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治渊先生原本在著名学府南开大学任教。上世纪五十年代因国家建设需要，选调到核工业领域工作近三十年。改革开放后，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原军工单位的部分优秀技术人才转入地方，支援国家建设。先生转调到当时的成都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开始从事环境保护科研工作。
一九九〇年，我从地质系统调到先生所在单位的情报室工作，有机会受教于先生。作为一个环保战线的新兵，在情报室阅读环境保护方面的文献，补充专业领域的知识，是所里领导的特意安排，也是一件幸事。当时的环科所，经常接到一些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项目，项目实施过程需要对当地水环境、大气环境背景采样分析，而采样分析人员有补助。所以经常是全所动员。有时需要的人少，人们为争取采样工作还经常发生争执。一次，几乎所有人员都去采样了。情报室只有主任和我。一个廋高个子，头发稀疏，神态安祥，大约五十岁上下的男子走了进来。主任介绍说是分析室的王老师。看到我静静地看资料。微笑着问道为何不去采样?我满不在乎地回答，没有人喊我。他就说，其实野外采样有额外补助，也算是单位给大家的一点福利吧，要争取哦。后来知道，每次采样几天时间，虽然在野外守更熬夜，风餐露宿，但能够发二十元左右的补助!以当时的物价，一碗担担面才二、三毛钱。在那个物质还不富裕的年代，确实是一笔不小的收入，难怪大家都争着去采样呢。
当时他在化验室，正在组织开展成都市大气颗粒物来源解析相关研究。他的团队以化验室人员为主，采样、分析方案验证均已论证完备，唯有数学模型的验证工作尚未完成。他有意无意地问我修的什么专业，与我探讨数学模型的问题。得知我数学基础好且会计算机编程，眼睛一亮，就给了一篇发表于《环境科学》杂志有关大气颗粒物来源解析的论文，让我阅读思考，能否按照论文中的方法，编程计算一下。当时单位已购置一部台式计算机，宝贵地放在所长办公室。按照先生所给论文的方法，建立模型，编制计算程序，试算后验证结果与论文结果一致。先生看后非常高兴。以他的角度，课题的最后一道难关有路条。受先生指导和鼓励，我查阅了情报室保存的中英文杂志，收集了各种有关大气颗粒物来源解析方面的受体模型，编制了相应的计算程序，进行了验证，为未来课题研究做好准备。此后，我开始关注大气环境领域的前沿信息。回想起来，是王先生将我引导到大气环境研究领域。
令我惊讶的是，在这个小小的地方科研所，还藏有多部全球有名的与环境有关的英文版科学杂志，其中大气环境方面的英文杂志有《Atmospheric Environment》等，虽然几乎无人问津，但仍然为科研所的前辈们的眼界而折服。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环科所虽然只有二十几人，但人才济济，闻名遐迩，可与四川省级同类单位比肩，可与省内大专院校同行同台论道。
先生科研工作严谨，充分体现了老一辈科研工作者深厚的科学素养。化学分析是他熟悉的专业领域，但应运到环境科学领域，需要从方法学到实验验证等方面进行开拓性研究。每当接受上级下达的科研任务或日常工作中遇到的新的分析任务时，他都要先期通过查阅资料，建立方法学并进行验证，有充分的把握后，才开展相关具体工作。颗粒物来源解析研究课题完成后，上级管理部门请他继续深入，并许诺给足经费，但他认真考虑后，认为当时的设备条件不足，完成任务风险大，没有接受。此事在今人看来，是否有点迂?后来，他看到单位接受的科研课题，大部分进行外包合作，颇不以为然。认为不利于培养本单位自己的科研力量。他是对的。但在本地实力不足，引进智力，以求本地环境问题的解决，实现本地环境质量的改善，亦可无咎吧。
先生知识渊博，动手能力强。作为老一代知识分子，他有专修，但充分认识到专与博的辩证关系。他阅读广泛，常说数学是一切科学的基础，因此对于数学，尤其统计数学及实验数据的处理运用和挖掘，有深厚的基础。对于自己从事的化学分析领域，专业知识和运用能力，在本市当时的环保系统，更是学术权威。因此，他实际上是单位化验分析室的灵魂。他动手能力强。当实验条件不具备时，他能因陋就简，自己动手加工一些实验器具凑合，完成实验任务。因此他自己的团队曾送他一个外号叫“王凑合”。这或许是他在核工业领域见到和学到的吧?我们现在知道，在研究两弹一星的时代，我们的科研工作者做实验，不就是用的这种土办法么?
先生是成都市环保系统第一位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其学识，工作能力，道德修养，名副其实，当之无愧。
先生淡泊名利，清廉自守。他工作认真、努力，但从不为自己谋利。认为国家给了工资，就应当为之服务，属于本分。由于善于思考，动手能力强，工作中常有创新;但想不到发表论文，想不到申请专利，更讳言变成商品挣钱。是他原从事的核工业领域保密性强，已形成习惯，宁愿做一个默默无闻的奉献着吗?他因此可能失去很多为社会做出更大贡献的机会，也可能失去进一步改变自己生存环境的机会吧?!然而，这不就是他一直坚持的操守吗?
先生对感情忠贞。他中年丧妻，留下一对儿女。他把自己的感情都投入到养育儿女身上。有同事劝他再娶，他婉言谢绝。儿女成人后，他单独生活，不打扰后人。这与今人今日丧偶，明日再续，把婚姻当儿戏的风气形成鲜明地对照。
先生退休后，对于科学研究工作从未中断。在家里购置些简易实验检测设备，建个小实验室，继续做他的实验研究。那纯粹是一种兴趣。偶尔打个电话，探讨一下心得体会，还指导过我们用统计学方法求环境背景值的方法，并写出论文发表。他享受退休后宁静简约的人生，对吃喝玩乐从不涉足。有时去看望他，带个日常用品，他都拒绝接收，有点不近人情，但我也理解，这是他的坚守，一个近乎真人的人。
他的这些品格，是我所不具备的。只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先生于二〇二二年末感染冠病。当时严加管理的冠病疫情突然间开放，社会形成感染高峰，医疗资源严重不足。王老师在一家企业医院住院治疗，血氧高度下降，生命垂危。医院条件差，未能找不到一台呼吸机!其家人着急之下在单位退休微信群求助。同事们出主意想办法，问题仍然未能解决。后来转到一家区级医院，条件有所改善，但为时已晚，先生最终不治去世。
回想先生一生，是对国家核工业发展有过贡献的人，对成都市环境保护事业做过有益的、开创性工作的人，一个清廉自守而道德高尚的人。到他葬礼时，现场寒风凛凛，气氛悲凉，由于疫情影响，到场送别者少。或许，以王先生的性格，决不在乎这些繁文缛节。但我们应当记住那些环科所的开拓者、创业者，记住他们的功绩和贡献。
韩愈在《原道》中说，博爱叫做仁;实行仁道而合宜叫做义;循此而达到仁义的境界叫做道;自我具足，无需凭借外物叫做德。德有吉德有凶德。王先生最少属于仁而有吉德或善德的人吧。
为了不被彻底忘却，特作此文以誌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