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农村，是一个物质条件相对匮乏，但精神世界却异常丰富和充满活力的时代。那时的农村，没有现代科技的喧嚣，也没有网络信息的快捷，但人们的生活却因着那份纯真与质朴，而显得尤为充实和多彩。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农民们不仅辛勤劳作，还以一种朴素而独特的方式，编织着属于他们的文化生活。
在那个年代，戏曲、民俗活动、电影是农村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每年过阴历年，村里都要组织人们提前排练文艺或戏曲节目，到正月在村里的戏楼进行演出，从四面八方赶来的村民及临近村庄的人们围坐在台下，兴致勃勃地观看。台上演员们身着华丽的戏服，用精湛的演技陈述着一个个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台下观众或笑或泣，沉浸在剧情之中，享受着这份难得的精神盛宴。此外，每年二月二龙抬头以前，村里组织的舞龙舞狮、踩高跷、民间社火表演与戏剧演出遥相呼应，错时表演。这不仅丰富了村民的文化生活，还传承了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遗产。
横涧堡在蔚州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除了堡套堡在蔚县乃至全省、全国扬名外，每年逢年过节都举办着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民俗文体活动。“文革”前的每年大年三十晚，村民们都到真武庙上摆灯山，鼓匠艺人们熬年夜整宿在庙内吹拉弹唱，直到大年初一早上，随着朝日的升起，有两个英俊潇洒的小伙子一个骑一匹红马，一个骑一匹白马，在鼓匠艺人们伴奏下，到大堡南门(喜门)外迎回喜神结束。从而伴随着全堡人们愉快的度过过去的一年，喜悦的迈入新来的一年。“文革”中真武庙被毁，鼓匠艺人们熬年夜整宿在庙内吹拉弹唱的习俗每年转到大队部继续进行。同时每年逢年过节还有在大街上踩高跷、耍旱船、舞彩龙、斗雄狮、演歌舞等社火表演。大堡后街的真武庙、关公庙、小堡的关公庙以及西堡南门外的三官庙对面的四座古戏楼，还分别或同时唱大戏，有时几个戏班互相竞赛，别具情趣，热闹非凡。如遇大旱之年，在大堡东门外的龙王庙还举办向龙王求雨的仪式并在对面的戏楼上唱几台大戏，直至老天爷开恩下了大雨后活动才结束。
横涧堡南门 、东门
另外很早年以前每年三月初三还有着“打秋千”的民俗活动。这天一到，堡里就竖起了秋千架，本堡及邻村的百姓们，不分男女老少，均可自由参加，因“打秋千”活动稀奇别致，颇具吸引力，致使每年三月三到堡参加或观看的人络绎不绝。
虽然横涧堡的民间娱乐风俗活动颇多，且别具一格，但还是横涧堡的戏班在附近村庄乃至全蔚县流传甚广，影响力也较大。据传，横涧堡的戏班，从民国时期开始一直延续至今，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发展。辛亥革命后到建国初期一直演出的是蔚州秧歌剧，直到上世纪50年代中期，逐步改为山西晋剧，俗称山西梆子。本人出生于1956年，正值村里演出蔚州秧歌剧和山西梆子的过渡期，自有记忆时对演出秧歌剧略有印象，但对演出及观看山西梆子至今记忆犹新。
建国后，横涧堡的戏班大体可分为“文革”前、“文革”中、“文革”后三个阶段。
一是“文革”前阶段(1966年5月以前)。建国初期，主要是延续建国前的蔚州秧歌班子。此阶段，由于受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影响，在横涧堡没有妇女参加戏班子，故所有演员全是男性演员，所有女角全是男扮女装。进入上世纪50年代中期，受山西晋剧(山西梆子)的影响，戏班子开始在老班主的带领和指导下，逐步开始识学山西梆子，并与秧歌穿插演出，以后逐渐变成山西梆子戏班。到60年代初期，秧歌班子的人员进行了新老交替，新演员通过几年的演出锻炼，也很快扬名成为主要演员，从而形成了以张汝宝为导师的演出团体，邻村的艺人也经常来横涧戏班切磋技艺，参与演出。记得在60年代初期，堡里每逢年节大多数都在大堡后街真武庙对面的戏台演出，夏季求雨时在东门外龙王庙戏台上唱大戏，印象中还在西堡外三官庙对面戏台看过一次。记忆最深刻的是1965年过农历年时，由两名青年演员主演的《茶瓶记》活灵活现。记得这次演出前，有一青年演员贾有余已经体检并政审合格，被正式批准参军入伍，年后将正式参军。在演出这个戏剧中，台底下的观众说，“明年就看不上贾有余演的戏了”，结果正当准备欢送其入伍时，因其患了感冒，而未正式入伍，第二年人们再一次看到他演出的《茶瓶记》后，还是参军入伍了。
文革前横涧堡戏班成员合影
文革前戏班老演员合影及剧照
二是“文革”中阶段(1966年6月至1976年10月)。文革期间，由于受“文革”运动大破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四旧”)的影响，原演唱传统历史古装剧被演唱革命歌曲、毛主席语录歌等折子戏以及后来的八个“革命样板戏”所替代，原戏班子也随之解散。文革初期没有固定的戏班，而是临时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人员也不固定。当时大队分别在东、西二堡设立了两个俱乐部，供人们文化娱乐，排练文艺节目等。那时主要演唱歌颂党、歌颂毛主席、歌颂社会主义、歌颂毛泽东思想、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中心内容的折子戏。