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日夜晚，是桃花镇寺儿沟村村民永远不能忘记的日子!是蔚县人乃至中国人永远不能忘记的日子!
就在这个夜晚，当寺儿沟村的人们劳作了一天进入梦乡以后，一场灭顶之灾正在悄然降临。一夜之间，五十二个人的生命死于侵略者的屠刀之下!五百八十三间房屋以及全部生产工具、生活用品葬身火海化为灰烬!数万斤粮食和几十头大牲畜以及猪、羊、鸡等家禽被烧光、烧死、抢走!侵略者在蔚州大地上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寺儿沟惨案”!
据蔚县老区建设促进会编辑出版的《蔚县革命老区发展史》(河北人民出版社2019年6月发行)第二编第五章载:“寺儿沟村，位于桃花镇北山，是东北山根据地县、区活动地带。在县、区委领导下，寺儿沟一带联庄武装开展了‘三次保卫战’，给敌以沉重打击。1941年5月20日，驻蔚县日军东三区(桃花、白乐、吉家庄)总指挥三浦一郎，带驻蔚日伪军和从张家口调集的日伪军共计1000多人，包围了东、西寺儿沟村，制造了惨无人道的屠杀事件。日军包围后，先是集中炮火对准村庄狂轰滥炸。炮火过后，冲进村进行残酷杀害。躲进山洞的干部群众很快被日军发现，日军向洞里施放毒瓦斯，40多名村民被毒死。这次事件共有52人被毒死和杀害。(其中，妇女15人、儿童22人)，50人伤残，583间房屋和全部生活用品、生产工具被烧毁，5100千克粮食被抢走。使东、西寺儿沟村满目疮痍。”
寺儿沟惨案的鲜血、火光、抢掠，诠释了侵略者杀光、烧光、抢光“三光”政策的真实内涵。
据《张家口市蔚县志》(1995版)之《大事记》载:“中华民国三十年(1941年)5月24日，日伪军扫荡东、西寺儿沟村，杀害中共干部和群众五十二人，制造了寺儿沟惨案。”
关于寺儿沟惨案，这部《张家口市蔚县志》(1995版)除了在《大事记》中有记载以外，还在第二十三编《军事》的第五章《重大军事纪略》的第二节中予以比较详细的记载。
第五章是按历史年代排序写的，在第二节《民国时期》的附《日本侵略军暴行》之《惨案》中记载:“寺儿沟地处蔚县东北山区，以一条沟岔分为东寺儿沟、西寺儿沟两个自然村，通称寺儿沟，是八路军、区干部常来常往的落脚点。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初，驻蔚县东三区的日军总指挥官山浦一郎集结200多名伪军，由日军宪兵指导官指挥扑向寺儿沟村。当时县大队60余名战士正住在这里。经商定联庄队员留在村里坚持战斗，县大队与外村支援的联庄队伍埋伏在村外，里迎外合打击伪军。从早战到中午，日伪军未能进村，丢下4具尸体和4支步枪狼狈而去。”
“时隔不久，日军又集结蔚县城、吉家庄、桃花的伪军300余人杀奔寺儿沟。这次敌人未敢进村，只在村外放了一阵枪炮，被联庄队员击退。两次战斗胜利，使联庄队员产生了轻敌麻痹思想。”
“两次失败的日伪军动用了驻蔚县的大批日军，并从张家口调集千余人的兵力，发誓要血洗寺儿沟。”
