T城已经晚上八点多，民宿的老板一直等着我。她操着一口当地话，十里不同音，我完全听不懂她在讲什么，好在她能听懂普通话。租的房子在三楼，大刘和我把东西搬上楼，然后出去吃饭。整个村子灯火通明，人潮涌动，旅店饭店电脑游戏房KTV，吃的玩的住的应有尽有。这个村子的经济就是靠我所任职的大学支撑发展起来的。我们吃了当地有名的牛肉丸子汤和葱花烙饼。丸子汤的味道一般。现烙的饼切成菱形小块放在竹编的小筐里，脆脆的挺好吃。大刘吃完破例又添了一份，说回去在店里也要添上这个。大刘和我在矿上开着一家饭店。
大刘视察完村里周边的环境很乐观，等我这边一切稳定后，他的饭店也可以开在这里，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人吃饭。他让我先来这边打个前站，探探路。T城离省城只有三十多公里，在这边买房子的话相当于住在大城市，房价还便宜。大刘这个人就有这个优点，什么事都考虑得周全，都往好处想。
街上不时遇到手拉手的大学生，亲亲热热地从我们身边走过，女孩子的长发飘在男孩子的脸上，男孩的手搂着女孩的小腰。这些学生们也在村里租房子住，长租或短租，提前过起二人世界。在一些不起眼的角落还有自助式的成人用品店，粉红的灯光一闪一闪地诱惑着那些饥渴的心。大刘的眼神酸溜溜地落在他们身上，说年轻就是好，想做什么做什么。谈恋爱也是学习的过程吧？大学生活结束，最起码收获一场刻骨铭心的爱情。
我在网上搜索过我将要任教的学校，是全省考研率第一的民办学校，也是学费最贵的学校，一年一万七千块，再加上吃住，最少要三万块钱。三万块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说，不是一个小数目，可能是父母一年的打工收入。
换了新环境就有了新感觉，那一晚我们两个人的表现都不错，大刘甚至把舌头伸进我的嘴巴，像滑溜溜的有着葱花烙饼香气的泥鳅。原以为大刘要大干一场，谁知他心有余力不足，不到一分钟就完成了工作，然后转身睡去。我起来穿好衣服，打开电脑，开始写小说。
这么多年，我只有一件事坚持下来了，那就是一直在写。我不再写诗，它不能说谎。我选择了另一种题材——小说，在小说里我可以谎话连篇，用一个个谎言讲述真情实感的故事。
4
腊月里马明穿着一身单衣单裤忽然出现在我面前，脸冻得青紫，上下牙战战地打着架。他一直这样虐待自己，他称之为挑战极限。他认为人的身体里潜藏着巨大能量，而这些能量只有逼迫到极限才会显现出来，所以他冬天从来不穿棉衣，即使零下二十度，也最多在里面加一条秋裤。
对方只给马明十五天的筹钱时间，马明一直马不停蹄地赶路，已经两天没有正经吃过东西。在小饭馆，他狼吞虎咽地吃着醋溜土豆丝，红烧豆腐，刀削面，嘴角挂着红油。这次回来他还有一个变化，就是吃素，说素食能让人头脑清醒思维敏捷。
马明辞掉工作离开煤矿时，我们也是在这里给他送行的。马明要去鲁迅文学院上学，我们刊物的影响力惊动了上面，煤炭作协推荐马明去上学，全煤炭系统只有一个名额。但也因为这个名额，他得罪了一些人，社里有些人觉得他中饱私囊，把好处都划拉进自己口袋。文学社的荣誉是大家的劳动成果，凭什么只有他一个人去北京上学？单位的领导也不同意他去北京读书，说工作多人手不够，其实就是想收点好处费。鲁迅文学院相当于黄埔军校，要去最牛逼的文学院读书，还要什么工作？马明眼皮也不眨地辞了工作。他走的时候慎重地把社长的职位禅让给我，让我坚持两年，两年后他学成归来一定重振文学大业。
没有了马明，我拉不来赞助，搞不到纸张，找不到刻蜡板的人。稿源也没有，社里的那些男男女女仿佛一下子从幻想中醒来，或是结婚生孩子过起小日子，或是拿着发表的豆腐块，削尖了脑袋往官场混。人心散了，哪有精力时间写诗。可文学社不能毁在我手里呀，我给马明写了一封又一封信，问他怎么办？但他一直没有回信。最后文学社只剩下我和胡杨两个编辑，胡杨请我吃了一顿散伙饭，然后各回各家各找各妈。我觉得很对不起马明，没有为他守住最后的阵地。
