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黧眉，作家，编辑。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曾任《青年文学》杂志编辑，中国青年出版社编审。出版长篇小说《红岸止》，散文集《临水照花》《物质女人》《我的神秘之花》《擦肩而过》等。
每个人的傍晚都住着故乡的晚霞（节选）
程黧眉
人说，有一个时间，故乡会回来找你。
当我人到中年，面对故乡的故人，我知道这是时间保存到期、等候已久的礼物。
那一年我们相聚在加州，我与亚男和显宗，跨越了三十五年的光阴。
加州的阳光多有名呢？有许多歌子在唱它。其中《加州阳光》里面唱道：谁说幻灭使人成长？谁说长大就不怕忧伤？
那天一到加州，我就抬头仰望这久负盛名的天空了。阳光有若钻石般的棱角叠折，笔直的锐锋四射，一道又一道光芒刺得我睁不开眼睛。往远处看，海水正蓝，天空高远，帆影漂泊在天际，而此时我的家，已经在那大洋彼岸的深夜里了，人们睡得正香，父母已经年迈。
我的脑子里却一直回响着老鹰乐队的歌曲《HotelCalifornia》。
年轻的时候，我在北京南二环边的一栋高楼上，夜晚打开我的只属于那个年代的“先锋”音响，一遍一遍听音乐光盘。那些被打了孔的光盘银光闪闪，诉说着那个年代的时尚和哀愁。《加州旅馆》是我最喜欢的歌曲之一：“在漆黑荒凉的高速公路上，凉风吹散了我的头发。”
所以到了加州，我一定坚持先找一个加州的旅馆，住一夜，然后再去赴约。
先生照旧没有反对我，就像那年我们去台湾，中途我临时起意改变原有计划，父子三人爽然陪我专门去了一趟鹿港小镇。
谁没有年轻过，谁就没有回忆的羽翅，谁也不会有泪水流溢。当我远渡重洋，我知道在多年时光慢慢的风化中，曾经年轻的灵魂其实早已迟钝艰涩起来，翅膀落满尘埃，不愿老去的心也开始生长骨质疏松的挣扎。
第二天从加州旅馆出发，去亚男和显宗的家，是在上午。
汽车打开了敞篷，一路阳光璀璨，一浪一浪洒在我的肩上，像一层层热沙，哗哗流泻。我抱了一盆鲜花，是送给亚男的花，她是小时候我们那个街区上最美的姑娘。
想起二十几年前我在北京的一个地铁站口，远远看见一个袅娜的姑娘走过来，在人群中兀自清高美丽，我轻声叫了一下：亚男。我们拉了拉手，在异乡的街头。
我手里是一盆兰花，就像二十年前惊鸿一瞥的姑娘。
汽车在加州的高速公路上飞驰，风呼啸在耳边，我把花放在脚下，用胳膊围成一个屏障，怕风吹掉这些花蕊。
当我把鲜花放在门口玄关的刹那，一转身，我闻到了故乡红岸的味道，这个味道从哪里发出我不知道。我只是突然感到我的故乡，从天而降。
很长一段时间，我忘记了自己的故乡。我很年轻的时候，常常沉醉在别人的故乡梦里，我大学时有一个漂亮的女同学，曾经在大大的阶梯教室讲台上，声情并茂地朗诵她写的抒情诗：《啊，我美丽富饶的江南水乡》。
她热泪盈眶，我怅然若失。
小时候看了太多关于故乡田园的诗，“田舍清江曲，柴门古道旁”；“一径野花落，孤村春水生”。更有“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日出江花红似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村庄和江南，似乎才是正宗的“故乡”原典，是地地道道的乡愁来处。
在我年轻的定义中，“故乡”就是“故”和“乡”的结合体，我向往凄凄落寞的枯藤老树、炊烟里的小桥流水。然而我发现我的故乡只有“故”，却没有“乡”。
是的，我也有着无数长长短短的少年故事，那些故事发生在十七岁之前，那些故事浅浅，如轻车之辙，不足以承载半部人生，但好歹也算是“故”事了。
但是我的故乡却真的没有“乡”。
