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2月29日，94岁的巴金对新华社记者赵兰英说，“我死了后，你帮我写一篇文章，看看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此时此刻，无论是跟踪采访巴金超过26年的赵兰英，或者是真正读过《随想录》的读者，想必早已有了明确的答案!
《随想录》为何令读者感到震撼?是因为巴金的勇气，言当时人所不敢言!是因为巴金的真话，讲出了很多人心底里的话!对于广大读者而言，巴金就好像一面澄明的镜子，照出了真实的自己!扪心自问，我们有巴金的勇气，公开地袒露自己的心声，真诚地忏悔自己的过往吗?
巴金在此书写作此书时一再强调，《随想录》是作为留给后代的“遗嘱”而写的，“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这就是巴金在写作《随想录》时的坚定信念。他曾多次说过，“我觉得我开始接近死亡，我愿意向读者们讲真话”，《随想录》是他自愿写的真实的“思想汇报”!
《随想录》中专门论及“说真话”的文章，包括《说真话》《再论说真话》《写真话》《三论说真话》《说真话之四》《未来：说真话之五》等共6篇，分别收录在不同的集子里，充分体现了巴金对说真话的坚持和重视。
其实，《随想录》五册，150篇文章，42万字，是巴金在年届75高龄之后，历时八年，披肝沥胆、和血带泪写成的。每一册、每一篇都是讲真话的灵魂独白，无不闪耀着实事求是的光辉。也正因为如此，《随想录》被视为一部“讲真话的大书”，是建国以来第一部旗帜鲜明的真话文学。
“我想讲真话，也想听别人讲真话，可是拿起笔或者张开嘴才知道说真话是多么不容易，我边写边想边思索，越写下去月认真也越感痛苦。”这是巴金在经历了“文革”十年之痛后的深彻感悟。巴金之所以写作《随想录》，就是要通过往事与思考，提醒自己、告诫读者说真话、做真人，“每个人应该尽可能多说真话，尽可能少做违心的事”。
巴金《随想录》的第一篇文章—谈《望乡》，最初发表于1978年12月，离结束“文革”的时间还不时很久，不少人还心有余悸，思想、观念还没完全扭转过来，对一些比较敏感的话题，都不愿意或不敢公开谈论。当时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上演日本影片《望乡》，在国内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人甚至说这是一部“黄色电影”。巴金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就这些敏感话题发表自己的看法，表明自己的观点，对于拥有相当名望的人来说已实属不易。
而其后巴金在《随想录》中对“文革”的反思和批判，更是表现了一名知识分子的巨大勇气。“文革”十年对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的破坏令人触目惊心，而知识分子受到的冲击更是前所未有。就巴金所在的文学艺术界而言，文学创作单一化，高大全，脸谱化，非好即坏，斗争哲学盛行，棍子乱挥，帽子乱扣，左倾思潮严重，作家不能有自己的真实思想、真实感情。不少作家放弃了独立思考，热衷“遵命文学”，人格极度扭曲，不敢与假、丑、恶作斗争，甚至出卖灵魂，助纣为虐。对于这些令人痛心与耻辱的现象，巴金在《随想录》中都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
然而，最令人敬佩和动容的，是巴金真诚而深刻的自我解剖。“文革”十年，“人人都卷了进去”，每个人都有责任，巴金对此也没有回避，“揪出示众的首先是自己”。巴金坦诚自己在“文革”中虽然没有做过出卖灵魂之事，但也有过迷信和盲从，讲过违心的话，写过违心的文章，也跟着说过谎、吹过牛，也曾伤害过一些朋友。《随想录》中，巴金反省了自己当年所犯下的错误，并对自己曾经的行为表示忏悔。“我相信过假话，我传播过假话，我不曾跟假话作过斗争。”“我们这一代人就是空话说得太多，写作了六十几年我应当向宽容的读者请罪。”“我怎么忘记了当年的承诺?我怎么远离了自己曾经赞美的人格?我怎么失去了自己的头脑，失去了自己的思维，甚至自己的语言?”
巴金在一次谈文学创作时说过，“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是文学和人的一致，就是说要言行一致，作家在生活中做的和在作品中写的要一致，要表现作家的人格，不要隐瞒自己的内心。”对于巴金而言，“讲真话”不仅是写作的基本标准，更是为人处世的一贯风格。讲真话、做真人、捧真心，巴金不仅完成了一名知识分子的自我人格塑造，也是使他赢得了人们的热爱和尊敬，也是他被视为“文学的良心”、作为一座丰碑而屹立于现代文学史上的最可贵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