其实马明从鲁院毕业后不想再回到矿上，他和很多同学一样留在首都发展，成为一名北漂。通过同学他认识了一个做生意的大老板，他们还结为兄弟，这单火车皮的生意就是朋友给联系的。我哭着说，那文学社没有了。马明却说，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散就散了吧。以后写作的人会越来越少，这是大趋势。文学会越来越边缘化，最后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坚持，这一小部分人就是撑起文学天空的精英。当然，他也是精英的一分子，即使忙着挣钱，也没有忘记写作，他刚刚写完一个小说《走京城》。
我把婆家给的三千块买衣服的钱借给了他，他伸手摸一摸我的头，哥最多一个月就还你。我说我结婚前给我就行。我六月结婚，希望他能来喝喜酒，他一口答应了，说绝不会耽误我的事，到时候他还要送我一件贵重的结婚礼物。我注意到他一点都没有惋惜的意思，那感觉就是终于把我送到了别的男人身边，就像完璧归赵，完成了一桩交接心愿。
三千块钱不是个小数目，这么一大笔钱没了，我也不打算隐瞒大刘，他知道马明，我们文学社在矿上小有名气。他说，三千块钱买个放心，值了。放心什么，他没说。
夏日的一天，我穿红着绿嫁入刘家，马明并没有及时还钱，当然也没有来参加我的婚礼。一年又一年过去，一个夏天又一个夏天过去，马明再也没有出现。
后来我知道，马明不光和我一个人借钱，和我们所有的朋友都借了钱，说法都是倒腾火车皮，到俄罗斯做生意。这二十多年，朋友们聚在一起时，大家都会说起马明还欠着他们钱，并把当时借钱的经过讲述一遍，每讲一次都会添油加醋地补充一番，不断地加入更多的细节和想象。
马明这个人越来越像一部传奇小说，由我们每一个人撰写着，而他借钱不还，好像就是为了让我们永远记着他。二十多年过去，文学社里的三百多人走着走着都散了，有的连名字都想不起来了，只有马明我们还在津津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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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大学里教创意写作课，这门课在西方已有近百年的发展史，在我国大学里开设只有十几年时间。最早是复旦大学，然后人大北师大等知名大学也开设了这门课程。对于写作能不能教，一直是圈子里争论不休的话题。以前，我也认为写作天赋最重要，不过现在我的观念有所改变，一个优秀作家除了天赋，勤奋和技巧也很重要。
学校由六道红色的大门组成，一层层递进，富丽堂皇雍容华贵，学生们戏称皇家学院。学校的学习气氛好，我第一天走进校园就被那些备考的孩子感动，他们捧着书本在学院的林荫道上来回走动，嘴里默读或者大声地背诵着。
醍醐灌顶，那清朗的读书声让我眼里一下子涌满泪水，一匹野马孤独地奔跑了这么久，终于找到一块歇息的地方。
我向我的学生介绍我来自同城，同城是煤炭之乡，因煤而兴，因煤而殇。我还讲了我们曾经办过的刊物《烽火》，讲我们的文学社，讲我们的会歌，讲我们的文学梦。当然，也讲我们曾经的失败和困惑。
马明口才好，组织能力强，在他的带领下，文学社迅速发展壮大，周边十几个矿的文学青年踊跃加入。三百多名学员相当于六个班的学生，的确需要一个有能力的人才能管理得了。我们一起制定会员章程和条款，还制定了会歌，开始入会的条件是必须写五首诗，后来我们不得不提高门槛，想加入文学社的要交十首诗。也想过收取会费，解决一下社里经费困难的问题，不过一直没有实行下去，大家觉得把钱和文学牵扯在一起，似乎有点那个。文人可以食无肉，不能居无竹的，怎么可以赤祼祼地谈钱？