乡是什么？是遥远的小山村，是漫山遍野的麦浪和田菽，村前流淌的小河，甚至还有在村口倚闾而望的爹娘？
而我的故乡，是最不像故乡的故乡，它矗立在遥远的北中国，那个地方叫“红岸”。那里的冬天漫天飞雪，少有的绿色是春天夏天街道两旁的杨树、柳树、榆树，它们掩映着一排排俄罗斯式的红砖楼房，楼房里有一张张少年的脸，常常在窗台趴着，不安，好奇，蠢蠢欲动。
那个地方盛产重型机器，一个个街区围绕着巨大的工厂，厂区里厂房林立，各种大型机器像庞然大物鸟瞰着我幼小的身躯，我觉得自己是一只蚂蚁，随时随地会粉身碎骨。
我在那里长大，在那些熟悉的街区里，一堆堆少年穿街走巷，疯狂生长。每天早上上学，可以沿途邀来一群伙伴，我们都是这个大工厂的第二代，大家不仅仅是同学，还是邻居、发小。每个人和每个人之间，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你不认识这个人，但是中间最多不会间隔两个人，拐两个弯就是熟人了。那个时候没有电话，大家相约的方式就是挨家挨户找人。在楼下大声喊彼此的名字，是那个时代我们最为欢乐的事。
但是仿佛这些，都不是我年轻时代值得存忆的故乡。
无处寻找稻花香和鱼米情怀，也无从怀想遥远神秘又陌生的小小村落，更没有可归的田园，我觉得自己是被真正的故乡遗弃的人，年轻的我为此而羞愧，传说中的故乡，柔软、浪漫，氤氲多情。但是我的这个所谓“故乡”，寒冷、坚硬，它不配我的深情。
我们围绕在加州的房子里，偌大的餐桌，对面他和她。
彼此的眼光在彼此的脸上揣摩游走，顺着细细的纹路小心翼翼地寻查小时候的痕迹，女孩曾经的妩媚、男孩曾经的不羁，渐行渐远，渐远渐近。我意识到，所谓的三十五年其实只是我与显宗之间的断裂距离，事实上我与亚男北京街头的那次偶遇是这三十五年中的一个顿号，是惊鸿一瞥。那次把手未及言欢，完全没有任何探究，有时我甚至怀疑：这个偶遇是否真实存在过？更不知道美丽的她花落谁家。又是许多年过去，我才偶然得知，遥远的故乡成就了一对漂洋过海的少年情怀，不由感叹，上帝真是行家里手。
没有分别——这是显宗的口头语。
高中毕业负笈他乡求学，一别故乡数年，不记得最后一次相见是何年何月。
是啊，连故乡都不想要的少年，何曾记得少年事？
而时光穿过长长的隧道，白驹过隙，一个纵身就是三十五年，恍然大悟：我们根本就没有分别过，又谈何有无“分别”？曾经的顽皮少年已然变成一个思想者，他说的分别不是我说的分别，他们依然是小时候的他们，我亦是我。只是他们眼中的我和我眼中的他们，实然没有分别。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我们总以为这些世事沧桑跟我们相距甚远，我们的生命怎么也攀不上那些诗词歌赋的境界，或者是不值得，我们卑微的凡人日常，抵不过那些兵荒马乱战争岁月的半点壮观。然而视界周周转转看尽千帆，蓦然回首，猝然发现那些为之得意忘形的年轻步调已经戛然而止，岁月蒙在我们脸上的面纱，是揭不掉的虚妄功名与浓厚的尘世之埃；那些皱纹、斑点、下垂的眼角，无不告白着这些曾经年幼的人们也见证过八千里路途的云波皓月。
我们，俨然已经成为父辈们嘴上的过来人矣。
一样的目光，两手交握，三张曾经少年的脸，即便再过四十年，满脸风霜的人们，依旧熟谙来路。
故乡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发源于大兴安岭伊勒库里山的诺尼江，从北向南流到这个地方，突然拐了一个大弯，向东流去，一直流入松花江。这个拐弯处，就是达斡尔人早年建立的村落，名曰“呼兰额日格”，达斡尔语是“红色宝石之岸”的意思，当地的人们叫它“红色之岸”，或曰：“红岸”。
