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丝不安，总萦绕心头。原来为我的母亲写过一个小的专篇，为我的父亲只写过一首小诗。是该专为我的父亲留点念想了。
——题记
陇中的初夏之夜，天气仍有点凉。窗外，刚露头的下弦月铺洒着微微清辉。
那夜凌晨两点半，时醒时昏迷了几天的父亲突然睁开了眼睛，问母亲“我死不死?”母亲回“你死呢，不死着。”说完这句话后，父亲安静地睡着了，半小时后两眼又睁了一下，算是向尘世做了最后的道别，就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参回斗转，月光西沉，寒冷袭上了我们每个人的心头……
父亲因病躺在堂屋炕上多日了。那天晚上，我们兄弟六人和几个侄儿，或半躺在炕的另一端或坐在炕沿上或坐在椅子沙发上，陪着父亲，凌晨两点半时，母亲说去厨房为我们烧点喝的，临出门习惯性地到父亲头前看了一眼，或许是夫妻66年形成的默契，也或许是灵光一现，父母亲留下了那句绝别时颇有点经典的对话。这“经典”二字是一位朋友说的。有天我与朋友叙述完父母的最后对话后，他说“经典”。经朋友一说，我多次琢磨，无论是积劳成积后生命即将终结的绝唱，还是全部器官衰竭后油灯耗尽的无助，亦或生老病死纯粹自然的流露，确也经典。但“经典对话”后，父亲走的倒很坦然很安详，似乎再也没感觉到疼痛，真的是去了天堂吧。
母亲小父亲两岁，属鼠，那时83岁的母亲身体还算硬朗。“烧喝的”，是句口语也是俗语，意即做点吃的，或打一碗荷包蛋，或烙几张油馍馍，或下一碗面条。平常饿了，或来了客人，父母也总会说“烧点喝的”。
父亲出生于1922年，属狗。父母在世时，子孙们曾多次询问他们的生日，都说不知道，就连出生年份也是含糊其词，只知道自己属相。也是的，父母出生时期尚属民国，公元纪年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了。所以，在办理户口本时，后辈们只好按属相推算确定了父母的出生年份。
父亲的父亲即我的爷爷，因患病加贫困潦倒，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告别了人世，那年父亲的母亲、我的奶奶芳龄27，父亲7岁，还有个小父亲两三岁的娘娘(姑姑)。彼时，逃荒背井离乡的爷爷奶奶带着一双儿女寄住在一户人家的门房。说是门房，其实也就是那户人家堆放杂物的一间破败小房子。爷爷秀才出身，靠替人写写文书字据混个三瓜两枣，奶奶则帮人浆洗衣服、下田干活挣点食粮，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艰辛日子。爷爷走后，奶奶的日子越发艰难，而且为顾救儿子，饿死了女儿。那年代的男孩子，就是一家的命根子，“重男轻女”“传宗接代”固然是主因，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就是家有“男丁”就有了耕作的劳力，就有了生活的指望。
父亲8岁多那年，奶奶被娘家哥哥我的舅爷托说到了现在的庄上，当了别人的继母，父亲也就有了一个继父和继父的一个长父亲4岁正在上学的哥哥。都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这在父亲的身上就有了直接的体现。上门(随母到新家)的第二天，父亲就成了独一无二的放羊娃，即是后来先后有了两个异父同母的弟弟，弟弟们长大上学，父亲仍是个“斗大的字不识一升”(家乡粮斗，一斗十升)的放羊娃、庄稼汉，好在是粗茶淡饭能填饱肚子，随着年龄的增长，十多岁就操持起了农活，并磨练成了一个无所不能的庄稼行道的行家里手，并学了木匠手艺。
父亲19岁那年成了亲。父母的成亲也是带有戏剧色彩的，不仅双方婚前没见过面，且结婚时父亲在外庄跟师傅做木活并不在家。据母亲说，第二天父亲回家后，掀起厨房门帘看了一眼正在跟奶奶一起做饭的母亲，放下门帘就离开了，一句话也没有说。
父亲大母亲两岁，这是他感到一辈子积德修来的缘分与和睦知足的福分，而且将这一执念时不时地灌输给儿孙们：找媳妇就找个小两岁的。
