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说
借着受邀参加诗歌节的机会，诗人来到印度，体验一次印度古国深度游。诗人行走于印度各处，用卓越的共情能力和诗性的语言，细致描摹他眼中的印度。
破旧的监狱、衣衫褴褛的犯人;街道上的乌鸦、老狗和川流不息的、龟速慢行的人群，目之所及的场景，如缓慢流动的古老的河流一般。这个国度的精神文明和社会发展呈现一种停滞的状态，时空仿佛倒流置换，而这里几百上千年都没有变。
在印度
于坚
我跟着几个诗人去一家监狱访问。我们是经过政府特许的，市长签字批准我们去里面为犯人们朗诵诗。像通常的监狱一样，我们经过一堵高大的围墙，墙高得相当夸张，像是悬崖绝壁。绝壁的顶端安装着一排铁丝网。有十几只秃鹫从秋天灰色的云层里俯冲下来，落在用来固定铁丝网的水泥桩子上。一只秃鹫站在一根桩子上，另一只秃鹫站另一根桩子上。很快落下来一排，像是来为监狱加强守卫，那堵墙显得更加戒备森严了。我和两个印度诗人走在队伍的最后，他们一高一矮，都穿着拖鞋，开裂的鞋面下露着棕黑色的脚趾头，鞋底深陷在灰里，几乎要埋掉他们的脚。衣服不太干净，看上去已经穿了很多年，像是德里老城里的流浪汉。其实都是有家有室之人，都是婆罗门，写诗的婆罗门。这种衣冠不整，蓬头垢面很普遍，这里的人不像中国人那么爱面子。大多数人都是深色皮肤，深眼眶，相当深沉的样子，笑起来白牙灿烂。身体本身的质量超过了衣服质量，衣服微不足道、破衣烂裳也无所谓。感觉不是两个衣冠楚楚而是两个身体走在我旁边，令我信任，与他们几乎没有障碍。我们挨得很近地走着，就像是三兄弟。贾拉曲是一个小个子，衬衣的口袋里别着一只圆珠笔一只水笔。我们每个人斜挎着一个麻布做的包，是诗歌委员会赠给的。里面装着一本诗集。一言不发。我们彼此语言不通。他们两个也互不相识，一个来自马拉尔平原，另一个来自加尔各答旧城，都穿着细条纹的长袖衬衫，颜色稍微不同，我年轻时也穿过，与贾拉曲的一个颜色。这一段路我们三个争论不休，我和贾拉曲认为那些停在水泥桩子上的是乌鸦，穆迪认为是秃鹫。那些鸟间或叫两声，嘎嘎，嘎嘎，这声音令人糊涂，我们都不太确定它们是乌鸦还是秃鹫，也许它们是鸽子，但是鸽子的个头更小，在这个距离完全无法判断。或者那不是下午三点一刻的鸟鸣，而是死刑犯的集合号也未可知。我们一言不发，争论没有形成语言。我们只是仰头望着那些鸟，它们像轰炸机似的来了一群又一群。它们为什么对监狱感兴趣?就像我们这一伙诗人，从世界各地来到特里凡得琅，却对监狱这个不祥之地发生兴趣。
经过一个木头岗亭，一位戴着军官帽的男子挥手抬起木制的栏杆，让我们进去。大门是一座发黄的铁门，本来是涂成天蓝色的。在外面看上去像是一座工厂，就像我年轻时候工作过的工厂，只是大铁门的颜色不同。监狱大门涂成蓝色很少见，我以前见过两处监狱大门，都是土红色的。经年累月之后，门皮生了一些锈，看上去就不是天蓝色了，大部分成了土黄色。土黄色经过雨水清洗，有些泛白，侵入本来的蓝，就像是一幅尺寸巨大的抽象画，毫无艺术激情。大门是用四块铁板焊接成的，接缝之间留着十厘米宽的缝，可以窥见里面，一个钉在黄色肩头上的肩章在缝里面晃了一下，两颗星。