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离开我已半个多世纪了，但她慈爱的身影仍时常浮现在我的睡梦里。
在双亲中，人们在幼年时总更偏爱自己的母亲，这可能是因为在这个年龄段，多数人是吮吸着母亲的乳汁，在母亲温暖的怀抱里长大的。“母亲”一词常常与“祖国”、“故乡”、“大地”等联系在一起，有一种神圣而不可侵犯的含义。从前有一首台湾流行歌曲《世上只有妈妈好》一时间成为感动人心的心曲。我自小也最爱自己的母亲，曾把母亲视为世上最可敬和最离不开的人。而我们的母亲又是那样与众不同，她不仅慈祥、善良、无私，有传统女性贤惠的美德，而且又知书达理，有很高的文化教养，这在我们邻里和戚友的女眷中是很不寻常的。母亲举止端庄，言谈处事十分得体，举手投足间落落大方，从她身上体现了何为“母仪”。母亲的仪范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所以童年时，二姐曾以“知识母”三字来赞美母亲，现在想来未免幼稚可笑，但当时确实道出了我们兄弟姐妹一致的心声。
1921年父母亲合影于南通
我生长在一个多子女的家庭，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还有个妹妹。父亲为了一家的生计，常年在外四处奔波。孝敬公婆，抚养教育六个子女，操持一个大家庭家务的重担就全落在了母亲的肩上。
我的兄弟姐妹。前排自左向右：作者，小妹孙鸿慈;
后排自左向右：堂兄孙鸿志，二姐孙鸿良，大姐孙鸿吉，二哥孙鸿敞，大哥孙鸿幹
我能记事的年龄要追溯到四岁，四岁以前的事情已毫无印象了。记得那是在1934年左右，在香港中南银行任职的父亲回乡探亲，家中除母亲和我们兄弟姐妹六人外，祖母还健在，还有一位多年在我家帮佣的刘奶奶。当时两个哥哥和大姐已经上学，二姐、小妹和我终日与一群顽童为伍，在老宅里捉迷藏、踢毽子、做各种游戏。我和小妹年纪最小，因此备受母亲的疼爱，晚上睡觉被安排在东厢房与母亲同睡一张大床。小妹与母亲睡一头，我睡在母亲脚头。记得那年的冬天很冷，母亲总是先用汤婆子把被褥焐热了再让我们上床，有时我还把冰冷的脚伸进母亲的裤腿里，母亲慷慨地用体温焐暖我，让我进入梦乡。每晨醒来，母亲常领着我和妹妹向西房里的两个姐姐喊话，催促她们起床：“大娜子、二娜子起来呀，七点钟啦!不早啦!要迟到啦!”因为我和妹妹年纪最小，在兄弟姊妹群里可以任性撒娇而不受批评，而母亲对年长的哥哥、姐姐却要求严格，除督促他们每天上学、做作业外，还布置他们做一些家务劳动，完成得不好还要受到批评。这段时光，我完全沉浸在母爱的温馨中，终日无忧无虑。
待我年龄稍大一点，母亲也开始抓我的学习了，先是利用忙家务的空隙时间教我识字数数，不久便让我随二姐去附近的三元宫小学(今北街小学)上一年级。其实，当时我才虚龄六岁，还不够上学年龄，因为附近没有幼稚园，母亲是抱着让我跟着姐姐一起去试试看的想法，对我的学习并不抱过高的期望。当时，我坐在教室的最前排第二张桌子，同坐的是后来成为我表姐夫的陈种，他是我最早结识的同学了。这一时期我旁的没有学会多少，却对图画发生了兴趣，这一方面是受二哥的影响;另一方面是母亲对我的鼓励。二哥善于画画，尤其擅长画马、画人物，在他的许多练习簿空白处常常画有人头、马头，惟妙惟肖，令我羡慕不已。受他潜移默化的影响，也激发起我对画画浓厚的兴趣，二哥也因此成为我学画画最初的启蒙老师。二哥当时告诉我 “画人难画手，画兽难画狗”， 这句名言至今仍留存在我的记忆里。我最初学画画，其实也就是学着二哥的样子在白纸上涂鸦而已，画得个猫儿龙，但却得到了母亲的表扬。每当看到“小五子(我在诸兄弟姊妹中行五)”的画有点滴的进步，母亲总是发自内心的称赞，这给了我莫大的鼓舞，极大地增强了我的自信心和积极性。从中我领悟到“表扬为主”确实是一种很有效的教育方法。所以后来我在教育儿女和孙辈时，也常沿用母亲的这种方法，并且屡试不爽。