“民国29年(1940年)5月20日黎明前,日军将寺儿沟包围。当多数人还在熟睡时,枪声四起，大炮齐轰，住在该村的中共八区区委书记沈白日感到形势严竣，建立(估计应该是“建议”)联庄队员掩护群众设法突围，可联庄队员不同意撤走。沈白日同30多名队员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日军在午后进了村，见人就杀。王文运和张桂芳带几个联庄队员突出村脱了险，村内的群众分别躲藏在5个旧窑洞内。日军发现后，往3个洞口投放毒瓦斯，近百人中毒倒在窑洞内。沈白日在西寺沟洞内，为救奄奄一息的老百姓冲出洞外排毒，被洞顶上的日军发现，打死在院墙内，警卫员苏华被毒死在洞内。王万印的老奶奶躲进大洞，人们怕她年老体弱抵抗不了，将她送到小洞躲藏，被日军一炮轰开口子，中弹身亡。王体一家6口在洞内被毒死4口，他怀孕的妻子想到胎儿，挣扎着爬出洞外，日军发现她未断气，就抬起来扔进火坑，肚皮崩破，胎儿裸露，母子葬身火海之中，王体爬起来要拼命，刚至洞口被日军一刀砍掉头颅。王文具一家7口被杀害5口，王龙一家3口全遭杀害。日军走后，3个洞中抬出近百名群众，除救活的外，东寺儿沟惨遭杀害19人，西寺儿沟33人，共计52人(其中妇女15人，儿童22人)。”
“正当幸存的人们掩埋死者，转移伤员，灭火修房之际，5月22日拂晓，日军又向寺儿沟扑来。当时王文运等3人住在村里，听到日军进村，带领群众跑出村外躲起来，日军见村中无人，指导官下令烧房，使583间灰瓦房和家具、衣物化为灰烬，全村仅剩下3个街门楼和两座小庙。烧毁粮食百余石(约 2万公斤)，抢走30余石。烧死大牲畜25头，抢走39头，烧死猪、羊、鸡不计其数。不仅如此，日军还把邻村武家嘴、南梁跑出村的群众枪杀23人。”
以上所述，均系原文呈现，白纸黑字、有据可查、绝非杜撰。
当您看到此文，当您知道侵略者对待手无寸铁的老百姓竟然如此的心狠手辣，如此的惨无人道，但凡是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但凡是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但凡是一个有民族气概的中国人，必然会感到骇人听闻和无比震惊!必然会怒气冲天义愤填膺!受害人的子孙后代必然会恨得咬牙切齿甚至潸然泪下!同时，也一定会告诫他们的后人:“家仇国恨，不容忘记!”也一定会告诫所有的后人:“历史不容忘记!”
咱们不妨设身处地的想一想，不足一百户不到二百人的小山村，竟然有52条鲜活的生命，(其中妇女儿童37人)在顷刻之间被枪杀或毒死，还有50个人伤残。好端端的小山村被烧的仅仅剩下3个街门楼和两座小庙!粮食、农具、牲畜、家禽等等一切不是化为灰烬，就是被抢掠一空。不但寺儿沟村遭受灭顶之灾，还累及邻村，让武家嘴、南梁两个村23名无辜百姓也跟着命丧黄泉!这是何等惨烈、何等血腥的场景!试问，再惨还能惨到什么程度?这么灭绝人性惨烈至极的事件，况且又是“外族”入侵犯下的滔天罪行，能够忽略不计吗?能够让后人忘记吗?能够让它悄然无声地淹没在历史长河中吗?