我们这些会员里做什么工作的都有，有一线下井工人，有农民轮换工，也有机关坐办公室的，还有学校的老师，医院的大夫，没有工作的社会青年等等。文学社没有任何活动经费，因此作品发表没有稿费，编辑人员也没有报酬，所有的劳动都属于义务性的。
马明倒是一直想拉赞助，找一个有钱的热爱文学的老板，最好是煤老板，他们从手指缝里抖几颗炭粒子就够我们花几年。有一段时间马明往小煤窑跑得勤些，拿着我们新出的《烽火》。许窑主是一位有文学情怀的中年大叔，善于仿写古体诗，毛体诗，遇到马明这个文学老师一口气写了十几首，然后要在我们刊物上发表。我们几个编辑原则得很，这样的作品当然不能发表，但是可以帮他修改润色。后来诗歌发表了，煤老板却不讲武德，没给赞助费。原因是老板看到刊物后勃然大怒，质问我们怎么可以随便改动他的传世大作？
除了结交煤老板，马明还积极向组织靠拢，和矿上的宣传部拉上关系，他眨巴着小眼睛和我们分析过，如果《烽火》由民办改成官办，就有合法名分了。就和正宫娘娘和小宫女一样，娘娘生的孩子是皇子。
而且公家如果肯接手文学社的话，我们也就有了活动经费，有了经费就能给作者稿费，有稿费当然就有写作热情了。还有可能把我们几个编辑也接收了，帮我们解决一下工作问题，最起码能把马明安排了，他工大毕业后一直想进入宣传部。他在井下一线工作，他是个技校毕业生，上成人大学属于再次深造。
不过从来利弊相当，如果文学社归了矿上，说得不好听点就是招安，梁山好汉的悲惨结局大家都知道，所以一多半会员不同意归矿上。吃人家的嘴软，以后刊物要发什么样的作品就由人家说了算，估计都是人所共知的那些东西，真正的文学作品就被挤远了。大丈夫可杀不可辱，我们怎么可以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而出卖文学社呢？
拉不到赞助，又不肯接受招安，刊物办得就有点艰难。没有固定的办公点，社里的办公地址一直安排在马明单身宿舍，舍友对他意见很大，经常偷拿我们的稿件上厕所。油印机是工会淘汰下来的，马明发挥他技工的特长，买了几个零件，动手修了修又能用了。印刊物的纸张也缺，当他知道有一个文学爱好者的爸爸是某矿的工会主席时，马上热情地把那个文学爱好者吸收为会员，并指导他在刊物发表了长诗，而那长诗其实只有五句话是爱好者自己写的。
虽然条件不好，马明却干得热火朝天，他一直认为做的是一件有意义的事。他做事认真，或者说是天真的，在他眼里文学如雪山大士，纯洁神圣且法力无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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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到课率关系着老师的效绩考核，为了防止逃课，有经验的老师告诉我每节课前都要点名，偶尔在课中课后也点一下。总之，不能让学生摸着你的脾气规律，他们逃课的花样多得让你防不胜防，可以拿来写一个又一个小说。有个学生明明白白地告诉我，老师，我不想听课，准备考研。看一看他桌上密密麻麻的习题纸，我默许了。让我想不到的是，这个学生期末考试写的小说让我眼前一亮，他也许应该当一个作家。
站在阶梯教室里，拿着记分册点名时，有种指挥千军万马的错觉，那个叫萧燕燕的女人骑马奔驰时也有这种感觉吧？这个女人是自信的，相信自己会一统天下。但我是迷茫，不知我会把我的军队带到什么地方。每喊一个名字，都会听到一声“到”，声音清脆洪亮，他们的脸庞是那么年轻，眼神亮如星子。