大门柱子上钉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一个数字，1321。是这个监狱关押的犯人的数额。大门一般是不开的。围墙上嵌着大门，大门旁边还嵌着一栋灰色的有着玻璃门的房子，来访者从那里进入监狱。我们进了那个有着玻璃门的办公室，里面摆着沙发，挂着某人的肖像。墙角的桌子上摆着花瓶。沙发后面有一面镜子之类的东西。我看了一眼，没看见我自己，却看见后面的房间。从房间里面走出来一个高大的军官，他是监狱长，是这个监狱唯一一个衣冠笔挺的人物。一身土黄色军装，这种颜色看上去很旧，全新的也是旧的，肩头安着两个土红色的牌子，上面绣着金线和星。他留着八字胡，脸部轮廓分明，似乎在模仿某个已故的英国军官。我递给他一本我的诗集，汉语的，在印度我去哪里都背着这本书，以防我得证明自己是谁。这是非常有效的，任何人一翻开它，看见那些象形文字，即刻愣住，这种字就是最博学的人也只是在博物馆里见过，这个人竟然用它写了一本书，任谁都随即变得毕恭毕敬。他接过去，没看就塞到他的胳臂下，那里还夹着另外几本。我们跟着他走进办公室的过道，那里有一个个已成古董的栗色柚木门，古老的木纹，像是贵族的宅邸。门上的黄铜锁闪着微光，门上挂着刻着字母的铜牌，一看就是知道是谁在里面干活。过道上支着一排柚木档案柜，其中一个柜子的门开着一半。里面陈列着一本本诗集似的本子，黄色的、厚厚的，已经卷边。我抽出一本来翻，里面用蓝墨水写着一行行蚯蚓般的文字，有的名字下面用红墨水做了标记。印度诗人见我满脸困惑，就把本子接过去，念了一个名字：卡夫卡，相同的发音。有一个诗人看得懂印地语。另一个看不懂，他是孟加拉人。印度有1467种语言。我又把本子接过来，念了一个名字，苏轼，发音如此。小个子的印度诗人耸耸肩，修士，他念道。然后我们继续朝里面走，经过厕所和另一些办公室。有个办公室开着门，里面有个黑头发的女子坐在一台老牌打字机前，正在朝一张白纸上敲字母。印度有很多打字机，没有一台是新的。这个地方很适合先锋派导演再拍一部叫作《去年夏天在马里昂巴德》的电影，如果他们想这么做的话，但是必须得到诗歌委员会批准。他们不隶属于这个诗歌委员会，所以他们永远不知道这个走廊。我和小个子的诗人(他叫贾拉曲)走去洗手间小便，门把手水渍渍的。洗手间是英国人留下来的东西。到处都在发黄，小便池漏水。贾拉曲告诉我，印度以前没有厕所，整个印度，从喜马拉雅山到这个监狱(它建造在海边的一片平原上)没有一个厕所。所有粪便都排泄在大地上，大地没有成为厕所，百花盛开。英国人带来了马桶、小便池、监狱、档案而不是莎士比亚。这个洗手间臭烘烘的，进去就没法不想到便坑里面那些黏糊糊的东西。我们没有洗手，盥洗盆的龙头不出水。我们其实也没有洗手的打算，手可以随便洗吗?穆迪继续戴着眼镜在外面等我们，兄弟要一起行动。我们抖抖，回到走廊，那个军官已经不见了。走廊尽头再转过去，再转过去。终于走出了这个柚木城堡，那个军官站在院子里喊着，一个士兵小跑过来。院子里有几排矮房子，蘑菇般的岗亭，规格不一的铁门，都刷成天蓝色。房子后面还有花园，它像孔雀那样露着棕榈树的尾巴。在一个门外面，横七竖八扔着许多鞋子，都是拖鞋。我们又进了一个小点的铁门，门口有穿土黄色军装的士兵守着。