祖父母、父母亲与大哥、二哥、大姐摄于孙氏老宅
母亲是南通女师早期的毕业生，曾担任过几年幼儿教师。她对我的幼年教育常常开始于早晨醒来还未起床的时候。她常给我和小妹讲故事、教儿歌，教育我们要孝顺父母、尊敬兄姐、爱护弟妹、讲究卫生、注重礼貌，为人要诚实等等。那时候的儿童教育材料很少，母亲所讲的故事多是古代少年儿童忠义节孝的传统美德故事，诸如“王祥焐冰”、“孟母三迁”、“岳母刺字”、“孔融让梨”等等，在我们幼小的心田里播撒下真善美的种子。母亲教我们的歌曲也是三十年代流行的歌曲，如《渔光曲》、《天伦之歌》、《苏武牧羊》、《凤阳花鼓调》和《惜别》等。她除了教唱外，还逐字逐句解说歌词的含义，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以至多少年后，每逢听到这些歌曲仍能唤起儿时的回忆，母亲当年教我唱歌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
幼年时有件出彩的事至今仍令我记忆犹新，大约是在1935年，南通举行全城学龄前儿童比赛。看到邻里的许多家长都为伢儿报了名，我也跃跃欲试，但不知何故母亲一开始却没有为我报名，后经我一再央求，杏孃孃也在一旁帮我说话，母亲才勉强同意了。她向邻居借了一套像样的衣服，并为我精心打扮一番，还教会我几句礼貌用语，嘱我要如此如此，才让我去应试。谁知这次比赛我竟得了全城第四名，而东隔壁金奶奶家的满宝得了第二名，这在我们族里像中状元一样引起了轰动。领奖那天，母亲委托杏孃孃陪我去，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登上领奖台，奖品是一个降落伞洋娃娃，高兴得难以形容。我十分珍惜这件奖品，并拿出来在小伙伴中显摆，但母亲不让我无节制地戏耍，把它收到玻璃橱里，只有适当的时候才让我取出来玩一会。所以这个降落伞娃娃一直保存得很好，直到我上中学时还是完好的。母亲教我爱护用品就是从爱护玩具这些细小的地方入手的。
1936年我上小学一年级时，还发生了一件令我终身难忘的事。一天放学，我到水关桥一个亲戚家，当时母亲正同几个女眷“游湖”(玩纸牌)，牌桌上的一位女眷问了句“现在几点钟了?”在一旁看斜头的人应了句“三点三刻”，我却在旁边漫不经心地插了句“三点四刻”。谁知这句“童言”却引起这位女眷的失笑，“哈!头一次听说还有三点四刻呢”，她边打牌边说。这本是一桩不值一提的小事，但当时却令母亲感到非常难堪。回到家后，母亲生气极了，狠狠地把我批评了一顿，她表示不愿意自己的儿子在这位女眷(好像颇有身份)面前丢丑，她疾言厉色地对我说：“你都快七岁了，时间只有一刻、两刻、三刻，哪有四刻的?……看你这个伢儿长得倒蛮齐整，怎么连钟都不识，那不成了绣花枕头，一肚子草包?”……于是从第二天起，连续几个早晨醒来，母亲都拿着床头柜上的钟教我识钟。说短针是时针，长针是分针，长针走一圈，短针走一个字，长针走一小格叫一分钟，走15小格又叫一刻钟……。当时我对这些根本不感兴趣，心不在焉，尤其对时间这类抽象概念的理解力较迟钝，只是凭半记半猜，猜对了，母亲表扬一句;猜错了，母亲就急得跟什么似的，说我“又退拙”了。这时我才意识到母亲不仅有慈爱的一面，也有严厉的一面，在对子女的教育上严起来令人生畏。