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母亲走后
我母亲在世时，我父亲过的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家务事一概不操心。
1959年9月2日我母亲因哮喘病去世，享年仅53虚岁。母亲去世后，我父亲孤单一人，日子实在难熬。
1960年我们结婚后，春节放假期间，我和我妻子回家去看他。他见到了我们心中非常高兴。笑眯眯的跑到我姨家说：“他们回来了”。然后他把他的铺盖一卷到我姨家寻休去了。把他住的大屋子腾出来让给我们住。
那时候村子里面正在吃食堂。我们回家时是用全国粮票从北京买来的白面和大米。可他从食堂里端回来的是几个小地瓜(白薯)或是两个以代食品做的小窝窝头。那时候我们让他吃白面或大米饭。我们吃他端回来的小地瓜或窝窩头。后来他不好意思了，干脆就在食堂里吃了以后再回来。
我们进家后，看到家里好大一个屋子，就他一个铺盖卷，满屋子都是土腾腾的。切菜用的刀板从来没动过。屋子也很长时间没人打扫了。我们这才给他打扫干净。
1961年我在北京上大学时，“端午节”放假我回家去看他时，只见家门上了锁，他到地里干活去了。那时候食堂已经解散了，他自己做饭吃。看见刀板上只有切菜的地方是干净的，其他地方全是赃的。屋子里仍然和上次回去时没什么两样。
中午我姨请我到她家去吃饭，他自己就吃了几个凉棕子。我看他怪可怜的，可我又有什么办法?那时候我郭礼哥和王富玉大姐以及其邻居们都在给他张罗找老伴。
他问我：“你同意吗?”我能说什么?只要他身边有个人照顾就可以了。
后来有人给他介绍了个老伴，比他大两岁。当时他还不同意，还想再找个年轻一点的。别人说你都这把年纪了，身边有个人侍候就不错了，上哪找年轻的去?他才答应了。
二、继母康氏
继母康氏，老家怀来城西关人。(1907～1976)早年嫁给北辛堡一个姓张的。丈夫在张北县作生意，后来搬到了张家口。她家的生活比较富裕，戏园子是她常去的地方。洋车她也经常坐。什么戏文她都懂，有时候还会在没人的地方哼哼几句。她的穿戴也很讲究，什么雪花膏呀!擦手油呀!姨子呀!她都要买好一点的。
后来由于发生了七.七芦沟桥事变，时局大乱，生意作不下去了。她就随同丈夫一起回到了家乡北辛堡。据说她有一个儿子，但英年早逝。她们跟随小叔子生活在一起。不幸的事情是她丈夫也在前几年去世了。
她只好跟随小叔子侄子们生活在一起。由于弄不到一块，这才决定要嫁人。后经人说合她就来到了我父亲的身边。
她嫁过来之后，我爹可不能像以前对待我娘那样对待人家了。人家要当他的家。
1962年春节我回家时，家里变样了，再不是以前那样乱七八糟的了，我爹也精神多了。以前的脾气也没有了。
我看他这个老伴还不错，做的饭也挺好吃。特别是莜面推窝子、搓鱼子、捏角子、都是她的拿手好活。她推的莜面窝就像蜂窝一样排列的那么整齐，再加上口蘑做的汤，那个好吃呀!
