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爷爷弟兄五个，他排行老二，三爷是我爷的亲弟弟，小名棵牛，街坊邻居有叫他“三爷”的，也有叫“棵爷”的。
由于艰苦的劳作，三爷不到五十岁就“锣锅”了，高高的鹳骨突出在瘦削的脸上。三奶高高的个头，瘦长的身板，薄薄的嘴唇，走路一扭一扭的，活像一个细脚伶仃的园规在移动。
三爷是个气管炎，大事小事都听三奶的。三奶啥活也不干，坐在哪里对三爷呼来唤去，像使唤一个贴身丫环。三爷则习惯了三奶的唠叨，每每听到三奶的斥责，他总是咧嘴一笑，像吃了一块糖。当时我还小，对这种“女当家”的现象看不惯，为三奶的为人霸道而愤慨，也为三爷的窝囊而叫屈。
三奶不会生育，俩人过了大半辈子，也没个一男半女的，他们晚年生活极为凄苦。生产队时期，他家被评了个“五保户”，每年就靠生产队分给他家的三四百斤玉米和红薯干勉强度日。三爷三奶面临的最大生活压力，一个是烧锅做饭的柴禾，一个是一日三餐离不了的生活用水。
为了弄到柴禾，春天老俩口到田野里四处搜寻，四只眼睛像猎鹰的目光一样，咄咄逼人。见到脚底下有一个树枝，两人喜出望外，赶忙捡拾到箩筐里。有时发现几个大片杨树叶，三奶的屁股一扭一扭的，喝令三爷快快捡起。
麦收季节，农村流行铲麦，留下的白哗哗的麦茬，是三爷三奶拾禾的最佳时期。三爷扛着箩头，三奶挎着竹篮，拿两把小铲子，向麦茬地进发。三奶坐在地上，左手揪着麦茬，右手吃力地用铲剜着，剜起一大撮，再就着铲把，轻轻地拍打着上面粘附的泥土。一晌下来，三爷成了“土地爷”，三奶成了“土地奶”。
进入初冬，每天早饭后，三爷就背上一个大草蒌，拿着自制的“铁扫帚”，去东南地槐树林里扫落叶。回到家后，树叶经过晾晒，就存放在堂屋西间的柴禾堆里。堂屋共三间，东间是老俩口的寝榻之地，中间一间，一张吃饭桌，四把落地椅，还有几件简易农俱，仅此而已。西间是专门堆放柴草的。
我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是一年秋后，秋雨绵绵，淅淅沥沥，一直滴啦半个多月。三爷三奶的柴禾用完了，就冒雨到地里剜豆茬，玉米茬，捡拾遗落在地里的庄稼桔梗。由于柴禾湿，不好燃烧，老两口就蹶着屁股，轮流往灶膛里吹风，一股股浓烟从出烟筒窜出，呛得两人直咳嗽。这顿饭做完了，三爷就将潮湿的柴禾放在灶膛里，用剩下的余热烘干柴禾，好下一顿使用。
三爷三奶另一头作难事就是水。下午农活收工后、天擦黑前是村民打水担水的高峰期。俺村西头姓魏姓郑两大姓三四百口人，就伙一个水井。此时三爷佝偻着身体，蹲在水井旁，看谁来打水，哀求替自己打一桶。有好心人看老头怪可怜的，就将两大桶水直接倒到他家水缸里，每当此时，三爷连声道谢，就差跪地磕头作揖了。
对于他老俩口，水贵如油。做饭用水，一碗一碗地量;涮锅用水，清早用了上午用，上午用了晚上用，三顿饭就用一次水;对于洗脸，三天洗一回脸。三爷用葫芦瓢很不舍的从水缸里舀一瓢水，慢慢倒进铁洗脸盆里，放上老式丽玛布带穗毛巾，先让三奶洗，三奶洗罢他才洗。两人洗过的洗脸水黑糊糊的，还舍不得泼，还要用它洗萝卜、白菜帮。洗过菜之后，三爷将稠糊糊的水浇花或浇树。
三爷三奶最大的期盼是老天下大雨。遇到下雨天，锅碗瓢盆齐出动，所有能盛水的容器都用上了，接雨水。三爷将一盆盆雨水倒到水缸里，水缸满了，剩下的雨水洗衣服。
三爷三奶从队里领了粮食，如何把粮食变成面，又是老俩口不可逾越的坎。三奶嘴很甜，经常在我爹面前说些好听话，言外之意很清楚，那就是让我们姊妹几个给她推磨。每隔十天半个月，就得为她推一次磨。三奶把几升玉米倒在磨盘上，用高梁杆做的磨签插在两个磨眼里，随着磨盘的转动，磨签有节奏的抖动。我们几个套住磨疙劳，插上锨把粗的推磨棍，赶起了〝圏集”。三奶很会来事，她不知从哪弄了几块糖，一人分给我们一块，哄得我们很开心，今后乐意给她推磨。
三爷三奶思想很守旧，对新生事物看不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国产塑料凉鞋刚刚在农村上市，四大爷的二女儿就买了一双，穿在脚上从三奶身边经过，三奶嘴一撇，脸一扭，半响不言语。她实在看不惯一个大闺女穿一个四下透风的凉鞋，就找到四大爷，“看你二妮疯的，穿的是啥么鞋，前头五龙抓地，后边鸭蛋出气，你也不管管。”四大爷当然知道五龙抓地，是五个脚趾头，后面鸭蛋出气，说的是脚后跟。四大爷只是笑了笑，没有言语。
1970年冬，我大儿子降生，我给他起名“魏涛”。三奶听说后大为不满，就专门找到我说：“你起的啥名呀，不好听!听清楚了是魏涛，听不清楚是魏kao，这名你得改!”我知道她不认字，不懂得涛字的真正含义，也不和她争辩什么，这个名字没有改。
1971年初春，三奶患重感冒，一口痰卡在喉咙里，走了。三奶死后，三爷像没了魂，大病一场，没过几天，也随三奶而去，两人相差“一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