确实，父严母慈是一般人家的规律，但由于父亲常年在外，为了抚养子女成器，母亲不仅要当好慈母，还要兼任起严父的角色。到今天，我认为母亲这种强烈的自尊心和对子女从严要求望子成龙的心理是可贵的，但要根据幼儿的年龄和心理特征来施教，不可操之过急，以免造成幼儿对学习的思想负担。母亲有时会运用榜样的力量来启发诱导我们，能收到良好的教育效果。比如她经常以历史上许多名人勤奋学习终成大器的故事和哥哥姐姐们在我这般年龄时如何用心学习成绩优异的事例来鞭策我，对我触动很大，这实际上是一种“激将法”，对自小有强烈好胜心的我，确实是起到了激励作用。
与父亲一样，母亲也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外公、舅舅及母亲本人都曾从事过教育工作。虽然在清末封建社会接受过传统礼教，缠过小脚，但幸运地赶上了共和，随着时代的变迁，较早地摆脱了旧社会对女性的束缚。母亲做姑娘时长得很秀美，是远近闻名的“张家美人儿”，但更美的是她的心灵，在她身上几乎集中了我国妇女所有的传统美德，加之又有较高的文化素质，所以嫁到孙家后，孝敬公婆，相夫教子，勤俭持家，因此备受公婆的喜爱和邻里的赞誉。
母亲不仅给了我们生命，而且把她美好的品德也传授给了我们。我记得最深的是，母亲一贯要求我们做人要诚实，不准说谎，一旦发现我们哪个说谎了，那她的批评严厉得令人生畏，所以我们兄弟姐妹自幼就保持诚实的品格。母亲待人十分谦和，遇事常常换位思考，替对方着想，她常向我们灌输 “宁人负我，无我负人”、“己所勿欲，勿施于人”等格言古训，教育我们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可能是受父亲的好友费范九先生的影响，中年以后的母亲开始虔诚信佛，不杀生，不茹荤，慈悲为怀，还出资印刻佛经，分赠亲友，以求菩萨保佑平安。母亲从不说脏话，也不允许我们说脏话，当对方以污言秽语辱骂我们时，她只允许我们回敬一句“带转去”。母亲很爱整洁，尽管子女众多，又有老人，但家中始终收拾得井井有条。我们家庭的生活来源是靠父亲的薪金收入，虽然比一般贫困人家稍好，但并不富裕，温饱而已。父亲每月寄来的钱，要精打细算、量入为出，才能维持一家生计，有时遇到一些额外开销或一时周转不过来时，母亲还要去当铺典当家中一些值钱的东西应急。因为子女多，我们兄弟姐妹很少穿新衣服，一般来说，哥哥、姐姐因上学，要穿得体面些，而我和妹妹能穿得出客的衣服就很少，正如人们说的“老大身上新，老二身上旧，老三身上打补丁”。前面说的参加全城幼儿比赛，母亲开始不让我参加，原因之一也是因为我没有一套像样的衣服。然而，我们虽然穿得很朴素，但都很干净整洁。
尽管生活并不富裕，但母亲对卫生从不含糊，尤其对食物。她常说“病从口入”，因此从小要求我们不吃不干净的东西，少吃生冷的食品。在当时流行的疾病中，母亲最害怕肺痨和癞疥疮，因为这两种病当时没有特效药，很难治愈，而且为了治疗会劳民伤财甚至倾家荡产，因此常叮嘱我们不要与这种病人接触，以防传染。记得我有个堂兄患有肺痨，而且就住在我们前院，是我们进出的必经之地。母亲常嘱我们少在前院停留，经过时要尽量屏住呼吸，以免空气传染。母亲还常对我们说：“我家哪个伢儿要是得了这种病，我就不要他了。”因此，我们从小就对预防恶性传染病有较高的警惕性。母亲极富同情心，这与她吃斋念佛、行善积德是一脉相承的。她常向我们灌输“与人方便，自己方便”、“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等古训。记得每年夏天，母亲都要在大门口放有一只水缽，缽内注满藿香和荷叶泡的茶水供路人饮用;另外家中还常备有仁丹、十滴药水和膏药，邻居和亲友中谁家有中暑、闹肚子和生疮的，母亲会主动送药上门，也确实使许多病人获益，因此，母亲在亲友和周围邻居中受到普遍敬重。