监狱长继续在前面带路，他的屁股上晃着个真皮枪套，套口上露着木头枪柄。他的军装是短袖的，两只手臂是古铜色的。紧紧跟着他走的是一位德国诗人，他不像卡夫卡那么瘦弱，身材高大，握着一台傻瓜相机。他长得酷似监狱长，只是一个白，一个黑。白的这人神情生硬，像个监狱长。黑的这人则像个大哥，不像监狱长。脱去军装的话，他就是个农夫或者德里集市上拉三轮车的车夫。过道两边墙上画着壁画，监狱长说，都是犯人画的。他们画了红色的老虎、金色的佛陀，黄色狮子、蓝色猴子、灰色大象和一只孔雀，都是漫画，色彩鲜艳。
最后我们进入一个光线昏暗的大厅。开会的地方，与一般会场不同，窗子都在高处，安装着铁栅。已经坐满犯人，大约100个。他们靠着天蓝色的塑料椅子，全部穿着拖鞋，上身是短袖白衬衣，下面是白笼裙，看上去很久没有洗过。一排排乌黑的脸，嵌在其间的白牙齿相当醒目，像是刚刚写过的诗从句子里走出来，还沉浸在某种含义中。后面站着几个士兵。他们笑眯眯地看着诗人。中间的过道上支着一台摄像机，摄影师正在后面对焦。诗人被带到主席台上坐着。一个犯人走来，给每人发了一瓶矿泉水。大厅的顶部安装着几台铸铁的风扇，像是某种脑袋的内部构造，肺叶般的扇片阴郁地旋转着。我从来没见过这样坚固的风扇，看上去已经旋转了一个世纪。犯人们坐得端端正正，仿佛他们刚刚作案完毕，洗过了手，正在休息。监狱长首先讲话，他说，欢迎诗人们!下面哗哗鼓掌，然后就开始念诗，第一个是印度诗人拉姆，他一看就是一位大诗人，一身白袍。神情、体重、手势，高挺在世界悬崖上的肚子和不经意地抹在额头上，像是用毛笔写的汉字里面的一横的黄香楝粉——都表明他是一位大师。他走到哪里，都有青年跟着他，吻他的脚。他站在麦克风前面，唱了一段印度史诗《罗摩衍那》。
“雨季将要到来的时候，偶尔晴朗的晚上，南方的天空出现的都是下弦月。月光犹如一位妖娆的舞娘，赤手空拳地杀入我梦中。我常常坐在大殿的穹顶上，看那些巨大的影子在冷月下迅速地移动，那是森林妖精，它们都有白色的身体，看到月光就会莫名其妙地兴奋，在罪愆花和昆仑荆的高大树冠上整夜起舞。荒草和藤蔓在它们足下被反复蹂躏，躯干折断，委身风尘，处子般贞洁尽丧。空气中弥散着月光的暧昧影像和花草汁液的甜香。”
他的声音具有魔力，就像那台古老的电风扇，吹出一股沉重的风。即使打开了监狱，没有一个犯人逃跑。他绝对地信任他念的诗，只要一出口，古老的语言就能征服森林平原大海和土地，最危险的罪犯也要臣服。他一点也没有夸张史诗的重要性，他只是用一个古老的调子唱出来，像是一台老牌的录音机。大厅安静得像一群吃草的绵羊。拉姆唱起来就忘记了时间，这种史诗就像醇酒一样，会令人忘记时间。他自己忘记了时间，下面的犯人忘记了时间，守卫们忘记了时间。只有主持人没有忘记时间，焦急地看表，示意他停下来，但是拉姆浑然不觉，戴着金戒指的手放在讲台上，肥厚的胸部起起伏伏，唱了一段又一段，这首伟大的诗有24000个对句。他的声音像恒河水一样浑厚，滔滔不绝。主持人最后只好打断了他。犯人们都竖着耳朵，他们中间有小偷、杀人犯和骗子，都歪着头听。拉姆停止时，他们还没有缓过神来，通通呆坐在椅子上。印度史诗都是教育人如何做人的，赞美神灵谴责魔鬼。不需要知道它唱什么，这些诗歌已经唱了数千年，含义已经不重要，声音已经成为神的声音，谁唱，谁就是神，能够唱它是一件了不得的事，必须终其一生，甚至两生，三生。