说来，父母确有缘分，或说同病相怜。父母亲同样是父亲早逝(母亲5岁那年没了父亲)，同样是跟着母亲另上门的后儿子后女儿，同样是寄人篱下的“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同样是“斗大的字不识一升”“两眼一抹黑”的文盲，同样是能吃苦能下苦，耐劳又无怨。所不同是父亲少言母亲喜说，一个沉默寡言，一个快人快语，碰巧的性格互补。
父亲的一生是正直善良的。父亲的继父病逝时，先房的哥哥已分家另过，且忙于保长事务无暇顾家，同母异父的弟弟我的两个叔叔，一个13岁，一个9岁，22岁的父亲不得不撑起这个家，没日没夜地与奶奶、母亲伺弄着十几垧薄田(一垧两亩半)、饲养着两三头耕牛、驴和十几只羊，供着两个弟弟上学，生养着自己的孩子，艰辛地奔走在“盼星星盼月亮”的路上。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后给两个弟弟成了家，土改入了社，才带着自己的老婆孩子过上了自家的日子。以后每说起那些年成的事，父亲总说“拉大两个弟弟苦死了一场，拉自己的六七个孩子都没有下那么大的苦。”
父亲感到很光荣的一件事，是为解放兰州的解放军送军粮。父亲等人连夜赶着十几头驴马的驮队步行80多里山路送粮到东岗，途经桑园子沟时，遇到一群绿光渗人的狼，驴马畏惧不前，几人只好用不停地吃(抽)旱烟的微光，与狼群对峙到天明。天亮狼群上山了，驮队才启程将粮送到目的地，有惊无险地完成了任务。
父亲秉性善良，也走得正行得直，不怕苦能吃苦，给人家帮工以心换心，邻里关系和睦，赢得了庄上人的尊重，入社后推举为社干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直至1980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二十多年间，父亲在为公的集体生活里，当干部时时走在前头，干在前头;当饲养员尽心尽责，任劳任怨;当社员安排干啥干好啥，毫无怨言;身为党员，积极带头，一心为公，与人为善。
而且，父亲的善，是把别人的大事小情放在心上，庄上人家的红白事总有父亲操心的身影。有年探亲回家，母亲给我讲过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血腥场面：1979年冬天的一个夜里，相邻生产队一家5口遭人报复枪杀了，听到枪响的几个邻里惊魂未定地到达现场后，映入眼帘的是：入户门廊和两间住房的墙上、炕上、地面，满是喷溅的鲜血，5人倒在血泊中。经当场查验，夫妇和一个孩子已亡，另俩孩子重伤(后送医院抢救)，现场惨不忍睹。报案后，因天亮就找到了那杆枪，按枪索迹很快就破了案。在安排处理死者的后事时，村人首先想到了父亲。父亲半夜赶到后，与三四个老人擦拭清理，为死者脱换衣服，直至安葬完备才回家。至今，我一回想起此事，仍觉寒毛直竖，而父亲竟义无反顾地做了，且做的让大家很是信得过。父亲的为人和胆魄，不得不令后人敬佩。我曾写过一首诗《父亲的尺子》，其中写到“一把尺子量短长/刻度清晰/量了一生”。而按父亲自己的话说：捣了一辈子牛沟子(屁股)，吃亏就吃亏在没有文化上。
读书人都知道，文化的概念太宽泛，父辈们只是不识字而已，因都那样说也就约定俗成了。按著名作家梁晓声表达“文化”的“植根于内心的修养，无需提醒的自觉，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为别人着想的善良”这四句话而言，一个人有没有文化，并非看他的学历有多高。有学历的人，不一定有文化;没学历的人，不一定没文化。读很多书，拥有很高的文凭，和有没有文化，有时完全是两码事。其实，父母那代没上过学的人很多，文化还是挺富有的，如代代传承下来的修身齐家、礼义廉耻、尊老爱幼、和睦邻里、与人良善的慈爱品行以及农业常识、手艺技能等等，都是优秀中华文化上行下效、无形传承的生动体现。
2024.05.06于西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