母亲教育我们要行正道，做好人，慎交友，她常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交朋友要交益友，勿交损友。母亲严格杜绝我们沾染不良嗜好，不准我们介入赌博性游戏，不准我们向别人借钱，也不允许我们接触烟酒和黄色书籍。这样，我们兄弟姐妹六人尽管日后的岗位和境遇各有不同，但都具有诚实守信、勤俭朴素、刻苦努力、洁身自好、助人为乐的共同品质，回想起来，这与双亲尤其是母亲对我们的言传身教是分不开的。
我温馨而快乐的童年被日寇飞机投下来的炸弹炸得粉碎。那是1937年8月17日，日军飞机突然空袭南通，投下大量航空炸弹，其时距淞沪会战爆发仅5天。那时我刚读小学二年级。炸弹爆炸产生的巨大声浪和冲击波震得整个大地都在颤抖，玻璃窗吱吱作响，这不但我们这些未经世事的孩子从未经历过，即令是对饱经沧桑的大人们也是前所未遇的，人们惊恐万状，惶恐不安。巨响过后不久，街上满是逃难的人群，人们神色慌张，有的一家老小提着包袱，有的什么也不带，我看见有个老人手里捧个水烟台，上气不接下气地一路小跑，仿佛城里就要大难临头了，大家都往乡下躲。不久传来了消息，说被炸的地方是美国人办的基督医院(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前身)，医院的病房大楼被炸，大部分医疗设施被毁，有20多名医护人员、病人和工友罹难。为什么要炸基督医院呢，可能是因为那里的房子较高，也洋气，在一片鳞次栉比的低矮民居中显得很突出，目标显著。
日军飞机扔过一回炸弹可能还会再来，怎么办?老宅里的长辈们议论开了，有的说要挖防空洞;有的说用棉被铺在桌上，人躲在桌肚里也可防弹片防房屋倒塌;有的说墙要刷成灰黑色，夜间还要实行灯火管制。但大家认为最稳妥的办法还是躲到乡下去，因为飞机是不会往那里扔炸弹的，这一建议被母亲采纳了。然而举家逃难对于我们这一大家子谈何容易，父亲又不在家，一家老小的安危就全系于母亲一人的身上。母亲经与亲友们商量，决定还是跟随当时逃难的人群，先到乡下避一避。
我们在乡下并无亲戚，二舅小学里有个叫陈扣的工友，从前家里忙的时候常请他来打短工，做些体力活。陈扣身体壮实，有着劳动人民的淳朴与厚道，一来二去就与我家熟悉了，相互信任，有一种朴素的感情。陈扣的家住在高桥头乡下，于是母亲就选择去他家避难。
然而我们这个家摊子实在太大了，而且此去吉凶未卜，总不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为稳妥起见，母亲决定让年龄最小的两个孩子——我和小妹跟随伯母和她弟弟喜仰之舅舅一家去汤家园(今属如东县)，母亲自己与二哥留守家中，其他子女及老人则去陈扣家。临别时，母亲写了两个布条分别缝在我和小妹的衣襟内，大意是说我们是南通城孙某某家的伢儿，如果在战乱中失散了，希望仁人君子收养，日后太平时送回，自当重重酬谢……。这是我和小妹第一次远离母亲，虽然很不情愿，但严峻的局势已使我们明白母亲艰难的处境，实在情非得已，所以我也未过分执拗便顺从了。不想这一别便是四个月。