她搓鱼子时是用一块很光滑的砖，一手同时能推两条莜面魚，而且能推三十多公分长不断。人长的也挺好看。
那时候我穿的一双棉鞋，她一看就知道不像是买来的。于是就问我是谁给做的?我说是我妻子。
她说：“你媳妇的手还挺巧，针线活还不错”。后来我就走了。到北京以后我也就放心了。
三、春萍送回老家
1964年春节放假。我们回家过春节，并把孩子送回考家。那时候春萍才一周岁零八个月。晚上睡觉，我们俩口子在西间，让孩子跟她奶奶睡在东间。
第二天一早孩子就跑到我屋来了。当时门坎她都迈不过来，而是扶着门框才进屋的，我们赶紧把她抱起来。临走时，孩子抱着我们的大腿不撒开。我们硬着头皮含着眼泪把孩子塞给她奶奶，我们就走了。那几年就靠他们给带孩子。
1965年8月我大学毕业后，我们又回了一趟老家去看他们。这时候我们看到他们祖孙三人生活的挺好的，我们也就放心了。我们临走时，我爹抱着孩子把我们送出村。我们要走时，孩子又哭着要跟我们去，我们硬着头皮就走了。
后来我爹给我写信说：“我当时给她从树上摘了一个梨，她吃上梨也就不哭了”。
四、第二个孩子- -春江
1967年5月我在天津农药厂工作时，我在家属区要了一间房子，准备生第二个孩子。我给家里写信，问问我继母愿不愿意来侍候月子?我父亲回信说：“她愿意来”。这样她又带着五岁的春萍来到了天津。
那时正是文革期间，我们厂子里正在斗牛鬼蛇神，给他们戴上高高帽，划上脸，脱了鞋用嘴叨着到家属区去游街。把我们春萍吓得哇哇直哭。
我妻子在天津产院顺利生下一个男孩，我非常高兴。我在外面的小饭馆里坐下来，要了两个炒菜，一壶酒，喝了起来。然后我就马上回来报喜讯。老太太听了后也很高兴。
三天后我就把他们母子二人接出了医院。两个月后，我送她们一块回到了油田。油建后勤部门看到我们回来了，马上给我们安排了房子。我把她们安顿好了之后，我就又返回天津了。国庆节放假期间，我又到山东去看她们。
这时候我看到她们生活的挺好。
但是她们发生了一件事，就是那时候春萍太淘气了，到处野跑，她妈找不到她。等她妈找到以后生气了，就在她屁股上拍了几下子。
她奶奶如果是个亲奶奶，就应该把孩子一把搂过来，不让她再打了，这事儿就算过去了。但是这个后奶奶却说：“这孩子不听话，就是该打”。结果我妻子就多打了她几下子。
孩子哭了一阵就没事儿了。可我妻子这一生气，马上就得了急性扁桃体炎，连口水都喝不下去。连续打了三四天的青霉素才转过来。
五、油建工农村
本来我们在油建调度室工作的好好的，一天一纸调令下来：“调胡媛林到工农村小学任教”。我们本不想去，但是调令下达了。不去吧，这边没人给你发工资了。去吧，大冬天的，家中又没个男人，一个女人带着两个孩子还有一个老人。
扶老携幼的叫她怎么去?可是你不去报到，那边见不到人，自然没人给你发工资。所以当时处于左右两为难的状态。思来想去还得去。好在她在油建调度室工作的这几年身边还有几个熟人。
在同事们的帮助下，从调度室里要了一部卡车，就这样来到了油建工农村小学来报到。还好!那里的生活条件还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糟糕。住房早已给我们准备好了，两间大北房，左右邻居都是从大庆油田调来的职工家属。后面还有一排商店，商店里有卖粮油鸡蛋的，卖小百货的，还有卖肉的等。家属区也有托儿所。
学校的老师也不错，待我们也挺好。只是那个年代的领导总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因为她的家庭关系有问题。所以处处以卫生眼球看待你。但是我们工作兢兢业业，让你找不出什么毛病来，你也就没法整我们。
还有就是那个农业点当时还没有天燃气，生火要烧煤。炉子已经给我们盘好了，生火对于我们这个从北方来的老太太来说，不成问题。至于烧的煤，煤场里有的是，谁用谁去挑，不收一分钱。
六、第三个孩子叫小彬
1968年6月18日我终于从天津调到油田来了。原打算把我继母送回老家，没想到我妻子又怀孕了。老太太也走不成了。
总不能让我父亲一个人在老家长期待下去吧?于是我写信让我父亲来油田。全家人实行团聚，这岂不是一件好事?但是口粮又成了问题，我们不得不去买高价粮。
关于油盐鸡蛋和肉食问题，由于我们跟商店的职工住在一排房子里，我们跟他们混的很熟。那时候供应的标准是每人每月半斤油，半斤肉，半斤鸡蛋。由于我们和商店里的人很熟。所以我们每次去买肉的时候，他们总是给我们大肥膘肉。我们拿回来后再熬成大油。用大油炒菜吃，生活过得还可以。
