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论语》中孔子一句话，让一千四百年前建县治所的人们来了灵感，于是成都西四十公里的平原沃土诞生一个以“安仁”为名的场镇。时为唐高祖武德年间设置安仁县，县治即今安仁镇。安仁虽建镇较早，但历经岁月和战乱冲击，大量早期历史建筑遗迹已损毁无存。今天走进古镇，最令人“扎眼”的是民国时期的公馆建筑群落和古朴老街，二十多处保存完好的公馆吸引着每一位游客的眼球。这些公馆建筑群落，即使历经百年风雨，依然保持自己夺目的光芒。她们用凝固的符号诉说着近代历史风云，展示曾经的富贵奢华，讲述成都平原上的悠悠往事。
民国时期以武崛兴之镇
中国近代史上，民国初是动荡不安又变革发展的社会时代。战乱频繁，农工商业凋敝，各地经济处于下滑态势。天府之国的安仁也不例外。此时，清初“湖广填四川”从安徽徽州移民入川的安仁刘氏，在战乱动荡中迅速崛起，枭雄辈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刘氏家族如日中天。其中以刘湘和刘文辉为代表，在“有枪便是草头王”的军阀混战中，登上四川军事政治舞台。
刘湘曾任国民革命军二十一军军长、四川省主席、川军总司令。1937年他率川军出川抗战，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是著名抗日爱国将领。1938年在汉口病逝后被国民政府追授陆军一级上将。刘文辉先后任国民革命军二十四军军长、四川省主席、西康省主席，陆军上将，1949年底与邓锡侯、潘文华等在彭县龙兴寺率部起义。刘湘、刘文辉侄叔二人曾一度掌控川康两省，可谓权倾巴蜀，名动西南。依附于他们的刘家兄弟子侄、沾亲带故的地方人士也纷纷升官发财，好不风光。
清中晚期到民国初，安仁场镇势力最大的为廖氏刘氏两大家族。廖家拥有千余亩田产和众多街房，被称“廖半场”。刘氏与廖氏联姻更大大巩固两大家族的地位。随着刘家权势地位升迁，也拉开了场镇扩展建设序幕。安仁的闻名，很大程度源于刘氏家族及众多贤达士绅于此深耕。
1923年，刘湘在镇东修建公馆。两年后刘湘购买廖姓祠堂，由其弟刘自强出面联合部分乡绅，从自家公馆至中心街万年台，耗时一年建成八十八间铺面的仁和街。1926年至1929年，在刘湘大力支持下镇北建起一处公园。1938年开始，以刘文辉的五哥刘文彩为代表，包括刘氏兄弟子侄和部分乡绅，先后建成维星街、裕民街、天福街、树人街、澄平街、吉祥街等六条街道，修建公馆府第十多处。刘文彩又陆续建同庆茶楼、星廷戏院、洋楼花园和米市，还有以他为主联合其他乡绅，巨资兴建占地数百亩的私立文彩中学。1941年，刘文昭在天福街公园旁建报本祠，作为传授儒道的儒坛，同年刘文彩又修肥猪市等。
经二十多年发展及乡务处置，场镇规模迅速扩大，各种商业建筑和公共配套设施更加齐全，空间序列更加生动。凭借平原和邻近成都的优越地理位置，安仁人货两旺，日渐繁华。
高墙封闭的公馆院落最早出现在一百多年前的清末，多为官员和富豪宅院，民国公馆更是权力与富贵的象征。雄踞西南的刘氏大权在握，依附他们发达的人也不断增多。其时，安仁镇县团级以上军政官员近五十人，成为军阀、官僚、富商和乡绅相对集中的地方，因此有“三军九旅十八团，营长连长数不完”的空前兴盛。在外飞黄腾达，呼风唤雨，世代传承的落叶归根、衣锦还乡的情结召唤他们。或欲颐养天年，或望福孙荫子，纷纷购田置地，大兴土木进行建房修馆。
这些身居高位的军官、士绅见多识广，建筑造型大胆吸收西方元素，因此中西合璧、新颖豪华的公馆宅第于安仁蓬勃兴起，最多时达五十六座。