拉姆唱过，后面的诗人就是小巫见大巫，只能博取犯人的好奇心了。那些精心打扮过的诗人，衣冠楚楚，来自英国、美国、意大利、希腊、荷兰……在拉姆之后都显得很轻浮。这些诗歌小丑为了博取犯人注意，开始装疯卖傻，表演，惨不忍睹。一位英国胖子跑到台下边跳舞，边念念有词，犯人们被逗得咧嘴大笑。1957年11月19日，美国圣佛朗西斯科市演员工作室剧团在圣昆丁监狱为关在里面的1400名囚犯演出了塞缪尔·贝克特的《等待戈多》，他们之所以在监狱演出此剧，主要是因为剧中没有女主角。我们这一伙里面有两位女诗人，一位来自意大利，长得像电影演员贝拉(她对着一本书尖叫了一阵)。另一位像马拉巴尔海边卖鱼的渔妇，她在朗诵之间，忽然张开手臂，然后就跳下主席台，跑到犯人中间去，犯人都扭头去看她要干什么，她发出了一串奶酪般的法语，向犯人们颁发了小纸片，不解其意。拉蒂坐在前排，已经睡着了，她闭着眼睛的样子很像麦积山石窟里的佛。她累坏了，她费尽周折，申请各种文件，才将一伙诗人带进监狱，其难度不亚于将犯人带出监狱。下起了暴雨，监狱大厅的顶棚很薄，雨点打在上面就像是一场战争中的激战，监狱就要垮了，这场雨像是在欢呼。轮到穆迪朗诵的时候，雨忽然停了，他站在舞台中间不知所措，低声念了几句，大意是：一头雪豹在喜马拉雅山中低语，它爱上了一只德里的孔雀，痛苦的、无望的爱情哪!阳光听了很感动，马上鼓掌，犯人的脸亮了，就像是一箱子豆芽。那是最后的阳光了，夜晚马上跟着它进入了监狱。犯人们不见了，那些蓝色的塑料椅子也不见了。拉姆走过来，请我与他合影，我就请赵凡用手机为我们拍了一张。当我们走出监狱的时候，天已经黑透。那天我念的是这首诗：《我见过黑暗我从未见过一只乌鸦》
那些乌鸦抬着翅膀跳来跳去/那些乌鸦在吃一只大老鼠的尸体/那些乌鸦为乌云抬着棺材/那些乌鸦嘴喋喋不休/一边飞.一边说着天空的坏话/那些乌鸦跛着腿走在宫殿的阳台上/那些乌鸦在啄食王冠上的乌鸦/那些乌鸦给深渊写信/字迹清楚如它们自己在飞翔/那些乌鸦在蚕食着黑夜不是为了光明/那些乌鸦穿着黑西装坐在法院的会议室/白天的屁股露出来.乌鸦用黑暗挡着它的私处/世界在生产暗物质通过政治权力爱情/通过那些蹲在西西里广场上的黑手党/通过一首又一首诗乌合之众在歌唱乌鸦/世界永远黑不过乌鸦上帝不敢公布它的阴谋/白昼的夜行者我见过黑暗/我从未见过一只乌鸦完美的黑暗
特里凡得琅的人主要讲马拉雅拉姆语和英语。囚犯会说的语言更多，有些人会从其他地方跑来这里犯罪。我念的是汉语，下面的犯人肯定听不懂，我只是想让他们听到我的声音，我是一个嗓音沙哑的人，就像那场雨里面的某一小节，在暴怒之声与有气无力之间，海岸边的那种大海撤退时的沙哑。我每次念诗的时候都觉得自己是一个犯人，又自信又害怕。自信是因为相信在写诗这件事上自己清白无辜、忠心耿耿，害怕是因为为诗定罪是各种语言普遍的特权。语言并不是诗，诗侮辱了语言的大家长地位，你小子为什么这么说，这是语言吗?格律呢?意境呢?美呢?雪莱先生不得不为诗辩护：“诗能使世间一切都变为美丽。原本美丽的事物会因之锦上添花，丑陋的事物可以为美所点化。它将欣喜与恐惧、快乐与忧伤、永恒与变幻融为一体;它冲破一切势不两立的对峙，用它轻柔地驾驭，使一切对立结伴而行。