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雨好呀。好什么好?
好在调皮捣蛋的雨豁拉搭，好在尚未逃脱的鳅鱼虾蟹，好在落汤狗一样撒欢在泥水里小屁孩儿。
好在我们早就准备好了罾罟和地笼，好在我们早就准备好了香焚和茗茶，好在我们早就准备好了足食和丰衣。
写完上面两段话，我的脑海突然一片空白。我虽然不是生来就在罗马，但是我的的确确真真实实从小就生活在长满传奇的梅雨故事里。老家的梅雨季，因“梅”而生，因“梅”而落，被俗化为谚语里的“黄梅天”。梅雨季对于每一个江南人来说总是牵肠挂肚的，她糅合了欣欣希冀和惴惴不安，夹杂着对诸事诸物生成和结局的种种捉摸不定。于是，老家的梅雨季便有了更多的面色和神情。有短梅、有长梅、有空梅、有枯梅、更有倒黄梅。在大家时令阅读的眼神里，梅雨总是让人充满了猜测和臆想，期盼和嗔怨。就像自古有之的“倒黄梅”，时常也要被戏谑为“梅开二度，爱你不易”。
半个多世纪前，德国的海森堡基于长期物理实验的结论，对宇宙事理作出了自己深刻的哲学思考。海森堡的思考总结为一句话，“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性。”同一时代的法国哲学家阿尔贝·加缪则把这份思考内化到生活日常里。他说了一句更为贴切的话，“重要的不是治愈，而是带着病痛活下去。”
不确定属于梅雨，而生活，属于我们。
梅雨，一个普普通通的市井名词。但是，她却演绎了别样的角色和画面，她还是一个动词。梅雨，可以是一场没有通知的闪电交加;梅雨，可以是一路浑身湿透的回家;梅雨，可以是油纸伞的滴答和青石板的清亮交融而成的烟桥柳巷;当然，梅雨，也可以是一场热浪升腾评古说今的茶馆评弹。
梅雨执着地导演着各种片曲儿。她让我想起了小时候我家的五亩六分地。在夏播各种匆忙和酷暑各种躲避之中见证游走，梅雨让我的童年生活竟然有了与众不同的定义和收获。五月底六月初的时候，杨梅彻底的熟了，麦子和油菜也陆续倒在了田间地头。父亲的力气很大，他捆扎的麦子个头都很壮实，我们都抱不过来。这个当口，我们一家的任务就是要八面玲珑，灵活机动地配合父亲，把这些大个子麦捆儿从麦田的那头搬到麦田的这头，然后由父亲装车拖走。父亲算计着梅雨天气到来的日子，口气和脚步都到了最急的标准和程度。江南农村有句口头禅叫做“黄梅步”，说的就是这个。那个时候，我会莫名的怨恨起这梅雨来，“为啥每年都是这个节气?为啥每年都这么匆忙?该死的学校，还要放什么忙假!”可真正要是遇上梅雨不期而至，这些大个的麦捆儿还得在地头临时码起麦垛，这也宣告着我们还有第二场搬迁的艰苦战斗。
父亲没有因为梅雨的举棋不定而停下他收种的脚步。他的五亩六分地中，还有起码两亩地还被西瓜覆盖着。父亲依旧在算计着梅雨天气的到来。在他看来，梅雨的有无和时间的准误，都关系到他西瓜的收成。父亲有时甚至会祈祷。我不知道他到底在祈祷梅雨的到来还是梅雨的不来。因为，其他的三亩地，新插的稻苗已经青绿笔挺了。我随父亲去察看稻田，突然又有了莫名的成就感和亲和感。雨水肥田。三亩连片的水稻田，无论你站在地头的哪个视角，都能透视到稻田完美的深度和广角，横平竖直。水光里，暑风中，稻苗频频点头。齐刷刷，它们在格子的方阵里，站好自己的岗位，接受父亲和我的检阅。这是怎样的一种壮美。
这时父亲就有了底气。父亲说，这下不怕梅雨来了。话还没说完，父亲又改口，最好不要下雨，等西瓜都收茬卖完了才好。这五亩六分地，无论哪一块，哪一类，哪一茬，都是父亲的命根子，都是我们全家的希望。父亲对农事的执着和坚定，不会因为的梅雨的飘忽不定而被摧毁。我知道，等待我们的，还有下一场瓜熟蒂落后的重新耕犁栽种。那个时候，我清楚地记得，梅雨是再也躲不过的了。
我之所以在写完第一二段话以后，脑海里突然一片空白，我怀疑我是在纠结梅雨和父亲的出场顺序。多少年以后，我突然发现，梅雨竟然是我们全家不可或缺的一份子了。她就像每年都如期来到檐下的那对燕子，就像坚毅守候在重要防线上的父亲。梅雨她已经不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市井名词。父亲带我们领略了梅雨往来的惊心动魄，受过了梅雨浇透的热辣生活。至于烟桥柳巷和茶馆评弹的美事闲事，父亲自有他的安排。那就是，等到一干农活停当，趁着梅雨还在绵久倾盆，他带上我和弟弟，来到沟渠河滩的下游，拢起水道，围上兜网，看水流奔涌如注，听任逆流而上或者顺流而下的大小时鱼，伴随梅雨的哗啦声，落进我们开心的陷阱。
这个时候，我看见梅雨和我们站在一起，我感受到梅雨确定生活在我们的生活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