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桌边的书柜，已经跟随我几十年了。自从举家迁到广德城里后，因为房改和城市建设的缘故，在城里搬了几次家，也舍弃了一些老式家具，但是，这件全用实木“野花老”(合欢花树)打做的书柜，我一直舍不得丢弃，不是它的做工多么精细，除了书架本身的作用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一个人，一个识字不多、形象思维特别优秀、即会木工又会屠工、能记住全村男女老小属相的人——袁师傅。
袁师傅家住吴村的中心，村中桐河桥的东头，木工活是他家的祖传，他的父亲名字记不详细了，只知道村上的人们都喊他“袁桶匠”。袁师傅在家排行老二，哥哥小时候过继给了山那边桑榨村的胡姓家。袁师傅大名叫袁得宝，1937年出生，小时候父亲送他到私塾读书，没少挨先生的打，一本《三字经》学了两年，还认识不到100个字。他还有一个弟弟名叫袁得明，参军入党退伍后，回村务农，五合大队核算撤销后，还被推举当了几年的村支书记，也会一些木工活，主要是小圆木(桶匠)。袁师傅爱人王莲芳能说会道，改革开放后，允许个体经营，于是就把住房靠路边的一间客房改做了小卖部。
(一)
1967年实行大队核算后，为了解决山区茶叶生产加工问题，大队两委决定建设机械化茶厂，电力电工请小三线厂解决，土建自力更生，主要匠人就是木工和瓦工，没有水工，没有图纸设计，没有专业团队，土法上马。于是，大队书记王学江同志想到了吴村的“木匠”袁得宝师傅。
那时山区农村盖房，没有水泥和钢筋，不是砖混结构，无论是土墙还是砖墙，全靠木材，主要的工艺还是木工(俗称大木)，柱、檩、梁、椽、门、窗等，尺寸的大小，以房子开间和进深为准(长度单位，开间是每间的宽度，进深是前墙到后墙的距离)，个人住房木工的活，已不在袁师傅的话下。他不但能做房子，还能做得一手的好家具(小木，我的书柜就是他做的)。但是，要建设一个机械化的茶厂，其结构要求与个人住房差别就大了。袁师傅心里无底，不敢接活。但大队主意已定，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上，大队两委开会分析议定，全大队2000多人口当中的所有木匠，会做房子，又会打家具的木匠只有吴村的袁得宝师傅，瓦工问题好解决，砌墙技术要求不是很高，关键是木工。于是，王学江同志等大队领导多次到袁师傅家做他的思想工作，讲解分析建设机械化茶厂的重要意义，鼓励他，相信他，一定会做好这件造福五合人民的大事。袁师傅看着大队领导这么信任自己，面子上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接受了任务，但是，在内心却下定了决心：“非干成不可”!1970年代初，山区大队一级建造机械化茶厂在广德在杨滩在五合史无前例，这样一项造福五合人民的“重大工程”，来不得半点马虎，必须精益求精，他想，五合干大事，我要出大力，一定要把木工活做好。
在做通了袁师傅的思想工作后，支部书记王学江到小三线的烽火厂协调了一部卡车(那时没有货车不准带人的规定)，大队两委全班人马带着袁师傅和他的徒弟等人，考察了安徽省农垦系统十八团(祠山岗茶厂)和广德县茶厂的厂房结构。袁师傅用软尺丈量以后，硬是凭着超人的记忆，将茶厂的木质结构全部记了下来，回到五合后，他口述，大队文书一笔一笔记录，整体结构记录完以后，回到家中仔细琢磨与住房的区别，为了将茶厂的厂房一次性地建成，袁师傅与徒弟们利用小木块，先行建造了一个一米见方的小型模型，拿给大队领导初审，获得通过后，再按实际的尺寸，根据袁师傅提供的柱梁椽的多少，上山伐木下料，经过锯、刨、凿、榫卯结合等工序，1972年春茶采摘前，一座三幢相连锯齿形厂房在大队党支部的带领下，在五合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在小三线厂的大力支持下，在袁师傅师徒一班人的打磨下顺利建成。