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达斡尔族青年，在梦中来到了一条美丽的大江边上，正是日落时分，晚霞映红了整条江水，岸上有许多红色的宝石。正当青年不知道何去何从的时候，一个美丽的仙女划着一条小船向他招手，他不由自主地上了她的船……梦醒之后，仙女的面孔让他久久无法释怀，仿佛有神灵的召唤，他义无反顾地策马扬鞭，奔驰在北中国的大草原上，他发誓要找到这条美丽的江和这些红色的宝石，还有他梦中的姑娘。
历尽千辛万苦，在一个夏天的傍晚他来到了这片草原，那时的这里荒漠无边，寸草不生，杳无人烟，达斡尔青年因口渴难耐而昏倒在地，恰好被一位仙女看到。于是美丽的仙女从天而降，飘落到青年身边，她从发髻里拔出一根银簪，躬身在地上轻轻一划，奇迹出现了，一条清澈如玉的江水，嵌在这片草原中，这就是诺尼江。小伙子得救了。
仙女看小伙子英俊善良，勤劳勇敢，于是动了凡心，小伙子也惊喜地发现，她就是自己梦寐以求的那个姑娘。仙女牵着他的手来到岸边的草地上，随着她手指的方向，小伙子看见了江岸上散落着晶莹的宝石，通明如玛瑙，红圆像含桃，其中尤以红色居多，在晚霞的照射下，光芒四射，与波光粼粼的江水交相辉映，美轮美奂……
良辰美景让他们相爱。并于此繁衍生息。经过几代达斡尔人的勤苦劳作，这个红色之岸草肥水美，风光旖旎，成为北中国草原上的明珠。
红岸——我地理意义上的故乡。
我说过，它不是我青春梦里期待的理想意义的故乡。“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许多年后我理解了那时的年少轻狂，轻狂到心高气傲，傲慢到有眼无珠，眼底一切皆是不屑，不屑于追究自己的出处，甚至刻意回避、忘却，掺杂着背叛的决绝。那些茫然无序的年纪里，虚妄和疑虑的因子在年轻的血管里恣意碰撞，有时感到血管即将爆炸。在“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的封闭循环里自我沉溺，囫囵吞枣，却满怀绝望。大学的假期，我故意去遥远的地方“流浪”，也不愿意回到那个熟悉的没有任何神秘感的故乡。
我固执地认为自己是个没有故乡的人，梦想做浪迹天涯的旅人，过浮萍一样没有踪迹的人生，去寻找精神的家园。每到一个地方，都会产生乡愁般的怅惘。错把他乡认故乡，甚至父亲的故乡都来得比我自己的故乡亲切——我是没有故乡的人，似乎成了我的宗教。
我的父亲走出红岸火车站时，夕阳正在西下。他环顾四周，天苍苍野茫茫，这个小小的火车站孤零零地静卧在荒草中。
那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期。
我的父亲，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和他的几个同学一起，携着铺盖上了一辆马车，吱吱呀呀的马车把他们拉到一排排窝棚旁边，这就是他们的临时宿舍。年轻的父亲举目望去，一个个大工地正在风烟滚滚的建设中，他知道，他自己的江苏故乡，就此被远远地甩在了身后。
酷爱文学的父亲看了很多俄罗斯书籍，不知道这遥远的北大荒是否承载了他的一丝梦想。夕阳的余晖中，他在马蹄的嘚嘚声响中知道了关于红岸的传说，不久后我如花似玉的母亲，也在她自己的故乡准备启程了。
当年叫“苏联”的那个国家有一个地方叫“乌拉尔”，是一个著名的重工业基地，我们年轻的父亲要“建设中国的乌拉尔”！满怀热情来到这遥远的边陲。这个地方将要建成中国乃至亚洲最大的工厂，父亲毕业于一所著名的工科大学，第一重型机器厂的蓝图在年轻的工程师心中渲染，那片将要燃烧的草原让他们热血沸腾。
那一天，我的父亲弯着他那一百八十四厘米的身高，钻进茅草覆盖的窝棚里，他的同屋，一个来自天津富裕家庭的年轻人忧郁地说：这不是人住的地方啊！一觉醒来，那个同学的床铺已经空空如也。
