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年)三月初，春暖花开的季节，苏轼在父亲的陪同下和弟弟苏辙一起前往汴京应试。宋朝每三年举行一次进士考试，全国应试者多达万人，这是学子们多年的寒窗苦读报效君王的时候。三年的等待，三年的期盼，三年一个轮回，也许有的人一次次学习和进京应试，毕竟科举录取最多也就两三百人。竞争激励，远远胜于现在的高考!苏轼和苏辙兄弟二人是“人中龙凤”，当然不惧于科考，他们经过精心准备和实战演练，功成名就自然不在话下。而对于父亲苏洵，虽然不参加科考，但自认为文辞为当世有用之言，并且拿着张方平、雷简夫写给文坛盟主欧阳修、宰相韩琦的举荐信，所以也是信心十足。
为了让苏轼兄弟二人专心参加科举考试，苏洵可谓用心良苦。他在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年)，苏洵让十九岁的苏轼于青神贡士王方十六岁的女儿王弗完婚。第二年，又为十七岁的苏辙完婚，娶了眉山大户史氏之女为媳。嘉祐元年(1056年)，苏轼参加科举考试前一年，苏洵带着两个儿子，拜谒益州知州张方平。张方平早就听说了苏老泉家有两个天才儿子，对于苏洵到来目的也是心知肚明。一见苏轼兄弟相貌不凡，谈吐皆有玄机，很是高兴。苏辙在《追和张公安道赠别》诗并序云：“予年十八，与兄子瞻东游京师。是时，张公安道守成都，一见以国士相许，自尔遂结忘年之契。”张方平顺便给苏轼兄弟上了一堂生动的考试指导课。张方平发现这俩孩子文采出众，于是出了个主意说：“从乡举，乘骐骥而驰闾巷也。六科所以擢英俊，君二子从此选，犹不足骋其逸力尔”。就是对苏洵说，你俩儿子参加科举考试就驾轻就熟，轻而易举。六科(制科考试代称)才是选取英才的考试，你俩儿子参加也活松。为了证明自己的话，张方平按照“秘阁六论”的考试内容给苏轼、苏辙出了六题。谁知道第一题就难住了弟弟苏辙，于是便指着题目问哥哥苏轼，苏轼想来也是知道有人在盯着他们的，便不敢直接告诉弟弟答案。于是他举笔敲了几下桌子，提醒弟弟这题是出自先秦的《管子》。第二题，苏轼一眼就看出了是“陷阱”，根本没有出处，于是直接勾掉不答。第二天写完之后张方平就给阅卷，两道题答下来，张方平对兄弟俩是赞叹不已，把他们都夸了。据《瑞桂堂暇录》记载，当时张方平说了下面这段话：二子皆天才，长者明敏尤可爱，然少者谨重，成就或过之。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张方平不仅为苏轼兄弟作了科考准备，也为二人的制科考试进行了全面准备。
带领苏轼苏辙的一起拜访张方平的苏洵前一年至和二年(1055年)就结识了张方平。当时张方平知州成都，正积极向朝廷举荐贤良人士。张方平，字安道，北宋应天府宋城人。他也是凑巧来到成都的，至和元年(1054年)，四川盛传广源侬智高反叛被宋军打败后逃到南诏，传言要举大兵寇蜀。张方平由礼部侍郎迁户部侍郎火速前往成都镇守，他采用“以静镇之”的果断措施，取得了良好效果。他分析从广源逃到南诏的侬智高，不可能跨越两千余里，道险且多处路不通，事实果真如此。于是张方平要为国家访贤，储备人才，眉山的苏洵“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走进了他的视野。至和二年苏洵得到消息，便写了《上张益州书》求见信，让人先带给张方平。苏洵在信的开头就表明自己是以君子之交的坦荡胸怀求见，他说“访诸官吏胥使，皆曰明公严而明;访之布衣儒生，皆曰明公恭而有礼;访诸闾里编户，皆曰明公廉而仁;访诸军旅士伍，皆曰明公威而有信”。他又说西蜀之地，民众集中，虽号为天府之国，但穷人众多，富人极少数，加之有不贤明廉洁的官员执政，造成民众怨声载道，社会动荡不稳，百姓不能安身立命。希望“惟明公以此思忧。惧则思所以安之，忧则思所以谋之，非不忽草茅贫贱之言不能也”。这是苏洵独特的谒见方式。当然，苏洵随信同时呈上所作《几策》《权书》《衡论》《洪范论》等论著。张方平当然特别惊讶，西蜀一隅的眉山，竟然还有忧国忧民的奇才，一位与自己同样喜好言兵的儒学名士，一个坚决抗击外来侵略的主战派，一个善于理论联系实际施展自己兵家战略的思想家。他邀请苏洵到成都详谈。张方平陈赞苏洵之文兼有“贾谊之明王道”，是指苏洵在《衡论》中阐述的为君之道，即主张以仁政治天下。《衡论》共十篇，除谈军事思想的《御将》《兵制》外，另有《远虑》《任相》《重远》《广士》《养才》《申法》《议法》《田制》八篇。内容广博，可以指导君王如何治理好国家，让国家兴旺强盛，是培养皇帝的教科书。张方平又推荐苏洵到雅州拜见雷简夫(雅州知州)。雷简夫拜读了苏洵的文章，佩服得五体投地，惊异为人间天才。他听苏洵说已向朝廷推荐其为成都学官，大为不满，立刻给张方平去信说苏洵有王佐之才，岂能就是一个成都学官。“用之则为帝王师，不用则幽谷一叟耳。”让张方平重新推荐。当雷简夫得知苏洵要去京师，当即写了两封举荐信，一封是给枢密使韩琦的，一封是写给翰林学士欧阳修的。信中当然对苏洵赞赏有加。这次苏洵陪同苏轼苏辙去京师过成都当然也要带上张方平写给欧阳修和韩琦的推荐信。