不能!绝对不能!令人欣慰的是，桃花镇党委、政府，积极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用好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的指示精神，揭开了历史封尘，于2022年在西寺儿沟村东北方开工建造“蔚县东北山红色教育基地”，预计2023年竣工。毋庸置疑，这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好事、善事、实事。
除去以上所述，回过头来，站在研究历史文化的角度，有必要再就惨案发生的时间和受害人的人数赘述如下。
明眼人估计已经发现，《张家口市蔚县志》(1995版)之《大事记》中写的是“中华民国三十年(1941)5月24日。”令人不解的是，还是这部《张家口市蔚县志》，在《惨案》中又写的是“民国29年(1940年)5月20日”。同一事件，同一志书，前后不一，相互矛盾?估计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很可能是两篇稿子不是一个人撰写的，或者是在民国纪年和公元纪年换算上没有认真核对，要不就是资料来源不同。问题的关键在编审环节，疏于审核、校对、通稿。挺严肃的一个事件，由于在编撰上“尚欠严谨”，而导致出现纰漏。
关于时间问题，在《蔚县革命老区发展史》(第95页)一书中，没有写民国多少年，直接写出“1941年5月20日”。
还有一个版本。在网上查到一帧有关寺儿沟惨案碑记的照片。碑文中载:“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九日，盘踞在蔚县的日军血洗了不足百户的东、西寺儿沟。……全村一百八十多口人，有七十余人被杀害。……三万多斤粮食被烧光……。”
一个事件，发生的时间竟然有四个版本。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愚以为，首先是由于整理史料的时间，距离事件发生的时间过长，有的幸存者已经故去，有的幸存者年事已高，毕竟年代久远，记忆不太清晰了。好在大致上还差不多，都是五月二十日左右。其次，整理史料的人，包括了解事件发生来龙去脉的人工作尚欠严谨，不够认真。
众所周知，我国有着几千年的历史文化，在纪年方面除了传统的“干支纪年法”以外，民间普遍使用的是“农历纪年法”，同时，每个封建王朝都有自己的“国号纪年”，这一现象一直延续到民国政府。尽管辛亥革命以后，我国已经引入了“公元纪年法”(公历)，但是，民国政府仍然运用着国号纪年，即:民国多少年。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彻底结束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同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用“公元纪年”。
虽然国家明确规定了新的纪年法，毋容讳言，事实上好长时间仅仅停留在机关公务运用方面，老百姓尤其是农村老百姓，仍然在运用着传统的“干支纪年”即农历纪年法，仍然说的是正月初几，二月十几，三月二十几，包括孩子出生的生日也是这样。那么，当初在采访、收集历史资料的时候，估计村里的讲述人也说的是农历初几、十几、二十几，那么直接将口述人说的农历几月几日写在纸上多好呢?在整理编撰史料的时候，也写上农历什么年几月几日，然后通过查阅《万年历》，把换算出来的公历年月日在括号里面注明不就挺好了吗?如果幸存者说不清农历哪年了，让幸存者或者附近村里的知情人说一下他(她)当时的年龄，或者村里某个人就是那年出生的，谁家的闺女就是那年几月出嫁的，或者是刚刚赶了桃花集的第几天，还是事发以后几天就是桃花集，等等。因为桃花集日是农历“逢五排十，五日一集，一月六集”，从明朝正德年间建立集日以来，基本没有变动过的。(只是文革期间，在推行“哈尔套大集”阶段，曾经改为一个月三个集日，时间不长就恢复如初了。)然后再通过户口簿和这些人和事的时间节点来综合分析推断，确定事件发生的确切时间。这样细致的做下来，或许不至于出现年份和日期的差异，也不至于让读者无所适从犯嘀咕了。
比如，三四十年前，您去桃花堡问老人们:“桃花堡二次解放是什么时候?”说公元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号的人不多，说“民国37年(戊子)二月初十”的人很多，因为那个时候说公历的人很少。不像现在，随着时代的进步，大部分人都说的是公历，年轻人大部分都不知道农历是啥了。
当然啦，这并不影响事件的真实性，侵略者在中国的大地上犯下的滔天大罪是不容抹掉的!
另外，《张家口市蔚县志》(1995版)之《惨案》中，除了记载了东、西寺儿沟村伤亡人数以外，还载明:“日军还把邻村武家嘴、南梁跑出村的群众枪杀23人。”既然都是一个事件中惨死在日军枪下的人，伤亡人数就应当计算在一块儿。他们和寺儿沟村的伤亡人员比较，除了不是一个村的村民以外，别无二致。假如没有寺儿沟惨案的发生，他们也不会命丧枪下家破人亡。
附注:
联庄队员。民国时期，战乱不断，匪盗猖獗。为了保护村民的生命财产免遭侵害，有的村子自发组织起地方武装力量——联庄会。由附近几个村子出人出钱，购买枪支弹药，用以护卫、抵抗外来抢掠。队员多是本村和邻村的青壮年，忙时务农，闲时习武。后来，由于人员构成鱼龙混杂，首领头目见识短浅或不识时务，在蔚县二次解放前后，这些联庄会有的自行解散，有的因恃强凌弱走向邪路而被政府击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