在离别母亲和兄姐的这段日子里，令我顿失母爱的呵护和兄姐的护持，变得无依无靠，不仅不能像往常那样任性撒娇，而且寄人篱下，不时还会受到比我大一岁的堂姐臾儿的欺负。我们落脚在汤家园的一个郭姓人家，六个人住一间东房，房内有一张大床和一张小床，伯母和两个堂姐及小妹睡大床，我和堂兄睡小床。房内是泥地，只有简单的陈设，除了一张梳妆桌外，还有两张条凳及一些罈罈罐罐;除有一本皇历外，再无其它书籍。刚到这一陌生之地的确很不习惯，但我一夜之间似乎变得懂事起来，毕竟远离母亲来此地的不只我一个，还有比我小三岁的小妹，她肯定比我更需要母爱，所以在她面前我不得不装得老练一点。不过我对农村生活适应得很快。同来的堂兄比我大十几岁，对我也比较照顾，还教会我许多事;而喜家的人就住在附近，有几个年龄相仿的孩子也经常在一起玩，周围许多农村的孩子更与我玩得很合适。他们把我当成城里伢儿，比较友好，常与我玩他们的传统游戏，还带我一同捕雀、捉鱼、採葡萄珠儿，那情景有点像鲁迅在《故乡》中所描写的迅哥儿与闰土一样。我很快学会了自己铺床、扫地、烧开水，且以此为荣，并想着将来回到家里时能博得母亲的夸奖和兄姐的赞许。
然而，这一切并不能取代我对母亲的思念。每天清晨醒来，我总是偷偷地流泪，尤其听到大床上臾姐总是欺侮小妹，嫌她脏。毕竟小妹还是个不满4岁的幼童，生活远不能自理，往日在家时与母亲同睡一个被窝，一说要小便，母亲便会把痰盂拿到床上，现在就只得自己下床了。有一次小妹跨越臾姐下床小便，臾姐大惊小怪地叫：“什么味道?真难闻，我简直要呕了……”小妹被吓得哭起来，又招来一顿大骂，小妹哭得更厉害了。她那令人心碎的哭声刺痛着我，我在小床上爱莫能助，只能眼泪往肚里咽，心想：小妹可是母亲的宝贝，如果在母亲身边绝不会出现这样的事，可又有什么法子呢?现时我们寄养在伯母家，臾姐又是她们家的娇小姐。
此后，臾姐逢人便说这件事，丑化小妹，令人憎恶。小妹也成了大家的出气筒，经常挨骂、挨吓、挨取笑。喜家有个半大的儿子喜通更是常用鬼怪来吓唬小妹，说什么有个大头鬼要来了，吓得小妹直哭，他就把小妹夹到粪坑处，说再哭就把你丢下去……”小妹更是哭得声嘶力竭，见此情形令我心如刀割，从心中呼唤：“娘啊，你知道自己的宝贝在这里受苦吗?”此情此景至今仍令我记忆深刻，我想小妹后来的胆小怯懦，说不定与小时候的这段经历有关。
在汤家园的这段日子，我的情况要比小妹好得多，我毕竟比她大三岁(七岁)，又是男孩子，遭人喜欢。尤其是喜家大舅母，她一方面出于对我的怜爱，一方面出于对我母亲人品的敬重。她经常问我想不想娘，我说想。有一次她专门带我去她们的住处，安慰我，冲糖茶给我喝，并要我跟她睡。在离开母亲后，受到她如此宠爱，使我倍感温暖。不过第一次跟别人的妈妈睡令我很不习惯，惟恐自己睡相不好踢了她，所以通宵没有睡好。
不久，我又与喜家的孩子一起到当地唯一的初级小学上学。我由于画得一手好画，在课间休息时，我的画画经常引来一大群农村同学围观。记得当时我临摹了一幅天女散花，画得确实好，引起同学们的一片喝彩。有同学提出拿东西跟我交换，而当时我特别喜欢当地野生的一种葡萄珠儿，一幅画常可以换来很多大颗粒的葡萄珠。不久，我便在这座百十来人的初级小学出了名，连老师也喜欢我。
当时的汤家园还是个比较闭塞的农村，喜家和我们一大批从城里逃难来的人的到来，给当地带来了不小的变化。首先，喜家大舅舅喜仰之是位著名的医生，喜家爹爹喜海山更是知名度很高的老中医，为人和善，医德又好，他们常为村民诊疗，深受当地士绅和村民的尊敬。另外，喜家老少都爱唱戏，有好几个人(包括我堂兄)都拉得一手好二胡。每天晚上，大家常聚集在我们堂屋唱戏，引得许多村民前来围观，好不热闹。这段时间，我也学会了唱几段戏，什么“斩黄袍”、“萧何月下追韩信”等等，不过我特别喜欢堂兄拉京胡，尤其喜欢他拉的“夜深沉”的曲调。
我们住处的前面有座斗香台，再前面就是空旷的田野，夜间常有“鬼火”出现，斗香台也经常“闹鬼”，弄得我们夜晚不敢出来。听说喜家几房还有个儿子被“鬼”攻进了腰里，曾请神汉来捉鬼。