1969年3月9日我妻子在八分场医院顺利生下一个女孩。婆媳之间相处的时间长了，难免会发生点小矛盾。
一天我妻子发现她装在口袋里的钱怎么就不见了，她到处找也找不到，他自言自语的说：“我明明装到口袋里，怎么这钱就不见了呢”?这时候老太太多心了，你的钱不见了，这明明是让我给偷去了吗?于是娘两个就又争吵起来了。
我怎么处理?我说我妻子不对吧，不是他的错。老太太那里我又不能说。我只好在中间和稀泥。事情过去之后，我妻子由于一生气，奶就不足了。当时那个条件，别说是买鲜奶，就是奶粉你也买不到。听说猪蹄，羊肝可以下奶，但是在那个年代连肉你都吃不上，上哪去买呀?所以我的老三先天不足，个子长的很㥰小。
1970年我的小女儿才一周岁。我就将他们老俩口送回老家去了。
七、肝炎住院
我父母走后，她一个人要带三个孩子，实在是太累了。1971年3月，我正在三矿搞水质研究，突然接到了我妻子从家打来的电话。
她说她得了“肝炎”，需住院治疗，让我回家带孩子。所以我必须请假回家。还得到医院去看她。请假不上班又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她一个人要带三个孩子，还要上班。晚上还要参加政治学习，还要早请示，晚汇报，作好“三忠于”活动。实在是太累了。终于闹出一场大病来。经医院化验，是“急性黄疸型肝炎”，需要住院治疗。
三个孩子由于是亲密接触者，怀疑被感染。托儿所也不收了，小学也上不成了。我也上不成班了。我又忙着上医院，又得回家带孩子。三个孩子都到医院去作了肝功化验。还好没有被感染。我给孩子们做好了米饭，让他们吃了。嘱咐他们在家好好玩，要听姐姐的话。
春萍那年已经九岁了，很懂事，像个大姐姐的样子，知道如何带弟弟妹妹们玩。两个小的好像也知道当前发生了什么事，比平素听话多了。我嘱咐好了孩子们，还得上医院。
有一天我回来的晚了点，已经是黄昏了。三月份的天气还很冷，公路上连个人影也没有。我一下汽车一眼就看到我的三个孩子远远的站在电线杆子下面。两眼不停的望着公路上的汽车站。我赶紧走上前去，只见小彬当时还梳不成小辫的头发被风吹得来回摆动。我鼻子一酸眼泪唰唰唰的流了下来。
回到家后，我看到锅台上弄得到处都是炒米饭。原来是弟弟妹妹们饿了，姐姐在为他们炒米饭。一个九岁的孩子做这样的活，难免会弄得到处都是。我看了又是一阵心酸。此情此景我至今难忘。就是现在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当写到这里时，我的鼻子一酸，眼泪又差点掉下来。
这样下去总不是办法，我只好给家里写信。我父亲接到信后立马动身，奔赴东营。父亲来了，我也就解围了。于是我就申请领导暂时把我借调到采油十三队工作。因为那里离我家比较近，可以照顾家庭。这样我就在采油十三队上大班，当一名普通工人。媛林终于出院了，父亲还得回老家。但这一次不是他一个人走，而是要带走我的老大和老二。身边只留下一个最小的，这样也就轻松多了。
八、春萍二次回老家
我父亲这次回家又将春萍和春江两个孩子都带走了。春萍在老家已经开始上小学三年级了。现在她懂事多了，还经常帮助家里干点零活。现将春萍在老家那几年的回忆发给大家，让大家了解一下她：
在我记忆中的老家，那个高高大大的大北房，北房后面的后院，后院里的几棵香椿树。还有前院东房前面的那棵梨树，这就是我记忆中的老家。
村东头的解放军药厂、洗衣服的大井、村南的没底泉、再往南的老县城遗址、村北的山坡、我曾参加过劳动的校办梯田。满山遍野的梨树、酸枣树。
还有在那些年里给过我关心、关爱，让我至今想起来就内心充满温暖的人的。
因为有了他们，老家的一切才是真的值得我眷恋的”。
首先让我铭记在心的就是七十多岁了还下地干活、有点啥好吃的都给我留着的姨奶奶和默不作声整天在给生产队放羊的姨爷爷。那时候最让我感到温馨的地方就是我姨奶奶老俩口的那个小屋。一块点了红点的白面馒头递到我的手上。
然后转回身来从墙角的坛子里挖上些绵软微辣的，白白的芥菜疙瘩做的咸菜。我吃在嘴里感觉到是那么的美味;亦或是一块糖三角、一把榛子之类的什么好吃的。在姨奶奶慈爱的目光注视下，一边吃着，一边想着：仿佛遍世界都难寻找的美味。
享受着那双布满老茧双手的抚摸，此时此刻的姨奶奶就是代替祖母来疼爱我的。她就是奶奶的化身，因为每当这个时候姨奶奶嘴里说的老是那句话：“你奶奶要是活着该多好，她要是看到你该多高兴呀!”