时过境迁，历史色彩渐渐淡去，然而气宇轩昂的公馆建筑大多保存。在占地不到二十二平方公里范围，二十七座公馆分布多处，使安仁成为名副其实的“蜀中公馆王国”。“老公馆”即今大邑刘氏庄园博物馆，包括刘氏祖居、刘文彩公馆及刘文昭、刘文成公馆，为安仁公馆群核心之一。“新公馆”指刘文彩出资为刘文辉修建的公馆。另一公馆集中区域在被称作“公馆街”的树人街和裕民街。这里“隐居”八座公馆，气派的门楼深藏在寻常铺面的黑漆大门和狭长甬道后面。公馆修筑时期前后不同，有独立的如刘湘公馆，也有李育滋公馆、廖维公馆、郑晓康公馆等散建在林盘中。只是随着城镇面积扩大，原本散布各处的公馆成为安仁场镇区域的组成部分。
依仗政治与军事背景强势崛起七八百间街房的安仁镇，实际就是民国时期以钱生钱的“商业地产”。军阀、士绅看重临街铺面出租的市场收益，反过来又促进了场镇的兴盛。
当年集市非常热闹，十里八乡的乡民习惯按单号隔天赶场。街道车水马龙，鸡公车和汽车混杂，线子摊、棉花铺、药房、绸缎庄鳞次栉比。如今，在新的旅游发展形势引导下，大批老铺面恢复旧貌。酱油铺开了，铁匠铺回来了，不少公馆旧居开办成高端茶吧、书吧和民宿，同庆茶楼外新建的主街还开起民国时期的有轨电车。蓝底白字招牌悬挂屋檐，老谭理发、付八妹饭店、半济堂等店招在风中摇曳。老街依旧延续着百年商业传奇。漫步街头，人流如织，游客在恍若隔世的氛围中，体味着川西坝子赶场的乐趣。
近代建筑文化的精金
建筑学界将1840年至1949年间的建筑称为近代建筑。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建筑文化开始影响中国，国人审美趣味与心理产生了明显变化。百年时间中，这种影响不仅涉及传统庄园、公馆、四合院民居、街道民居，还有学校、工厂等公共建筑，甚至城市及场镇建筑等诸多领域。其浸染之广，直至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其渗透之深，一梁一柱可看到装饰的踪迹。安仁镇主要建筑多是这一时期的产物，在中规中矩的式样中尽显中西文化的奇妙结合。
保存完好的民国建筑群落是安仁古镇重要的支撑点。这些权贵富豪精心营造的新式建筑相比传统中式房舍，有着全然不同的格调。无论是门扇天窗、通道回廊，还是屋顶墙面，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虽体量、门头和风格各不相同，却都美轮美奂，形成一座座近代建筑博物馆。建筑风貌及文化传承的多元性，即贯通古今又融合中外。
场镇上被称“洋楼”的仅裕民街尽头城堡式的同庆茶楼，因作为刘文彩袍哥组织“公益协进社”总社办公场所，当地人更愿意叫袍哥楼。相当长一段时间，袍哥楼为场镇最高建筑，即使现在也依然显得洋气。不过，内部结构以及屋顶则是典型的“川味”。两楼一底砖木结构、单檐青瓦屋顶，加上三角形和圆弧形窗格等装饰，在阳光映衬下中西合璧韵味更为显著。
安仁的一座座公馆，代表民国时蜀西权势乡绅的居住典范。每家公馆各具特色，从外观形态及内部空间上，可判断主人的社会地位、经济能力和文化素质。树人街刘元瑄公馆如同一个豪华迷宫，是安仁规模最大的公馆之一。沿着狭长过道来到前院和内宅院，随处可见富有川西特色的高大封火山墙，构件上木制和泥塑图案内容丰富，工艺精湛。整个公馆格调高雅，功能完善，具有浓厚的传统审美韵味以及中国封建豪门府邸遗风，代表当时川西平原最高建筑水平。院内花木滴翠，掩映成趣，一株枝叶繁茂树龄近百年的“金桂王”格外显眼。每逢中秋时节，整个树人街都会弥漫桂花芬芳，沁人心脾。