这段时间我也得过一次虐疾，俗称“打半日子”。喜家大舅舅得知后，专门送我一粒珍贵的特效药“金鸡纳霜”(奎林)，服用后果然有效，不久病便好了。此外，我大约有近一个月的时间大便中有血，不知是什么病，吓得我不敢说出来，幸好后来竟不治而愈了。
大概在到汤家圆的第三个月，母亲和二哥突然来看望我们，我和小妹高兴得不得了，似有无数的委屈要向她倾诉。母亲把我和妹妹紧紧地搂在怀里，并掏出蔴饼给我们吃。伯母腾出小床来给母亲和我与妹妹同睡，堂兄和二哥则借宿别处。我和妹妹又在母亲温暖的羽翼下享受了三天母爱的温馨。但三天过后，母亲和二哥要回去，仍把我和妹妹留在汤家园，急得我大哭不止，我跪在母亲面前说什么也要母亲带我们走。大概由于过分激动，我的鼻子竟出血不止，人们用纸卷蘸着墨汁塞进我鼻子里止血，母亲见此情形也难过得流下泪来，甚至有些犹豫。后来不知是谁哄骗我们说：“你娘不走了，你不要哭了”，才把我引开，母亲就乘间再度离开了我们。
大约又过了一个月，局势似乎不那么紧张了，逃难的人群纷纷返回城里，母亲先把躲在陈扣家的老小接回家中，接着又把我和妹妹接回来，一家人终于又团圆了。
在汤家园的四个月，时间虽不长，却让我尝到了离别的滋味，愈加倍感母爱的可贵;同时也让我经受了锻炼，学到了不少的东西，懂事了许多，对我的一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回到家中后，我们又度过了一段安顿日子，春节过后又开始复课上学了。然而好景不长，1938年3月17日，日寇在南通登陆，南通沦陷，城里的居民又四散奔逃。这一回我们没有分开，全家去了陈扣家，只留刘奶奶一人看家。
日寇登陆南通后，奸淫烧杀了好几天，我们在乡下每天都能听到从城里来的人带来的消息，说鬼子的种种暴行，令人心惊肉跳。不久听说姑爹在我家老宅被鬼子兵打死了，婶母的房子也被鬼子放火烧了，所幸鬼子走后被邻居及时扑灭，才没有扩大范围……这些可怕的消息使大家神经高度紧张，母亲终日愁容满面，我们也感到大难随时都会降临。
这时候的乡下也不太平，有些地痞流氓趁火打劫，到处吃“麻雀儿饭”，绑票勒索的事时有所闻。为了安全，不少村庄自发组织起来，一旦有情况，就敲锣敲脸盆，纷纷逃到田里隐蔽起来。那些日子实在令人惶恐不安，每天晚上经常在田野的地平线上看见远方的某处火光冲天，远处的人声、锣声交织在一起。到了第二天，便传来昨夜某村被抢劫的消息。母亲那时也准备了几个包袱，包着细软，分给每个人随身携带。果然，有天夜晚，我们所住的村里响起了锣声，我们从睡梦中被惊醒，赶紧拿起包袱随母亲躲进一个不起眼的草房子里。漆黑的草房子里已经拥挤了一大帮老人、孩子和妇女，大家都屏住呼吸静听外面的动静，直到后半夜才传来陈扣家人的声音，说这帮土匪没有来，到别村去了。大家这才如释重负，走出草房，回去睡觉。这一夜虽说是虚惊一场，但人们很长一段时间仍心有余悸。
随着时间的推移，城里逐渐恢复了秩序，街面上也渐活跃起来了，并出现了维持会;日本鬼子也不再随便杀人放火，但家家户户都要扯膏药旗，行人要办“良民证”，要打防疫针，经过东门吊桥等鬼子站岗的地方要鞠躬。
逃难的人们渐渐返回城里。母亲派人探明情况后，也带着大家回到家中。一进门就看到鬼子在我家临北街的大门上敲坏的痕迹，看到姑爹被鬼子枪杀在老宅台阶上留下的斑斑血迹，看到婶母家的房子被放火烧过的痕迹，刘奶奶和邻居们向我们诉说鬼子来此骚扰的经过……大家一时叹息不已，值得庆幸的是大部分亲友在这场灾难中安然无恙。
回到城里后，街上的秩序虽有好转，但仍不太平，一到晚上，家家户户都紧闭大门。年轻妇女仍不敢出门，怕被鬼子抓“花姑娘”。当时大姐已是十二、三岁的小姑娘了，为免遭不测，母亲故意把她的头剃成男孩子的短发，女扮男装。但她那纤细的身材和秀美的脸庞仍难掩女孩子的身份，真令人担忧。