厂房建成后并未举行仪式，而是马不停蹄地安装电路和做茶的机械，直到通电开机的那天，才正式举行仪式，全大队能走得动的社员都来到茶厂观看。当王学江同志大声宣布“通电”!这一霎那，1000多平方米的茶厂内灯火通明，社员欢声雷动。试机开始，一台台茶机随着电闸一合，立即转动起来，人们兴奋不已，袁师傅站在厂房内，眼含激动的泪水，长叹一气，终于成功了。
(二)
袁师傅一手精湛的木工活，不管是大木做房子，还是小木打家具，在五合已经很有名气了。但是，木工的活儿，也不是常年都有的，没有木工活的时候，他也在生产队的农业组干农活，与村上的社员们一道栽秧，打秧草，割稻，挖茶叶地，砍毛竹等。他还有一门屠工的手艺，就是宰杀年猪。
入冬以后，山里人便开始为过大年做准备了，其中有一项重要的也是村上社员家必备的“年货”——宰杀年猪。
当年，屠宰税还未取消，农户饲养生猪，除了上交公社食品站定点的计划头数外(还必须达级)，一般家庭都留有过年的生猪，宰杀前，都要到大队会计处裁“税条”(那时农村的屠宰税都是税务部门委托农村大队会计代征)即缴纳屠宰税的税票，每头2元人民币，袁师傅是不见税条不开刀。我参加税务工作后的第一年，县局召开全县税务工作1979年度总结大会，布置新年度的工作，在会上局长表扬了杨滩公社的税收工作，其中，屠宰税的征收工作就是重点表扬的内容之一，后来，我才知道，杨滩公社的税收工作除了当时的税收专管员陈德芳(兼柏垫税务所副所长)勤奋努力之外，与当年这些农村的屠工坚持“先税后宰”原则分不开。记得有一年，村上一家儿女众多的贫困户无钱缴纳屠宰税，“家伙算”(土语意为工具)都准备好，烫猪的水都烧开了，袁师傅一问，家主税没交，他只好先从口袋里掏出2元钱，让其大儿骑自行车到大队交了税后，才动刀宰杀。1980年初我到独树公社担任驻乡税收专管员后，因为，在县局的大会上独树屠宰税征收名列全县倒数第一，挨了批评，回到公社向书记作了报后，成立了屠宰税清理小组，在清理的过程中，我与小组的同志就直接依靠大队会计在屠工的带领下(因为，宰杀了年猪，只有屠工清楚)完成了1979、1980两年的全公社的屠宰税清理征收工作(此税种在2006年与农业税农林特产税等涉农税收全部停征取消了)。
(三)
如前所述，袁师傅有超强的记忆，11个自然村，大队核算后，合并成6个生产队，吴村和青山两村合并成一个生产队，加起来男女老少有近400余人口，在五合是最大的一个生产队了。
大队核算期间，五合的移风易俗搞得比较好，因为当时五合的条件，相对于农产区，已经高高在上了，10分工分值已经超过1元钱，一个整劳力年收入相当于国家干部23或24级的工资水平，“畈区的姑娘嫁山里，山里的姑娘不出山”已是五合的一种普遍现象，因为大队办企业多，各生产队的青年男女接触机会多，自由恋爱蔚然成风。但是，男婚女嫁，在山区农村多少还讲究一些属相的配对，七十年代的青年男女，都是五十年代以前出生的，对自己的出生年月和属相大多模糊不清。听吴村的一个老人说，袁师傅对村上的每个人属相都清楚，还能记得具体的月份(俗言表述为时辰八字)。是的，袁师傅爱人证实了这事。于是，村上的男女青年都纷纷去袁师傅家，询问袁师傅自己的属相和出生年月，以便恋爱时“龙凤配对求个好姻缘”。
文化不高，不会写字，他的大脑何以能储存这些信息，不得而知，尤其是五合机械化茶厂建造的木工活，在当年的五合山区，算是一个“庞大的工程”，单是木料配件就超过千件，在没有图纸和物件清单的情况下，毅然建造成功，而且，他在宰杀生猪前能坚持“先税后宰”的原则，在当年一个本分的农村匠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已经很好了，这也是我今天散记的主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