我的学生大都是00后，被称为世纪婴儿。我记得小时候大人们经常说2000年，我那时认真地算了一下，2000年时自己28岁，28岁的自己会是什么样子？我想不出来，但我相信自己一定会成为栋梁之材。
2000年我丢了工作，开着一家话吧，只有四平米大小。大刘从城里买了两块三合板，不舍得花钱请木工师傅，自己动手装修。他把屋子做成四小隔，每隔放一部电话，再配上凳子，就成了简陋的电话间。本地人打长途的不多，最多的是附近那些在小煤窑工作的外地人，四川人，河南人，甘肃人，其中四川人最多。曾有一个四川人说要送我点他们老家的茶，后来他死于一场透水事故，他老婆拿着几万块抚恤金回四川改嫁了，而他的骨灰就埋在小煤窑附近的荒坡上。
这些窑工成群结队地出现在话吧里时很有气势，一副黑帮老大的做派。他们叼着烟，讲着粗话，大声咳嗽着，咳出的痰子弹一样飞。人多电话少，一个人打完，另一个拿起电话接着打。电话间不隔音，打电话的人互相能听到对方在讲什么，为了听得更清楚些，都大声吼着。听四个人操着不同的方言讲话，如同走进一座迷宫，而我是一个神通广大的女巫，掌握着他们的生活秘密。
短途话费一毛，长途的三毛。电话公司给我提取百分之十的利润，也就是一百块话费我可以挣十块钱。也有投机取巧的人，让对方把电话打过来，虽然电信局那边不收钱，可他占着电话线别人不能使用。话吧便有不成文的霸王规定，打电话接电话都收钱，而且价钱一样。有个河南人和我理论过话费问题，我慢吞吞地告诉他，嫌贵就到别的话吧去打。我知道矿上所有的话吧都是双向收费。
那天下着大雨，话吧里没有顾客，一个男人推门进来，四十多岁，背着一只背篓，里面装着大米芹菜猪肉什么的。他把雨伞放在门边，坐下来后，并没有急着打电话，而是先抽了一支烟。他的一根手指缠着纱布，那纱布已经变成灰色。他一边抽烟一边瞥我，说他的女人跟着别的男人跑了，他要给朋友打电话把她找回来。找回来就打断她的腿，这个婊子！他眼神凶巴巴的，似乎我就是那个跑掉的女人。从下午两点到晚上八点多，他一直在拨电话打电话，把电话打给不同的人。每个电话的开始，都是告诉对方，他打了女人，女人跟着人跑了。
雨停了，天黑下来，我要打烊了，催他走，他却根本不搭理我。再催他，眼里就发出凶巴巴的光。我有点胆怯，到小煤窑下井的，来历都很复杂，有的身上还背着命案。我的话吧虽临街，但是八点以后路上也没什么行人了，店里只剩下我一个女人。我看了一下计费器，他已经打了一百多块长途电话费。
我用店里另一部电话打给大刘，让他下班过来接我一下。那个男人终于放下电话，我看了一下计费器，一百零八块钱。他说他没有带那么多钱，只有十块钱。说时带着讥笑的口吻，他想激怒我。我说出门在外都不容易，十块就十块吧，以后有了再送来。我从他的手里拿过那张皱巴巴的钱时，男人显然吃了一惊，这么容易就让我屈服了。他眼里的邪火更旺了，逼上来几把就撕开我的上衣，扣子落在地下四处蹦跳着。我的身子被卡进电话的小隔里，他死死地抓着我的两只手，我的脸紧紧地贴在墙上，墙皮擦得我脸颊生疼。他从后面进入，并且一插到底，不留一点余地。
事完之后，他捧起我泪水模糊的脸，亲了我一下夺门而去。我把躺倒的凳子一把把扶起，我记起了马明的话，他说哥不想毁了你。
给大刘的那个电话根本没有打通，大刘在井下工作，八百米的地下，他根本接不到我的电话。
我不知那个男人为什么还会来话吧打电话，难道真的把我当成了离家出走的妻子？
他太自信了，当他又一次来到话吧，大刘守株待兔，用一把锋利的刀击碎了他的自信。大刘一刀刺进他的大腿，血流如注。男人被鉴定为二级伤残，大刘因故意伤害罪被判三年刑。半年后，他把离婚协议书寄给我，他和马明的观点一样，不能“毁了”我。