大概是因为姨奶奶的缘故，老家里感到最让我温馨的印象深刻的孩子就应该算是姨奶奶的孙子老奇亮了”。我们会一起玩，我叫他奇亮哥，而他也总是像大哥哥那样会在有小孩儿欺负我的时候护着我。其实具体的事情我都记不清楚了，奇亮哥大我几岁我也不知道。但一直以来留在脑海里的印象却是这样的深刻。
再有就是我十分喜欢去的地方就是我五大娘家了。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就去了五大娘家的。但是和蔼可亲的五大娘家有三个大姐姐最是喜欢我，疼爱我的。
还有在我小小的心灵里威武英俊的当民兵营长的大哥哥。记得大哥哥还带我骑过马呢!在家上学的那年夏天雨水特别大。有一天我放学后没回家，直接就去了大沙河对面的同学家里去玩。
结果下雨了，雨下个不停，越下越大。山上发下来了洪水，整个大沙河都是滚滚的洪水，学校小跨院下面民兵挖的防空洞都被洪水给灌塌了。我穿着同学借给我的雨衣，没命似的往前跑着想回家。却被领着民兵防洪的大哥看见了，他一把把我抱起来放在戏台上，严厉的对我说：“你就在这里老老实实的待着!哪也不许去!小心淹死了你”!
记得那时候戏台上垛起来的，储存了很多军绿色的箱子。我就在那里边转转悠悠的玩了很长时间，直到天都快黑了大哥哥才来。他把我抱到河对面让我回家。也就是那一天我爷爷因为找不着我，急得火上了房似的。爷爷有生以来第一次打了我一巴掌。那也是我唯一记得的一次爷爷打我!
按照父亲的回忆录，大哥哥就是郭茂大爷家的郭月旺大哥了。大哥你近来可好?身体还硬朗吧?
再有就是五大娘家里的大姐、二姐、三姐，(月娥姐、月花姐和月英姐)。可是那个感觉长的最温婉秀气的，一天到晚帮着五大娘操持家务的大姐姐，现在已经不在人世了。这让我心里感觉很难受。
另外还有三个分别比我大几岁或差不多大的兄弟们，是不是最小的和我差不多大的呀，我也不知道。三个姐姐，特别是二姐和三姐最是疼爱我的。
不对，她们家好像是按排行叫三姐四姐的吧?记得有一次我爬上五大娘家的猪圈顶去够一颗枣树上开着的小黄花，就站在那里一个一个的捏着玩。
被一个姐姐一把给撸下来：“小祖宗，你在干什么呢?那一朵花以后就是一个枣，你看看你这是祸祸了多少呀：”?那时候我多大我也不知道。
反正记得有这么件事!记忆中那时的我好像每天吃在他们家，玩在她们家，就连睡觉也常常是不想回家。
姐姐们去井边洗衣服，我就疯跑着回家向奶奶要盆子要衣服一起去洗。
家里摘拉秧的茄包子呀、黄瓜妞子呀、鬼子姜腌咸菜呀，我也跟着跑前跑后，现在想想我就是姐姐们的小尾巴。还不够我跟着裹乱的呢?反正觉得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
秋天要上山搂柴火了，我回家跟爷爷要筐去搂柴火。爷爷不知道是从哪给我弄来个小号的筐，让我背着一起上山搂柴火。其实我就是满山遍野的疯跑而已。谁摘了把酸枣就会喊：萍，给!