陈月生公馆与刘元瑄公馆同侧相邻，是安仁唯一完全按照西洋风格设计建造的公馆。公馆有前院、内宅和后院三进院落。在建筑形式上，前后院为传统民居建筑风格，内宅院则融入西方建筑元素。内宅主楼是一座独立的两层洋楼，左右两个房间正面向前伸出部分呈半圆形。这一风格在整个以川西民居风格布局的安仁公馆群中显得标新立异。
“洋气”十足的陈月生公馆采用清水砖墙，室内空间高敞，门窗均为中国传统建筑风格，但窗套、门套及窗台立面处理西化程度较高。整体风格简洁大方，似西式花园洋楼。前院北侧建传统民居风格的厢房，后院也以尺度适宜的传统木构建筑围合而成，与主体建筑形成强烈风格反差。中部高大体量的主建筑统摄整个公馆，疏朗的布局给人十分舒畅的感觉。绿化空间较大，高大乔木与低矮灌木相间，颇有园林味道。
在建筑学术界，有专家认为安仁场镇接受外来文化开放包容，堪称民国建筑风格活标本。设计者将西方拱门格调和装饰韵味，于门庭开间处，于雕梁画栋间，于青砖立柱中与中国元素巧妙融合，修筑起一座座别具一格的新式公馆。面对如此独特建筑风格的公馆群，专家无不拍案叫绝。这一时期，安仁建筑大量使用水泥、砖块和石头，出现起居室、厨房等明显功能分区。不过西化影响并不彻底，无论刘文辉公馆、刘元琥公馆，还是刘体仁公馆、李育滋公馆等，多数仍采用堂屋为中心，讲求轴线对称格局。这恰恰是中国传统建筑的精髓。
建筑专家评价，如果要对安仁公馆建筑群落作更为仔细的分析，西方教堂建筑无疑对其影响最大。上世纪初，西方传教士在四川修建不少教堂，小金、彭州、宝兴等地至今可找到遗存。众多散布的教堂建筑成为建筑匠人模仿对象，安仁公馆也不例外。
公馆群落中，由刘文彩出资修建的刘文辉公馆，建筑体量最为宏大，门楼西洋风格最为突出。连体公馆的两个高大门楼，大量吉祥图案和雕塑精美绝伦，灰塑“丹凤朝阳”“麒麟吐书”“犀牛望月”“鹤鹿同春”生动传神。西方教学面孔式的门楼连接长长甬道，让访客走进甬道时宁心静思，肃然起敬。掩映于场镇郊野林盘的李育滋公馆，远望如城堡，大门俨然欧式教堂门楣。垂直的水泥圆柱是那个年代最具西化的标识之一，显得非常威武。
刘文彩最后的财富残梦
古镇安仁的魅力不仅仅在于建筑外观形态，矗立的每一座公馆都见证一段令人津津乐道的传奇故事。发生在公馆的陈年旧事以及公馆主人的命运，则作为建筑的灵魂和背景，展现着安仁百年历史的风云变幻。
刘氏老公馆是作为阶级教育展览馆保存下来完好的地主庄园。上世纪六十年代，出于政治需要专门在老公馆西北原收租院场地完成大型泥塑《收租院》。这群艺术泥像正式展出立即引起巨大轰动，举国皆知。自此，公馆主人刘文彩及刘氏庄园名扬天下，被人们所熟知。
说起刘文彩，人称“刘老虎”。要说这个川西大地主有多少财富，从民国颇具影响的《大公报》，1949年3月刊登的《四川省富户名单》可见一斑。
报纸公布的八十五人名单上刘文彩列居第三十三位。多年累积的资产数目庞大：一是遍及大邑、温江、新都、双流等大成都七个县域的庞大田地产业一万二千多亩;二是星罗棋布分散在成都、雅安和宜宾各处的十三处公馆及三百八十多间街房。这个名单公布刘文彩深藏不露，包括房产地产在内的庄园经济体，同时也捅到了他“心巅巅”的痛处。巨量财产被公之于众，让每天心里揣着算盘，肚里写着账本的刘文彩目瞪口呆。
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特殊时局下，坐拥如此资产的刘文彩，无论运营成本还是政治风险都极高。面对随时可能因战乱影响、政权更迭而化为泡影的财富，刘文彩心情肯定不会轻松。或者，任何一个拥有如此巨额财富和社会地位的人，当时都会操心、焦心、烦心到坐卧不安，甚至吐血吧?