三年的时间我写出一个又一个小说，对于男人我倒是敬而远之了，并不是刻意地要洁身自好，而是对他们没有了激情和爱。三年里心中难受了，就去马明母亲那里坐坐，买点东西，留点钱。老太太把从街上花两元钱买的一双机器绣花鞋垫塞给我，上面绣着“一帆风顺”。老太太眼花了，纳不了鞋垫了。
大刘从监狱出来后，没有地方可去，我把他接回了家里，我们谁也不提已经离婚的事。大刘的工作丢了，他在井口边开了一家饭店，卖羊杂油饼。矿上最普通的早餐。大刘每天早上四点去货栈的批发点，把羊内脏买回来，心肝肺肠子肚子，还有新鲜的羊血。肠子肚子清洗起来费劲儿，撒上碱面和面粉不停地揉搓，最后把上面的那层油脂扯下来，也不能洗得太干净，羊杂吃的就是那股腥膻味。收拾好放到大锅里，加入葱姜蒜花椒八角桂皮香叶豆蔻，大火煮开，小火慢炖，一个小时后捞出来，晾凉切成细条备用。这几年人们都注意起健康问题，内脏的胆固醇太高，便另加了豆腐粉。豆腐切成大片，蒸成蜂窝状，再切成条放入肉汤里。豆腐的每个孔都会吸满汤汁和香味，吃一口香得舌头都掉了。
7
说实话学生们还是给我面子的，没怎么在课堂上为难我，点名的时候人数也不是差太多。如果有督导听课，我提前给班长发一个消息，这一节课到课率百分之百。这算是泄密，或者是作弊？我说大家欢迎督导老师来听课，同学们拍巴掌我也拍手。这又是一条暗语，相当于再次强调。学生们听话地把手机收起来，课堂上师生互动也不错，他们积极回答我提出的问题。作为回报，我在记分册上做一些加分记号，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百分四十，他们还是在意平时成绩的。
偶尔有学生会帮朋友签到，叫到别人的名字时喊一声“到”。朋友义气嘛，只要人数不是差得太多，我就睁一眼闭一眼，不逃课的大学生不是好学生，他们这样的年纪有点小动作是难免的。如果一天到晚听话地坐在教室里，估计以后也是经不起磕碰的，太听话的孩子不会有大出息，而且容易出问题。我当然不想磨掉他们的棱角和个性，希望他们能有自己独特的想法和行动。
来应聘老师之前我没有想到，创意写作是通识课，占2个学分，也就是说学校里所有学生都要上我们这门课。全校两万多名学生，都会成为我们的学生，但创意写作这门课到底会给他们以后带来什么，谁都不知道。从2012年到现在，学校开设这门课已经十年了，十几万学习过创意写作的学生走上社会，他们现在的生活怎样？创意写作是否影响过或者给他们的生活工作带来什么帮助？
有课的时候我会尽量早点吃饭，一个鸡蛋，一杯牛奶，半饱是最好的状态，讲课时头脑也清醒。还有不吃有刺激性气味的食物，豆制品也不吃，因为会产生胀气。
喝一杯咖啡，漱一漱口，然后抹一点口红，换好衣服带着笔记本走向学校。为了避免麻烦，我会把红色丝带的工作牌挂在胸前，有些张扬地穿过大威村那条拥挤的马路。学校的保安已认识我，不必再出示手机上的行程码。我也乖巧的，把口罩早早戴好，把手机里的健康码准备好，这样就会省去很多麻烦。刚来的时候，进校门时总是手忙脚乱，不是查不到行程码，就是忘了戴口罩。
那天课件上准备好的内容已经讲完，剩下几分钟我想再讲点什么，便和他们聊了聊就业问题，很多人做第一份工作时不一定满意，但为了生存下去，又不得不去做。做一份不喜欢的工作，当然是痛苦的无奈的，但还是要坚守你的人生理想，当有一天你不用为了生活出卖自己的自由时，便可以再去追寻自己当年的梦想。大家七嘴八舌，各抒己见，我很喜欢和他们这样交流。
下课后我关闭投影仪，关闭电脑拔下U盘，收拾桌上的课本粉笔头，如果时间来得及的话，我还会擦掉黑板上的板书。有几个学生和我打招呼，我笑着回应他们。几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孩子，站在教室外向里面张望着，估计是下一班的学生要用教室了。