当时演出印象最深的节目有“老两口学毛选”，表演唱“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社员都是向阳花”等红歌折子戏，直到现在，人们见了原表演“老两口学毛选”的演员仍然称“老头子”、“老婆子”。与此同时，每逢节假日，学校学生们经常上戏台或在街头演出折子戏，另外，在村里召开群众大会、学生拉练到山区农村、国家发生政治事件时，学校都组织学生们排练表演一些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珍宝岛事件后，在全国人民加强战备的形势下，同学们在街头上演出的防止苏联入侵的三句半《敌人爬出乌龟壳(坦克)》深受群众欢迎。几位小同学演出的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中的“深山问苦”选场以及三句半“李文忠”等节目也获得了群众的喝彩。我们初中班拉练到苇子水村演出的《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等等节目也深受到村群众欢迎。还有那时西合营中学文艺宣传队、县秧歌剧团、西合营驻军文艺宣传队到村各进行过一次慰问演出。由西合营中学侯强(横涧人)老师手风琴伴奏、学生蒋辉演唱的“不忘阶级苦”声音宏亮，记忆犹新。县秧歌剧团演员王芝兰演出的节目赏心悦目，其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32111英雄钻井队先进事迹学习的朗诵及驻军“4646部队二中队二分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来我大队进行慰问演出”的报幕词成为当时社员群众们的口头语。这些革命歌曲的演出，唱响了台下观众。同时在“文革”时期，用毛主席语录、诗词谱写的歌曲基本做到了家家户户每个人都会唱。那几年西合营公社南场大队、农机站等单位的文艺宣传队在当地乃至全县影像颇大。当歌唱家郭兰英及中央歌舞团在农机站及北洗冀、柳子疃大队演出的那天，三里五村的人们都从四面八方徒步赶去观看演出，气氛相当热烈。1968年县剧团在西合营电影院演出的晋剧《智取威虎山》等样板戏在当地群众中有着强烈的影响，我二大爷是个老戏迷，由于“文革”的原因，多年没看过晋剧演出，这下可高兴极了，硬是让我陪他用4毛钱买了两张戏票，步行到西合营电影院观看了演出。这时候本人在学生年代，学校里组织的文艺演出基本上是我和两位女同学主持报幕的，同时也参加了许多节目的演出。
1971年左右，随着全国大唱现代革命样板，我们村在本村张汝宝等老演员的倡导下，又组织恢复了原有戏班子，唱起了晋剧革命样板戏。并从县剧团聘请了导演，排练并演出了晋剧革命样板戏《红灯记》、《沙家浜》等剧目。这次戏班除春节期间在本村演出外，正月里还应邀到临近公社和大队进行演出，直到农历二月二结束。新恢复的戏班除“文革”前的几名主要演员和音堂鼓道人员外，主要是吸纳了当时学校的侯全美、常富云、刘凤连、王桂连老师担任主要演员。这时及以后戏班的演员基本是男伴男装，女伴女装，个别有女伴男装的。从1973年冬季开始，由于参加演出的部分学校老师调离或年龄原因，不再参加戏班演出。这时在当时大队党支部书记的支持下，又组织发动了一些刚毕业的回乡知识青年和原在村的部分青年，组成了以青年演员为主的新戏班。这次排练和演出的剧目是晋剧现代革命样板戏《红灯记》、《龙江颂》。此次演出的晋剧唱腔，尤其是《龙江颂》中江水英的唱腔吸收了山西省晋剧院王爱爱等艺术家的现代晋剧唱腔。当时临近村司家洼、柳子疃、东辛庄等大队也排练演出了样板戏。
样板戏剧组学校教师部分演员照片
样板戏剧组部分演员合影
三是“文革”后阶段(1976年10月至1982年)。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标志着“文革”结束。由此演唱革命现代样板戏也随之停演。从当年冬天开始连续两年春节改排并演出了以“庆祝粉碎四人帮伟大胜利”和“抓革命、促生产”，“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等为主要内容的折子戏。影响较深的节目有逛新城《老两口看创业》、晋剧《三定桩》、《审椅子》，《半夜鸡叫》、《半边天》、《双丰收》等节目。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文艺工作实行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由此，当年冬天又恢复了晋剧古装历史剧的排练并在1979年春节恢复了古装戏演出。戏班在原有老演员的基础上，又从刚毕业的初、高中生中吸纳了部分有文艺天赋的新演员担任了主要演员。当年就排练演出了《打金枝》、《茶瓶记》、《金水桥》、《算粮》等戏剧，部分老演员还现场即兴演出了《杀惜》、《芦花》、《瞎子关灯》、《空城计》等剧目。以后几年又连续排练演出了《秦香莲》、《蝴蝶杯》等10多个历史剧目。这几年冬天，戏班还先后从上苏庄及坝上聘请了原县剧团的老戏剧老师担任指导。这阶段除每年农历正月初三至初五，正月十四至十六6天在村演出外，其余正月时间都到邻村或东半县等多个村庄进行了巡回演出，到二月二回村再演三天后，本年度戏剧演出结束，人们又开始了新一年的农业生产的忙碌了。
文革后传统戏戏班部分演员合影及剧照
文革后传统戏戏班剧照
我从1973年1月到1977年6月在生产队劳动期间，每年都参加了戏班排练和演出。这些年，一到11月中旬土地封冻进入农闲阶段后，村里就开始组织演员每天下午和晚上在俱乐部进行排练，到每年快过年时将所排练的主要剧目进行几天预演，年后在村公开演出。那时参加戏班的人们都由大队记取工分，主要演员每天记10分，一般演员每天记8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