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集体年代，工分好比农民的“工资卡”。
“工分”，顾名思义，就是工作(劳动)后应得到的以“分”为单位的报酬。比如八分，一百分，两千分……不过，这个“报酬”不是按月领取，而是一年一次决算。岁末年终，会计夜以继日拨拉算盘，“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去二……六上一去五进一……”生产队一年的总收入(现金收入和粮油等折价)除以工分总和，得出当年社员们翘首以盼的工分值。工分值确定后，交给队长审核，然后召开社员大会通过。每家每户根据工分值，计算家庭一年的总收入和应该分到的工分粮。然后，一家一户，到会计那里领取属于自己的那份混合着一年汗水和泪水的些许报酬(现金)。至于工分粮(稻谷等)，扣除平时已经分到家的，然后补齐尾欠粮。
这工分值每年不尽相同。年成好，收成多，工分值就高;反之则低。地区不同也有差异。一般来说，经济基础稳固、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比如山区，工分值肯定高;而单一的农产区，无副业收入，工分值肯定低。高的地方，十分工可以以“元”计算，而低的地方，只能以“角”甚至“分”来计算，其差距几倍甚至数十倍均有可能。所以，那时候，农产区的姑娘纷纷外嫁到山区，或者嫁到其他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地方成为普遍现象。
那个年代的农村，工分就是农民的命根子。工分的多与少，直接与家庭经济和粮食挂钩。年底，家庭劳力多的，钞票揣回家，一家人围坐在火堆旁边，有滋有味地设想着来年的计划。而有些家庭，到头来不仅领不到“工资”，反而成为“超支户”。看到别人手里攥着的钞票，那个眼馋呐。他们吧嗒着旱烟袋，回家面对老的小的，唉声叹气，愁眉不展。
一个生产队的人，年底决分为何会“两极分化”?这就得从家庭人口和劳力说起。一般来说，孩子多劳力少的家庭，哪怕夫妻二人有三头六臂，哪怕一年三百六五天一天不歇工，也难以和那些家庭劳力多(孩子大了，能出工挣工分)的相比。如此，工分少收入就少，反之，工分多收入就多。于是，在这样的分配“体制”下，队里的每一个人，在工分问题上，分分必争，丁是丁，卯是卯，决不能有半点含糊。
挣工分有几种渠道。
其一，也是最主要的，便是参加生产队劳动，根据劳动的强度和技术来评定工分。比如，男劳力(也叫整劳力)每日八分工，而妇女、老人和半大孩子则称为半劳力(相当于学徒工)，六分工一天。整劳力中，那些极少数有经验威望高的老农，在原有基础上再加两分工。这个经社员大会讨论的规定，一年调整一次。这很像现在机关事业单位里的职工，根据行政级别和职称来确定工资的多少。这么说来，极少数拿高工分的老农民，是不是享受“教授”待遇?当然，工分还取决于工种的不同。例如栽秧、“双抢”(抢种抢收)，劳动强度大，技术要求高，所以工分就要向上浮动一些。
其二，肥料(牛粪属集体所有，主要指猪粪。)折算工分。农村里，大部分家庭都会饲养生猪，而猪栏就是“大耳朵”们的安身之处。“大耳朵”不讲卫生，吃喝拉撒都在那么一个小圈子里。现在，有的人家猪栏很上档次，“单门独户”，水泥地面，自来水时常冲洗，吃的也是细粮饲料，“大耳朵”们享受着“奢侈”的生活。而那时候，猪粪就是农民的另一种“财路”。于是乎，“垫猪栏”便应运而生。生产队收工后或者歇工日，人们便操起锄头和畚箕去挖草皮，河边、路边、山边便是首选。猪栏里垫上夹杂着厚厚泥土的草皮，让其与猪粪混合发酵，经过一段时间，就成为猪栏粪了。一般来说，一个月出一次猪粪，一堆猪粪千余斤，每百斤按十分工计算，就是一百多分工，一年下来，就是一笔可观的工分收入。社员们挑粪时，根据猪粪的成色和轻重来评定工分。有的人家，平时用树叶、杂草、青蒿垫猪栏，这样的猪粪黑色、松软、粪味重，肥效高，评的工分就高;而有的人家，为了多挣工分，一味追求猪粪的重量，垫猪栏的原料几乎是泥巴。这样的猪粪，与其说是猪粪，不如说是稍微染过色的泥巴。太阳一晒，呈灰白色，肥性不足，评定的工分自然就很低了。
其三，现金抵工分。一些手工业者，比如瓦匠、木匠、篾匠、桶匠等，农闲时会外出挣点活钱。于是生产队规定，挣钱可以，但现金必须上交生产队抵工分，否则，此路不通。至于交多交少，天地良心，只有他们自己知道。民办教师也如此。因为他(她)不能和社员下田同甘共苦，国家有限的补贴也必须上交生产队抵算工分，似乎这样才显示公平。另一种情况就是“半边户”。所谓“半边户”，是指一个家庭两种性质，即丈夫或者妻子属非农户口拿工资吃皇粮，另一半则在家务农属农业户口(绝大部分是男的在外工作，女人嫁给拿工资的人是一种荣耀)。为了能多分工分粮(当时粮食是计划供应，市场上没有粮食可买，而粮油供应证上的一个人的计划粮难以维持一家老小的吃饭问题)，他们只得将部分工资交到生产队用以抵算工分。
“工分、工分，农民的命根。”既然工分是农民的命根子，那么，评定工分时往往会出现各种矛盾。要知道，等级一年评定一次，一旦确定下来就是一年，这就关乎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于是争吵甚至大打出手在所难免。这时候，队长的作用尤为重要。队长若秉公办事，实事求是地划分工分等级，只要绝大多数社员没啥意见，决议就很快形成;反之，就要反复开会，反复讨论，既影响社员情绪又影响生产。
如此一来，又带来另一个问题：大锅饭，干多干少一个样。劳力强的，认为自己吃了亏，一句时髦的话，就是吃饭下力干活蓄力，出工不出力。劳力强弱如此，男女也一样。同工不同酬成为普遍问题。此种现象，严重阻碍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工分是特定社会背景下的特定产物。从上世纪人民公社成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其中“三年自然灾害”过后曾实行了短暂的农田承包制)，盘踞历史二十多年，直到家庭联产责任制全面实行后，工分才悄无声息地退出历史舞台。至于它的历史作用和弊端自有历史来评说。然而，作为一个曾经的农民，这种分配体制下的分配方式，每每忆起，心里便涌起一种复杂的情绪：辛酸、苦涩、无奈，抑或其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