女孩子们进教室的第一个动作，就是不停地扇着手，我听到有人悄悄说，怎么这么难闻啊，是什么味儿？我看她们一眼，刚刚离开的可是我的学生，出于本能我有点护短。
我教的是机制班，清一色男孩子，八十多个男生聚在一起，散发出的气味当然浓烈了。他们刚刚坐过的位子，肯定也残留着体味，甚至还留有他们的体温。女孩子抽着鼻子一脸嫌弃的样子，但可能正是被这种气味诱惑了，心智大乱呢。动物们寻找伴侣时用尿液画一个圈，证明这块领地是自己的，人类也有动物的这种本能吧？也许口是心非，嘴上说讨厌，心里却暗生欢喜。
马明当时宣布要结婚时，社里所有暗恋他的文艺女青年都黯然神伤。马明的眼光果然与众不同，他找了一个来自呼伦贝尔草原的女孩子。他们是通过诗结缘的，女孩读到他发表在刊物上的诗，就主动写信给他。
听到马明要结婚的消息，我心里塞着一个硬木塞子，死死地抵在那里。他们的婚礼在大草原上举行，因为路途遥远，社里没有一个人去参加他的婚礼。那个生活在草原上的姑娘叫什么阿拉坦那木其，名字很长，我们也没有人记住，只是叫她呼伦贝尔。似乎呼伦贝尔大草原上，所有的女孩子都是马明的老婆。
马明结婚后，并没有把呼伦贝尔带到矿上，只是利用探亲假回去住几天。他们两个人在草原上骑马，放牧，喝奶茶，吃手抓羊肉。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多么诗情画意的地方。生活在这里的姑娘，个个像格桑花一样美丽纯洁。
我们从马明嘴里得知，呼伦贝尔怀孕了，后来生下一个牛犊一样结实的男孩，那孩子转眼间就一岁了。我们这些文学女青年，给孩子买衣服买吃的买玩具，让马明带到草原上，他的儿子也是我们的儿子。
呼伦贝尔太遥远了，远得让女孩子们忘记了社长是有媳妇有儿子的人，在女文青眼里他还是个单身。他可以和任何一个女孩子谈文学谈爱情，那个草原上的姑娘手再长也伸不到矿上来。
爱情是天地间最锋利的宝剑，遇神杀神，遇魔降魔，女孩子们从不认为马明欺骗了她们的感情，她们为马明总结出一千个必须结婚的理由，还有一千个和他相爱的理由。
马明在矿上广为流传的是他和马晓晓的故事。马晓晓是单身公寓的一位服务员，一米六的个子，姣好的容貌，可惜耳朵失聪，需要戴助听器，但不是哑巴。据说，是小时候发高烧把耳朵烧坏了。马晓晓在公寓里有个绰号叫马马儿，无论这匹马怎么残疾，在男人眼里也是一匹可爱的小母马。很多人惦念着她的身子，私下还传说她床上的功夫好。有天忽然传出，马晓晓和马明在谈朋友，马明还放出狠话，马马儿是他的人，谁也不能动他的女人。大家目瞪口呆，马明说他这是以身饲虎。众人好不明白，明明是马呀，怎么成了虎呢？
马马儿后来嫁给一位从农村来的轮换工，轮换工到期被矿上辞退后，两个人在市场拐角开了一家理发店。马明经常去理发，一点也不避讳曾经和马马儿谈过朋友，那位轮换工就是我们编辑部的胡杨。
8
作为学校的特色，每位作家岗的老师还要额外带一个作家班，一个班只有十几位学生，称为小班。这些学生从6000多名新生中选出，大概有80多个。院长告诉我，这80多名学生，可能会有一两个发表过作品，有时甚至一个都没有。
正式开学两个星期后，创意写作的作家班也开课了。我门下招了16个弟子，12个女孩4个男孩，没有理由地喜欢上他们。虽然那几天我赶着做大班的课件很累很忙，可只要看到他们，所有的不开心就没有了。
为了这次见面，我很隆重地穿上裙子，穿上新皮鞋，那皮鞋很漂亮，鞋面上有一朵棕色花。临出门时又涂了亮色口红，让自己看起来更精神些。去得早了点，但教室里已有两个孩子，他们喊我老师，我和他们招手致意。我不知道这些孩子为什么会选我做他们的老师，但我从心里感谢他们，他们是我的第一批真正意义上教授写作的学生。