也就在那一年甚至更早，显宗的父亲、亚男的父亲，很多很多的父亲们，都来到了这遥远的北大荒。那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人，有的毕业于国内著名学府，有的来自于中专技校，有出身于农民家庭，也有资本家的后代，还有很多从苏联学成归国的留学生，他们在红岸，创造了我们国家工业史上的辉煌，短短几年时间，厂房林立，钢花四溅，整个厂区昼夜灯火通明，父亲工作的技术大楼的窗口，在寒冷的雪夜散发出温暖的光泽。
每当我耄耋之年的老父亲回忆起那个时候，他的眼神会望向远方，仿佛又看到了打夯机和推土机的轰鸣声，夜晚建筑工地上灯火通明，人们的脸上充满了热情，父亲说：那是个火红的年代！
当红岸的街头出现一个个年轻的外地女人，她们梳着长长的大辫子，穿花花绿绿的布拉吉，俱乐部的舞池里一双双年轻的弧步让浪漫的夜晚充满魅力；当一排排红砖楼房建起，年轻的妈妈们抱着一个个小婴儿徜徉在街区的林荫道上，这里已经成为创业者的第二故乡；当学校、商店、邮局、粮店、医院，陆陆续续出现在红岸大街上的时候，整个厂区繁华起来。
我的故乡，一点一点嵌入我人生史记的第一页。
就在我以为我忘记了红岸的时候，偶然的机会我重归故里。已过了而立之年的我走在红岸大街上，发现一切都那么熟稔，连我家窗口当年父母围起的木头围栏，居然还是那个样子；我姐姐和楼里的大姐姐们坐在门口钩织窗帘的情景恍如昨天。那个米黄色的电影院，上面的“职工电影院”五个字是我同学的父亲题写的，我们几个女孩子天天泡在电影院里看电影《卖花姑娘》。
那一刻，我竟然想起了我那个漂亮的大学女同学，她在阶梯教室上朗诵的那首诗《啊，我美丽富饶的江南水乡》，我一下子理解了她的热泪盈眶。
那一天，红岸大街西天的晚霞恰如其分地迎接了我，我也默契地接受了这份只有我自己才知道的深情——它曾经刻骨铭心地印在我的心里。少年的傍晚，我经常在厂前广场毛主席像前的大理石上躺着，数天上飞的蜻蜓，一边痴痴地等待晚霞的到来。我迷恋故乡的晚霞，有点像少年迷恋爱情，遥远，陌生，又惊艳无常。每当天边出现晚霞，我的心竟然一下子明亮起来，像一个旅途迷路的孩子，来到心安所在。
那时的我还不懂什么是忧伤，但是每当晚霞消失的时候，我幼小的心怀充满了眷恋和寂寞。
那一刻我才发现，我的故乡，何曾被我遗忘？
它只是被故意埋葬了，而且藏得很深，因为深情，而不敢触碰。当轻飘飘的年华滑过，当我感知了生命中的哀痛与忧愁，故乡的晚霞，如期而至。
就像《加州旅馆》里面唱的：“如果你想，你可以在任何时间退场，但你的心永远无法离开”。
亚男专门为我们准备了大螃蟹，硕大的螃蟹是我从前没有见过的，但是我的胃承受不了这肥美的海鲜。他们俩也自嘲，其实他们也不爱吃。我们的故乡胃，见证了我们的地域和时代。北中国内地深处冻土带长大的孩子，何尝在那个年代吃过海鲜呢？计划经济年代里我们一年四季的单一食品是土豆白菜萝卜，每人每月限定的猪肉，造就了我们的胃已经成为固定实物的接收器，当人间更多美味向我们敞开，我们已经错过了吸收它们最好的年纪，对食物，无时无刻不在抗拒着更新。
娓娓交谈。
有声，有时又无语。此时此刻，对文字敏感的我，突然觉得“娓娓”这两个字特别合乎眼前的境遇：傍晚，夏天，人与人的娓娓唇语。筷子和碗相碰，碰出那个叫红岸的地方，我和亚男的家分别在斜对面的两栋楼里，中间隔着一条街，那条街就是红岸大街，那条街东西走向，每天早上看朝阳升起，傍晚的时候看太阳西落。
突然，亚男想到了什么，说：现在赶紧去看落日，还来得及。
四个人对视了一下，心灵相通一般，不约而同放下筷子，起身，往外跑。
是的，我们几乎是跑着出去的，显宗最先打开车门，登上驾驶座，一脚油门到了海边。
我看到了什么？
大海边，是漫天的云霞。金色、橘色、黄色、红色，各种颜色混合交缠，汇成一波一波金红色的晚霞，延绵数百里。