由于当时家中只有妇孺，没有男丁，为防鬼子、汉奸再闯民宅，母亲同至亲们商议，决定封堵临北街的大门，改走老宅大杂院的公共大门，并在祖母卧房的后壁上开个洞，通向建房时预留的隐蔽小巷，以便在紧急时躲藏其中。与此同时，又把套房门和后天井的门封闭起来，把稍微贵重的东西坚壁起来。现在想来，这些措施也真亏母亲心思缜密，考虑周全，父亲不在家，保全一家老小的安全就全靠她了。有了这些措施，家人似乎有了几分安全感。
这一年的夏天，父亲辗转从香港回到家中。富有民族气节的他不愿妻子儿女在沦陷区过铁蹄下的生活，经与母亲反复商量后，决定除让大哥、二姐和刘奶奶留守家园外，其他人随他一同去香港。不能把全家人都带走，留下一部分人看守家园，这也是当时的情势使然，不得已而为之。记得父亲后来在一张大哥和二姐寄来的合影旁写道：“大儿、玉儿(二姐乳名)困守家园，我之罪也。”表达了没能带大哥、二姐同往香港的歉疚之情。
父母亲对家里的事作了妥善安排后，即带着我们及好奶奶(我本身的祖母)、秀孃孃和婶母一家离别了家园，经常阴沙到上海，把好奶奶和婶母一家留在上海，然后带着我们乘轮船去了香港。至此，这段因日寇侵扰而动荡不安的日子暂告一段落。父亲对母亲在这一时期的表现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在1975年写的遗言中曾写道：“绮秋来归五十年，匡我实多，且慈祥浑厚，终日辛劳，为人者多而为己者少，地方沦陷时，身处危难，有过许多可歌可泣的表现，此岂寻常脂粉所能及……”
从南通到香港，是我们家庭史上一个阶段性的转折。对我而言，从此开始了一段与父亲在一起生活的岁月。关于这段经历，我在《我的童年在香港》一文中已详述，兹不再赘。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香港沦陷于日寇之手，我与父兄在日寇的铁蹄下艰难地度过了一年。到了1942年底，我随父兄从香港回到了沦陷区的南通，又在母亲身边生活了四年。其间，我在南通县中(今实验中学)读完了初中，又考入了南通中学。1945年8月，日本鬼子投降了，饱经8年艰难困苦的人们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1946年上高二时，我考取了武汉海事学校，从此又告别了母亲，离开了故乡。1949年5月，武汉解放，我从海事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长航工作。1950年底，我投笔从戎，应征入伍，成为新中国第一代海军。虽然也曾屡次回老家探亲，但时间总是很短促，与母亲促膝交谈的时间只能以小时计。在漫长的离别中，我只能靠家书与父母沟通情况。我把女儿和儿子先后留在老家，让祖父母来抚养，给父母亲带来了短暂的含饴弄孙的天伦之乐。但自上世纪50年代起，母亲不幸患上了神经衰弱、严重失眠和便秘等症，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以致长期卧床，终于在1965年2月25日辞世，享年71岁。母亲弥留之际，我因工作远在千里之外的北京，未能侍奉身边，尽人子孝道，深以为憾。
母亲离开我已经半个多世纪了，然而她的音容笑貌至今仍留存在我的脑海里，不可磨灭。她那慈祥、善良、无私的品质深刻地影响着我，奠定了我一生处世做人的基本准则，我还将这种崇高的品质继续传承给我的子孙后代。亲爱的母亲，你精神不死，永续后世。
谨以此文祭奠我慈爱的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