教室里的桌子围成U形，学生们坐在一起像开茶话会，这种上课的氛围更容易和学生亲近起来。可教室里投影仪又和我闹意见，电脑怎么也打不开，还一直滴滴地报警。我有一点点心慌，但又不是特别慌，我知道我能解决了这些问题，如果投影仪一直不能使用，我就给大家讲一节没有PPT的课。大概也是新鲜的吧，纯粹在黑板上写板书。打电话叫来一个管理维修人员，问他怎么办？他带我又去申请了一间教室。
人和人的相逢是一场缘，我和这些孩子大概也是一种缘吧，我从三百多公里外的同城赶来，他们从全国各地赶来，结一场师生缘。我选了一个河南小姑娘做班长——哦，不是我选的，是她毛遂自荐。我本来是想选一个男孩子的，那个男孩子很爱说话，看上去也很机灵，但是他推推让让，河南小姑娘便自荐了。小姑娘和我母亲有相同的名字，我告诉她，我的母亲也叫月娥，小姑娘笑着说，我这个名字很有年代感，可以当奶奶了，大家都笑了。我先让他们做自我介绍，为什么要报作家班？喜欢写小说吗？以前读过些什么书？在你们眼里小说该是什么样子？他们每个人的理解和回答都不一样。
我是他们的写作老师，可是一年的时间里，我能教给他们多少东西呢？我不知道。我要把他们带到一个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而这也是我日日思考的问题。
其实这么多年，我一直想弄明白，写作到底带给了我什么，它给我的影响是什么？
作家班的杨慧送给我一本她新出的诗集，是自费印刷的，花了3000多块。她还是一个学生，没有经济收入，花3000多自费印一本没有书号的诗集，应该算是一笔可观的花费。我和她平时聊天，知道她家里的一些情况，她是从农村考出来的，父亲闲时在城里打工，农忙时回村种地。她是学生会的干部，说她打算考选调生，出了书就可以在政审时加分。
下课从学校的二食堂穿过的时候，头顶上传来一阵背书声，我抬头看到天台上站着一个男生，穿着白色体恤，上面印着夸张的图案。他旁若无人地读着英语，让我想起当年从洗煤厂一跃而下的那个年轻人，他们年纪相仿啊。
回去的路上没有路灯，我独自一人走着很安静，听着自己的脚步声，扑通扑通地散落在风中。那是一种怎样的感觉呢？独自穿过黑漆漆的路，走向自己想要的生活。在五十岁的时候，开始了和自己以前完全不同的一种生活，虽然我焦虑不安，可内心里还是喜欢的。我现在只做两件事，认真写作，认真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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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T城工作后，和大刘开始了两地分居的生活，我每星期五的晚上十点坐高铁回到同城，大刘开着他的二手东风雪铁龙把我接回家。大刘夸他的车是宝车，油气两用，有个绰号叫“开不烂”。大刘一个人开饭店很累，晚上要把第二天早上的食材准备好。我和他说不用接了，打个车也就十几块钱。大刘却坚持要接，我也就不多说了。在一起这么多年，这点默契还是有的，那年的事让他成了惊弓之鸟。
晚上同城的夜景不错，坐在大刘身边，彼此讲着一星期的事，我讲我的学生，他讲他的食客。大学生和食客的信息，在我们两人嘴上不时交换着。
大刘讲他有一天在店里遇到了马马儿和胡杨，他们回矿上看她妈妈。马马儿的爸爸去世了，母亲一个人生活着，她想把老母亲也带到北京去。可老母亲在这里住惯了，邻居们都熟悉，也吃惯了大刘的油饼，不肯跟着女儿走。马马儿让大刘帮她去劝劝她妈妈，大刘就把做豆腐粉油饼的方法教给马马儿，让老太太跟着她去了北京吃这一口。他临末说了一句，想不到马马儿变得那么漂亮，穿着裙子化着妆，一点也不像五十岁的人。我便笑着问，我很老了吗？