安仁刘氏是民国时四川举足轻重的家族。他们将军政权势与庞大现金流纠结在一起，靠印把子、枪杆子实施不正当竞争，在诸多垄断行业牟取暴利。
刘文彩遵循自古官商暴利的惯例，把征税敛财当做发家致富的不二法门。倚仗其弟刘文辉兼任许多公职，先后出任四川烟酒公司宜宾分局局长、叙南船捐局局长、川南护商处处长、川南捐税总局总办、叙南清乡中将司令等肥缺。手握财权和军权，刘文彩财富来自通过政策、军队及地域垄断的盐巴、药材、山货、棉纱等产业。在叙府(今宜宾)、成都、自贡等地，他以每年投资放款方式控制市场银根，还插足川江航运，真算得财源滚滚。
“租债比山高，压断穷人腰，地主手里算盘响，佃户头上杀人刀。”作为拥有巨额田产的大地主刘文彩运营手腕特别，他按当时地方军队通行方式实施“田赋预征”，强行收取佃户若干年应交的田租，提前获得强大的资产。枪杆子掌控的军政田赋预征，有据可查的数据可谓疯狂。以1935年为基准，刘氏家族刘湘的二十一军多征四十年，征到1975年;田颂尧的二十九军多征四十二年，征到1977年;杨森的二十军多征四十四年，征到1979年;邓锡侯的二十八军多征四十六年，征到1981年。刘存厚的川陕边防军更离谱，竟预征到二十一世纪中叶，相当于缴纳三代人公粮。
刘氏庄园经济体另一重要经济来源，是鸦片贸易及与之相应的各类捐税。1927年夏，担任川南禁烟查缉处总处长的刘文彩召开禁烟会议。会议名为“禁烟”，实是公开确立鸦片专卖制，由军阀政权独享其利。川南鸦片贸易开始纳入计划经济轨道，并在禁政首长刘文彩统一领导下迅速腾飞。仅此一项，每年刘文彩个人进账千万以上。
众多财富中，最让刘文彩留恋和放心不下的还是安仁老公馆。比起他1949年寓居成都的四处公馆，安仁老公馆才真正称得上庄园。
老公馆始建于上世纪二十年代末，1931年初具规模，又多次扩建改建。繁复精致的公馆由不规则的多重院落组成，高墙夹道，密室复径，厚门铁锁，宛若迷宫。那个年代，这座占地近三十亩，有三座大花园、二十七个天井和二百多间房屋的公馆，算得成都平原数一数二的大豪宅。据说刘文彩通过巧取豪夺，霸占周边二十多户乡民房产和宅基地，才有这等规模。面对庞大的庄园经济体，刘文彩在一大堆数不清的地契、房契、鸦片印花税票及借条中，在“十万兄弟伙一万多条枪杆”的操控中，劳心劳力累到吐血。
1949年10月，看过无数名医，吐血一年的刘文彩病情未见好转。他从成都文庙后街公馆准备回安仁，因途中昏厥折返，随即死亡。
“看古镇安仁，知百年风云。”往事悠悠，公馆和老街落尽铅华，静静流淌在岁月的河流。她们隐藏于梧桐枝杈丛与桂花芳香中，余韵犹存。过去因地主庄园闻名遐迩的安仁镇，今天则作为中国文博第一镇升级为新兴旅游目的地。公馆老街已成天然影视拍摄基地，不经意间可看到身着民国或晚清服装的人游走街头，让人一不小心就完成一次现实与历史的穿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