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一日凌晨，打开手机，有一条令人惊讶的信息跳入眼帘：“你有一笔待接受的转账”。这是怎么回事?仔细一看，稿费，1.2元。还附着编辑的一封短信：“感谢您长期以来对雪绒花原创文学的关注支持!根据后台记录，按照其稿费分配原则，您的文章4月份共获得稿费1.2元，现以微信转账方式发给您，敬请查收。祝您健康快乐，笔耕不辍!”
嘻，稿费，1.2元!我没有犹豫地接收了。我一直相信，钱，是有用的，一元钱，曾经对我是很重要的。这一元钱的稿费，不仅引发了我那久已缘远的记忆，而且还唤起了我的一些感受。这种感受由于时光的流逝和工资待遇的逐年提高，是很容易被忽视和抹去的。
稿费是指图书、报刊等出版机构在发表著作、译稿、图画、照片时付给作者的报酬。
文化大革命中，完全停止支付作者稿费。1977年，出版单位和各级报刊相继恢复支付基本稿酬。张家口日报，在我的记忆里，大约是1978年恢复的。1971年，县革委成立大批判写作小组，我是组长又是主要写作人员，给张家口大批判报和张家口日报写了不少大批判文章，1974年，大批判组合并到新闻报道组，我又以写新闻稿件为主，从1971至1978年上半年，在张家口日报和张家口大批判报以及其他报刊发表稿件几百篇，不仅不知稿费为何物，而且在文革时期也很少署上自己的真实姓名，大多署名为蔚县大批判写作组、蔚县报道组，或“蔚戈文”之类的化名。在那个年代，一不小心，恐怕都可以被列入“封、资、修”之列而加以批判的。
张家口日报于1978年6月16日发表了我写的一篇关于蔚县水泥厂电工司品的通讯后，意外地收到了该报寄给我的一张稿费汇款单，一看面值，三元人民币。这在当时，是一笔不算小的收入。那时候，一斤小米八角三分，一斤羊肉五角四分，一个人在机关食堂一天伙食费三毛多钱。记得我当时考滤再三，不敢私自占有。于是请示宣传部领导，王副部长说：“等我们研究研究再说”。研究结果，可以谁写归谁。但我还心有余悸，买了两盒香烟和一斤五香瓜子，请大家品抽品吃。
报刊恢复稿费以后，我的写稿积极性更高了，说实在的，我是为工作而事小，为小利而事大。张家口日报，一则一块豆腐干大的一条短新闻，一篇一寸大的黑白照片，就可各得一元稿费。张家口日报社老摄影记者赵原文，每次来蔚县拍摄新闻图片，都由我来陪同，发表时都要署上我的名字，为的是让我领取那一副照片一元钱的稿费，有时一次发大半版七、八副的图片，我就能不劳而获七、八元的稿费。那时一篇一千字以上的通讯、评论等文稿，不低于三元稿费。这对于一个月薪30多元的人，诱惑力是很大的。从1978年到1983年，我每月从张家口日报，能收到十多元稿费，从县广播站每月能领取五、六元稿费。此外，有时还从《河北日报》、《河北教育》以及《中国林业》等报刊一次收到五元、十元的稿费。有一次，《华北民兵》邀我请我县县委书记写一篇县委要重视民兵工作的文章，我请示县委李书记后，他让我代笔。《华北民兵》于80年13期发表了这篇仅有六七百字的文章，竟汇来了十元的稿费。我拿着稿费单给书记送去，他说：“你花去吧!”我不好意思再拿走，便把单子放在他办公桌上就走，他喊我回来说，那就给我买一条红梅烟去吧，其余归你。一条红梅烟3.6元，余下的6.4元，我便“心安理得”了。
那时我的稿费，除少部分补贴家用外，大多用于呼朋寻友、请人喝酒上。请人喝酒，请的最多的是报社的编辑记者。那时候，我和张家口日报的编辑记者，张家口电台的编辑记者，以及河北日报河北电台驻张记者站的记者们都很熟悉，有的竟然成了酒友。他们来蔚采访，我请他们喝酒，我去报社送稿时，他们请我喝酒。记得有一回，我去报社送稿，那天晚上，副总编辑宋发值夜班。他让我吃晚饭时最好不要喝酒，为的是让我陪他去值夜班。等他接受并编发完新华社新闻通稿，再和我喝酒。零点后开喝，喝了一个通宵达旦。天亮了，他去睡觉，我却难耐了半天，中午，他又叫了两位编辑和我喝了一顿大酒。
那个年代，不时兴公费款待，省、地记者来采访，大都由我陪同，到农村去采访，吃派饭。在县直单位或乡镇，排队买饭。有时午餐，多是晚餐，我便花一元七角钱买一瓶二锅头，另花一元钱，买点花生米、豆腐干等小菜下酒，有时再花七、八毛钱，买两个猪蹄，就算丰盛了，或二人对酌，或三五人，推杯换盏，欢声笑语，其乐融融。我每忆及此，往往难以释怀。如今，即使坐在星级饭店花多少钱，都难以回到四、五十年前花一、两元钱，就着花生米、豆腐干下酒时的愉悦心情了。
我很怀念那个时代，特别是那个时代的人和事。回忆起来，有时候恍如隔世，有时候又似乎近若昨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