萧太后并没有保佑生活在这个地方的子民，过度开采使煤炭资源匮乏，四台便成了破产矿，五千多名工人开始分流，矿上的家属也搬走了，店里的生意不太好，大刘想把店开到T城。
1998年发生金融危机那年，胡杨带着马马儿离开煤矿去北京发展，据说北京理一次发要一百元。他们走后，我们差不多有十多年没有消息，他们刚去北京时倒是给我留过地址，只是我们有什么重要事要给对方写信呢？好像也没有。网络发达以后，我和马马儿他们联系上了，先是QQ后是微信，把这些年各自的经历讲完，就没什么再可说的了。胡杨在北京发展得不错，有房有车有公司，也算个有钱人了。他在一家出版社当总编，这么多年还是没有离开文字工作。
近水楼台，他说你好好写一个长篇，写完了我来给你出版。这可是天大的人情，我知道这几年出书难，出书贵，光一个书号就六万多，还不算其它费用。胡杨也算够哥们了，但我从来没打算写长篇。
有天晚上马马儿在微信里问我有没有马明的消息？我说没有。她说，刚刚她和胡杨在一家饭店吃饭时遇到一家三口结账，那个男人和马明很像，可等他们追出去，已经找不到人了。我说不会看错吧？他老婆孩子不是在呼伦贝尔吗？马马儿说，马明根本就没有结婚，呼伦贝尔是他小说中的一个人物。那儿子呢？我不甘心地追问。儿子是他从照相馆找来的照片，马马儿回道。
以后成了习惯，每次聊天时都会说几句马明，这家伙估计是出国了，娶了一个金发碧眼的俄罗斯女孩，生了七八个混血儿。或是成了煤老板，一掷千金的那种，买房一栋楼一栋楼地买。要不就是死了，死在他向往的呼伦贝尔草原上，骨头和肉都喂了老鹰。
胡杨说，也许马明哪儿都没去，一直就生活在四台矿的某个角落里，只是故意躲着咱们。
不知为什么，杨慧忽然退出了作家班，虽然我找她聊了两次，可她只是说，要准备考选调生，因为课太多，忙不过来。我觉得多少和一个男孩子有关系，不过这不是我管理的范围。学生退班，让我很失落，我的十二钗少了一钗。院长说来去自由，由他们吧，这种事强求不得。
晚上，我一个人在小酒馆要了半盘牛肉，还喝了点酒。
10
去T城的高铁上一个穿白羽绒服的男孩子，一路上小心地呵护着手里的鲜花。他脸上有隐隐的笑意，是从心里往外溢的那种笑。我在旁边悄悄地看着他，不知是怎样的一个女孩子会收到这份礼物？
男孩和我一起在T城下车，向车站的工作人员出示行程码，身份证。天气挺冷的，男孩子细心地把围巾摘下来盖在花上。出了站，他急急忙忙地打车走了，他的花大概怕冷。
在学校门口，我再次遇到火车上的男孩子，他拿着花焦急地等待着。疫情期间，学生一直是封闭管理，出校要和辅导员请假，还要在校网上申请。一个穿淡粉衣服的影子飞一般地跑来，男孩子隔着栅栏紧紧抱住她，旁若无人地吻着她。那个女孩子，竟是我的学生杨慧，我慌忙地离开了。
创意写作的期末考试是让学生写一篇三千字的小说，我有三百多学生，相当于几天内要读完几部长篇小说。他们的小说千奇百怪，什么样的故事都有，写小说的方式也多种多样，这就是我教授的结果？我哑然失笑，把学生的试卷小说读完，自己的寒假生活就开始了。多年没有享受过寒假了，我又仿佛回到学生时代。
校门口都是拉着行李箱的学生，这些学生平时似乎藏在什么地方，现在忽然冒出来了。他们四个人一组，四个人一组地迅速乘车离开。出租车根本叫不到，可我已经买好回同城的车票。直到差二十分就要开车时，才有一辆出租车来，还是四个人拼车，学生把副驾的位子让给了我。
坐在司机旁边，他转脸时我吃了一惊，他竟有一张和马明相似的脸。当然他不是马明了，他还很年轻，只有二十多岁的样子。扫码付费时，我悄悄拍了一张司机的相，看着手机里的照片，我一直强忍着不让自己出声，好不容易坚持到上了火车，等车开了我躲到洗手间，一边洗脸一边哭泣。原来这么多年，我一直在等着这个人的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