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第一位妻子和他只过了一年就因干血痨(肺结核)去世了，去世时只有19岁。如花似玉的妻子英年早逝让父亲非常伤心，父亲为此自学中医，寻求用中医中药根治肺结核的方法，救治了很多人，我曾在《我的父亲母亲》一文中专门写过。
听父亲讲，他的前妻姓任，是家中的独生子女。那个时候，一家有四、五个孩子属于正常，而任姥姥就一个孩子是非常少有的。爱女去世后，任姥姥伤心过度，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了。
父亲带着母亲从宝昌回到赤城后，第一件事就是去拜访了任姥姥和任姥爷。
任姥姥家住在长富村的西城壕，一处独院，三间土坯房;院子围墙是用黄土夯实的矮墙，墙上栅了一些枣树枝;墙外的四周和院子里全是李子树和杏树，有十五、六颗，只有四颗树归任姥姥家，其余的树归生产队所有。
在我小时候的认知里，任姥姥和任姥爷就是我的亲姥姥亲姥爷。
任姥姥长的慈眉善目，缠足小脚，一年四季穿的都是自己做的大襟袄，蒜旮瘩盘扣做的非常精致。整个人看上去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
任姥姥的三间土坯房不大，有点像窑洞，土坯房的窗户很小，几块小玻璃，玻璃上面的窗户用白麻纸糊着。两扇木门推拉时会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一进门感觉黑洞洞的。西屋里除了放粮食和农具外，还放了两口棺材。任姥姥时长不短的都要用干抹布擦拭一下棺材，所以棺材就像上了清油一样，挺亮。
母亲嫁给父亲时只有18岁，又属于远嫁，小小年纪远离亲人，倍感孤独。任姥姥和任姥爷痛失爱女，悲痛欲绝，或许是因为一个渴望母爱，一个渴望膝下承欢，任姥姥对母亲似如己出，母亲第一次见到任姥姥和任姥爷便称呼为爹娘。
在我的记忆里，每月的11号是供应粮的购粮日，每次买上粮食后，母亲都会先给任姥姥家送去一些白面，从未间断;过年时供应的大米、香油和花生也要给送一些。任姥姥家就老两口，生产队里分的玉米、小米、土豆等杂粮也吃不完，院子里还种些豆角和大瓜，每到秋天，任姥爷都会推着小车给我家送好多蔬菜和杂粮，这份超越血缘的亲情一直延续到任姥姥和任姥爷去世。
小时候最爱去任姥姥家，特别是秋天，每次去，都要骑在树杈上，黄杏、李子哪个熟摘哪个吃，吃够了，然后再装满所有的衣兜才从树上下来;最有趣的是，有时候，任姥爷见四周无人，便会用大木棒使劲敲打几下生产队的树，李子和黄杏噼里啪啦掉的满地都是，任姥爷会催促说：“孩子，快点捡，别让人看见”，如果看到街上有人，我们就赶紧跑回屋里，没有人时，再到院子里捡。
文革时，父亲被下放到后城，我们姐妹三人都随父母去了后城，只有大哥在县城当学徒工，学习修表，大哥吃住都在任姥姥家，顺便也给老两口跳水，干一些零活。俗话说：半大小子，吃死老子，大哥供应的口粮根本不够他吃，好在有任姥姥家贴补。
父母回到县城后，老两口岁数也大了，东西也不怎么会买了，诸如黄酱、醋、盐、火柴什么的，基本上都是我们去给买。但姥姥也不会让我们白跑腿，买回来后如果剩余零钱就会给我们2分钱，让买一根冰棍吃，所以我们姐妹都很乐意给跑腿。
人上了年纪，小灾小病也是不断，两位老人只要有病都是父亲给治疗，父亲给煎中药或针灸，母亲给拔罐刮痧，记得父亲那时候给输液用的都是胶皮输液管。为了照顾老两口，母亲带着我也没少住在任姥姥家。
七十年代初，任姥爷病重，母亲给缝了棉袄棉裤和棉袍子寿衣，母亲的棉活做的平平展展的;任姥爷去世后，后事也是父母亲带着我们和任姥爷侄儿一起给办的。任姥爷病逝百日，姥姥跪着给烧纸时哭着说：“爷呀，你走了就不管我了，你要是地下有知，也把我领走吧!”哭着哭着，就突然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了，送到医院经过检查是脑溢血，昏迷一周后，也随姥爷走了。母亲哭着对父亲说：“爹真的把娘领走了，如果老两口去世没有错开一百天，是不能合葬的，爹和娘刚好错开了一百天，这是不是天意?”
任姥姥的寿衣和尖脚鞋也是母亲在任姥爷病逝后，和姥姥一起提前准备好的。
母亲用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孝顺，母亲的勤劳、善良、纯朴、厚道永远都影响着我，母亲是我最敬佩的人，也是我的道德楷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