世间的一切都因诗的到来而变形，在它的辉耀下，同显一种神奇，成为它灵气的化身。那是一种神奇的炼金术，能够将致生于死的毒液，化作可以畅饮的甘露;它撕毁世界腐朽陈旧的表象，展露出无遮无掩、宁静沉睡的美，而这种美恰是人世间一切事物的内在精神……”诗在我们的时代已经落魄到每一首诗都在为诗自己辩护的地步。“我是诗!”辩护令我觉得写诗是一种对文明的冒犯，一种罪行，其实诗人与台下的那些咧嘴微笑的犯人只是分工不同。是啊，为什么是一伙诗人站在监狱里，而不是那些会计人员、技术骨干、基金经理或者畅销书作家?我每次念完自己的诗下台的时候，后面都要跟过来一群看不见的鬼魅，它们埋怨我又一次骚扰它们。它们——那些因为诗而疯癫、贫困、潦倒、放逐的屈原、但丁、杜甫、李白、歌德、苏轼、惠特曼、泰戈尔……早已功成名就，我念首诗就令他们睡不好觉，这小子写得怎么样哪?哀怨凄楚提心吊胆地跟着我，议论纷纷。其实我微不足道，他们过虑了。每一首诗都要惊动死者，令它们复活，倒是那些行尸走肉，总是神气活现，指责诗这样，指责诗那样。每个诗人都是囚犯，只是他们被押在一个叫作语言的监狱里。这个监狱叫什么来着?中央监狱。贾拉曲后来绕到我的座位旁，递给我一个小纸条又回他的座位去，上面写着他家在加尔各答的地址。他说，去找他。他在麦克风前面念了一首诗，用某种语，声音像是某种叽叽喳喳的鸟。我估计意思是：
我住在加尔各答/那是我母亲生下我的一个地方/一块布永远在院子里晾着/有时候上面画着一幅地图/有时候缝着一块睡莲般的补丁/有时候我们用它做裹尸布
穆迪念了什么我也不知道。他的声音像是一位士兵。他念完就去向拉姆鞠躬。拉姆握着他的手，握了很长时间。相较握手的一般时长，那是很长一段时间了，只有诗人才这么握手，像是一头老虎和一只犀鸟的握手。然后拉姆拍着穆迪的肩膀，他们一道走出了监狱，印度人就是这么亲切，这是一个兄弟姐妹的国家，大家彼此不见外。当我们再次回到监狱外面的那条碎石路上的时候，天已经黑透，监狱的围墙消失在黑暗里，令人怀疑那里到底有没有围墙。在围墙尽头，有一座印度教的小寺庙，外面被雨水淋湿，闪着微光，里面还亮着灯。我们脱鞋进去。祭司还在，他是个中年人，光着上半身，胸前挂着一块宝石，下身围着一块白布。正在为油灯添油，古铜色的脊背上闪着汗光，像是一头肚子下垂的公牛。神龛是古老的石块垒叠起来的，坚固、阴森、庄严。印度教的神看上去要么丑陋得恐怖，要么美丽得恐怖。贾拉曲为油灯添了一点油。穆迪没有进去，他在黑暗里站着。
……
(未完待续。全文刊载于《花城》2021年第6期)
【于坚，1954年出生于云南昆明，祖籍四川资阳。“第三代诗歌”代表人物。著有诗集《诗六十首》《对一只乌鸦的命名》《一枚穿过天空的钉子》《只有大海苍茫如幕》，散文集《人间笔记》《棕皮手记•活页夹》《丽江后面》《云南这边》《老昆明》等四十余部。曾获鲁迅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诗人、年度杰出作家奖、人民文学诗歌奖等。作品被翻译成法、日、德、英等十余种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