哥哥们看到树梢上有个摘剩下来的梨呀、海棠呀什么的也都不忘了想办法摘下来给我。有人要先回家送柴火了，看着天时差不多了，姐姐哥哥们就会给我的小筐装上柴火说：“萍，你也跟着回吧，想着爷爷奶奶在家惦记着你”。
于是我就跟着蹦蹦跳跳地回家走。我是幸福的，从小到大都是被幸福包围着的，我也是喜欢把记忆中模糊不清的，不愉快的摸掉，留下幸福快乐的，老家给我的记忆无论到哪里都是宠爱多多的。
像郭礼大爷家、王富玉姑姑家、下营姑奶奶家、蚕房营舅爷爷家、老校长家、街坊大留柱家。还有我唯一记得的一个村里姓高的女同学好像是叫高丽萍吧?
再有的两个同学就都是部队上的了……这些亲戚们朋友们都给我的童年留下了很多温馨快乐的记忆!是这些人的亲情、这些人的关爱让我童年的回忆充满了幸福感.。
(以上是春萍的回忆)
但是我继母不待见春萍，她只心疼孙子，待春江很好。春江在老家得了一场病。得的是星红热，这可心疼死了他爷爷和奶奶。经过积极的治疗，终于治好了。
1974年春节我们回老家将春萍和春江都接回了油田。
九、我爸得了脑血栓
我爸本来就有高血压和心脑血管疾病的遗传史，早在1967年我在天津工作的时候，他到我那去看我时，一天他感觉到头晕，我带他到卫生所去看时，医生留着他不让他走，给他注射了降压药，留下来观察。等血压降下来了才让他走。
现在他又把北房和后院全卖了，他们老俩口住在那个小东屋。再加上想我们。由于心不宽，所以他心里有点憋闷。
一天他白天在生产队里干了一天活，睌上在队部里坐在那开会时，突然就歪倒了，从此他就得了脑血栓造成了半身不遂。凭小庄子中医刘仲凯扎干针给扎过来的。当我们回家去看时，已经算是好了。那几年全凭我继母侍候他。
十、继母去世
我继母本来胃就不太好，粗粮她就吃不下去。我们给家里买的白面和大米，就她和孩子们吃，我父亲整天吃粗粮。
后来她感觉到胃疼的厉害，是我郭礼哥和王富玉大姐把她送到沙城县医院去检查，检查的结果是胃癌晚期。医院已经不收留了。让她回家来养病。结果她就死在家里。
当时我郭礼哥和我王富玉大姐也没有事先给我发个电报，只是给我写了一封信。他们就把后事给处理好了。等到我和我二姐回家时，他们已经把事情完全处理完了。
是我郭礼哥和王富玉大姐帮忙运到沙城火葬场火化的，装了一个50元钱买的薄皮骨灰盒送到小寺冲骨灰堂里寄存在那里。
当我们接到来信赶回家时，我在北辛堡下汽车时，正赶上她侄女上汽车要走。身上揹了好大一个包袱，都是她姑的遗物。我说：“你别走了，再跟我回去吧”。
她本不想走了，是王富玉大姐把她一把推上了汽车。我和我二姐回到家中看到的就是我半身不遂的老爸了。我打算将我父亲带到山东。
于是我将家中仅有的三间东房也卖了，将家里的各种物品处理得一干二净，带着我父亲先到下营去看看我大姑，然后带着他回到油田。后来我父亲去世在油田。
我们也没有到小寺冲骨灰堂去祭奠她一下。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实在对不起她。她这十几年对我们帮助不小。我的三个孩子多虧她给照顾，她帮了我们不少忙，她也照顾了我父亲十多年。所以她也不容易，在这里我深表歉意。
正值清明之际，让我们给她上个坟，烧张纸，纪念一下她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