我从未见过这么大规模的晚霞，气势壮观恢弘，又绚烂张扬，半海瑟瑟半海红，好像要燃烧整片海，炸裂到高阔的苍穹。
四处阒寂。周围的人们都被感染了，他们默默看着，这火烧的云霞。而此刻，这里面有多少远离家乡的人们？他们是否会想起自己故乡的晚霞？
被光染红的云霞一直在变幻着，涌动着，在茫茫的大海上，一片片一卷卷，一望无涯际。
落日熔金，暮云合璧，人在何处？
脑海里涌出李清照的这首词。
人在何处？
我转头看亚男，我们俩围着同一条披肩——临出门前亚男急急忙忙一把抓在手里的。来到海边我才知道这里的傍晚有多么凉，海风吹着我单薄的衣裳，冻得我瑟瑟发抖。亚男用她的披肩围住我，我们一人抓住披肩的一角，两个身体紧紧靠在一起，顿时感到彼此身体的温度，那温度瞬间熟悉起来，那是很多年前北中国少女独有的温度吧！
回来的车上，夜幕已然降临，这突然而至的晚霞打开了我们故乡的密码。
其实那个叫红岸的地方，那一大片红砖楼房，一直若隐若现地在远处伫立着。它的名字像一个被储藏的符号，一群人共享的密码，一直处于屏蔽状态，一旦时机成熟，只要轻轻触动，就激活了我们早年全部的生命轨迹。
故乡的傍晚经常有女孩子在学校的操场边拉小提琴，我羡慕她，请求爸爸也给我买了一把小提琴。那个小学校旁边的一栋楼里有我们的第一个家。后来我才知道这套房子竟然也是显宗的第一个家，他家搬走，我家搬进，所以，我们共同拥有一个故居。我的母亲和显宗的母亲相差几天在厂医院生下我们，亚男的妈妈生了四个孩子，显宗妈妈生了五个，我妈妈生了三个。年轻的母亲们在红岸，完成了她们作为女人的使命，她们把这里送给自己的孩子作为故乡。
显宗的父亲黄伯伯身材高大，黄伯母勤俭仁厚、持家有方，培养了她的儿子干干净净玉树临风的气质。记忆中显宗总是穿白色的衬衫，哦，那是他已经成为少年的样子。童年时代，我经常看见一个小男孩，在两栋楼之间的空地上，像风一样奔跑。
后来，我们再次搬家，搬到红岸大街临街的一栋楼里，在那里，妈妈又生了小妹妹，隔着红岸大街，斜对面就是亚男家的那栋楼。
我在清晨的红岸大街旁看见过亚男在她家窗前拉小提琴，亚男的爸爸董伯父多才多艺，会手工制作小提琴，我妈妈回忆说他怕干活伤了那双拉小提琴的手，一直小心翼翼保护它们。我父亲到车间劳动时，亚男的父亲是我父亲的师傅。也正是这样的师徒关系，在我们出生之前，两个年轻的妈妈之间曾经有过一段动人的友情，令董伯母几十年里念念不忘。当他们年逾八旬，董伯母不顾长途旅程车马劳顿，专门来北京与我的父母相聚，当两个年迈的妈妈紧紧相拥，我和亚男泪流满面。
少年记忆中，我们的厂前广场比天安门广场还要大，厂区里有二十一个车间，矗立广场正中的巨大建筑像一道屏风，壮观威严，车间内天棚高阔，仰头望去，吊车驾驶楼里的人立刻缩小许多；我最喜欢炼钢车间，一簇簇飞溅的钢花，经过淬火后放射出耀眼夺目的光，那真是世界上最最灿烂的光华；厂区里大路宽敞，有一条条铁轨通往车间，车间经常有运货的火车穿行而过，把大型机器运送到远方。我时常被这些壮观的场面所震撼，为我们的父亲而骄傲。我们工厂的黄金时期，正是我们的少年时代，而我们的父亲正值壮年。他们用双手奠基了这个大工厂的基石，创造了亚洲第一台万吨水压机，这个钢铁巨人让红岸载入史册，让我们国家的重工业走向世界。
广场两侧的行政大楼和技术大楼相向而立，是淡淡的米黄色尖顶建筑，典型的俄罗斯风格，充满了浪漫风情。楼下的树林里，高考前的我每天清晨在这里背单词；厂前广场的大路通往家属区，家属区有一排排三四层楼的红砖楼房，冬天的玻璃上有晶莹剔透的冰花，屋内的暖气让房间温暖如春。我最喜欢冬天的时候光着脚丫踏在红色的长条实木地板上，那温暖从脚心传遍了全身。
红岸大街东边尽头是清澈的嫩江，每年夏天，父母用自行车载我们到江边野餐，父亲在不远处游泳，母亲在江岸洗衣服，我们这些孩子就在岸边的草地上逮蜻蜓。我清清楚楚记得，我曾经在堤岸的一块石头上刻下自己的名字，暗暗许诺八十岁时回来找它。
少女时代的亚男酷爱英语，成了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工厂的第一个翻译，小小年纪就与父辈共事。她聪慧刻苦，深得父辈们的喜爱。而那个时候，我和显宗这些高中生还在学校苦读，为我们心仪的大学奋力。显宗小时候顽皮，数理化成绩尤为好，但是语文成绩却出奇的差，念不下来完整的课文，喜欢提刁钻古怪的问题，经常因为不守规矩被老师赶出门外。
几十年过去，当我来到他们美国的家，却发现走廊的书柜里居然都是哲学历史和文学书，亚男说他不喜欢应酬不喜欢玩，唯一的爱好就好读书，让我惊讶不已。身在海外的他，读得最多的却是中国传统文化书籍。《论语》《孟子》《庄子》《道德经》，他如数家珍；《资本论》和《圣经》，他都通读数遍。
他乡遇故知，接连几天的晨昏相顾，我们每天晚上都在餐桌旁边，谈天说地。那个三十几年前的顽皮男孩，已经变成一个通透豁然的人。格物穷理，是他的逻辑；他说历史不是他人的历史，而是我们自己的写照，就像我们的大工厂，是我们父辈创造的，他们因此而伟大；我们离开故乡，不远千里万里，其实是在寻觅我们的精神故乡。
有谁知道，这三十多年之间，万水千山的流离，他们经历了什么样的潮起潮落，依然能够如此达观生活、热爱生命？而我们又经历了怎样的日月星辰，依旧不远万里迢迢，还能寻到故乡的知音？
我最后一次回故乡时，见到许多阔别多年不曾谋面的人，他们从我的记忆深处一一走来，我们像演电影一样邂逅、寒暄，一起辨认红岸大街旁的店铺和楼号，那一排排楼房里都曾经住着谁和谁？回忆起少年时代爱过的人与事，突然发现竟然我们也到了有故事的年纪。然而那些故事就像飘散的花朵，在海角天涯盛开、衰落，再盛开时，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模样。
故乡早已变了模样，那些厂房依然坚固如昨，但是它们的创业者大多已经长眠于此，而我们这些继承者，却大多没有兑现父辈的誓言扎根在这片土地，当初的父辈远离自己的故乡来到这里，如今我们也告别了这唯一的故乡。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在迁徙，于是远离故土的人们，有了深深的乡愁。
那些从此走散的人们，有的陆陆续续回来，或者相聚。相聚时有很多人流下了眼泪，有的人还记得我小时候的样子，我曾经穿过的衣服、鞋子，他们描绘得栩栩如生，我心内哗然。他们如此爱着我，其实是爱着我们曾经的时光和岁月。
故乡的人口明显减少了，大街上不再有我们小时候热闹的街市，更没有了露天电影院的吵嚷；故乡寂寞了，失去了往日的蓬勃与活力。与大多北方的城市一样，我的故乡，在漫长的寒冷中，人们渐渐搬到了南方，年轻人则向更南的方向，去寻找属于自己的梦，打开另一片天地。
故乡迎来了一批又一批返乡的人，他们像我一样，只是为了凭吊从前。当我来到江岸的时候，江桥依旧在，江水愔愔流淌，我曾经在堤岸石头上刻下的名字，在几十年江水的冲刷中，早就没了痕迹；而我与自己的八十岁之约，只能成为晚年时讲给儿孙的故事了。
“职工电影院”的大字还嵌在米黄色的屋脊上，但是写字的人已经睡在墓园。我碰巧在街区遇到他的女儿，她是我小学同学，为数不多的留在故乡的人。我们小时候一起跳过舞，就在这个电影院的二楼阳台上。久别重逢，却一时语塞。匆匆握别，看着她骑电动摩托车的背影消失在落寞的街道，竟然想到那首诗：人生若只如初见。
…………
（本文为节选，完整作品请阅读《人民文学》2022年0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