辞别张方平，父子三人出成都，沿着官道，经阆中，出褒斜谷，发横渠镇，入凤翔驿，过长安，晓行夜宿，日夜兼程，于嘉祐元年(1056年)五月到达都城汴梁。苏洵带领苏轼兄弟二人，仍住在他过去来京时的老住处：兴国寺老和尚“德香”的寺院里。北宋时东京城被流水环绕滋润的城市，沿河都种植着垂柳和榆树。春天来时，细柳如丝，榆叶似钱，河上间隔不远便有建造精美的木桥勾连两岸，建桥的木头统统刷上了土漆，看上去庄重华丽。不少桥上还建有遮风避雨的长廊，最漂亮的一座位于皇宫门前，系大理石所建。城内的大街上，每隔一段距离，便设有一座武器库，每库有士兵二十人值守。这一点容易让人想起，这座美丽的首都地处边境，近在咫尺的北方游牧民族随时可能贪其富庶而蠢蠢欲动。宋代以前，商业只准白天进行，夜里一律禁止，称为宵禁。这种传统到了北宋，也不复存在。汴梁城里出现了夜市、早市和鬼市。不少店铺往往三更天才打烊，五更天又开门了。至于潘楼东街巷附近的鬼市，则是“茶坊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服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皇城东南的界身巷，有当时全宋最大的金银彩帛市场，孟元老说它“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北宋的娱乐业也有长足发展，出现了瓦子和勾栏。瓦子又叫瓦舍、瓦市，或者瓦肆，简称瓦，是北宋首创的固定的娱乐中心。其取名很形象：看客来时如同瓦合，去时如同瓦解。勾栏又叫勾肆，设在瓦子当中。勾栏的原意是固定的演出场所，内设戏台、后台及观众席，再用栏杆围起来。打个比方，瓦子和勾栏的关系就好比一座很大的娱乐城，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娱乐商家，有的卖唱，有的耍把戏，有的变魔术，有的讲评书。娱乐城就相当于瓦子，具体经营的娱乐商家相当于勾栏。汴梁的酒店比起老家眉山的村野小店来说，不啻霄壤之别：汴梁的酒店，门首皆扎着彩楼欢迎宾客，由一条有百余步的长廊通往店中。南北天井中，两廊侍立着年轻的服务生。到了晚上，灯烛通明，上下相照，浓妆的侍女数以百计地聚集于主廊，等待酒客邀请，“望之宛若神仙”。东宋门外仁和店、姜店，州西宜城楼、张四店、班楼，金梁桥下刘楼，曹门蛮王家、乳酪张家，州北八仙楼，戴楼门张八家园宅正店，郑门河王家、李七家正店，景灵宫东墙长庆楼……高档的豪华酒楼一共有七十二家之多，至于被称为“脚店”的中低档酒店，则不可尽数。比苏轼“进京”稍晚的孟元老曾在汴梁生活多年，后来经历了靖康之乱逃往南方。晚年，他在《东京梦华录》中伤心回望旧时帝都，宛如见证了世界大战后万念俱灰的茨威格，躲在遥远的南美回忆战前欧洲的和平盛世。他在写汴梁人清明出游的景象时说：“四望如市，往往就芳树之下，或园囿之间，罗列杯盘，相互劝酬，都城之歌儿舞女，遍满园亭，抵暮而归。”暮春时节，开封就是一个花的世界：“牡丹、芍药、棣棠、木香种种上市，卖花者以马头竹篮铺排，歌叫之声，清奇可听。晴帘静院，晓幕高楼，宿酒未醒，好梦初觉。”这就是繁华的汴梁!宋代时尚是读书人戴帽子。
宋朝的科举考试，主要分为“常科”和“制科”两大类。“常科”是指按照固定的科目、时间和程序进行的考试，主要有进士科、明经科、明法科等。苏轼兄弟参加的是进士科，进士科举需要陆续参加解试、省(会)试、殿试三级考试。进士科，试诗、赋、论各一首，策五道，《论语》十帖，对《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九经科，帖书一百二十帖，对墨义六十条。五经科，帖书八十帖，对墨义五十条。开元礼或三史科，墨义各对三百条。三礼科，对墨义九十条。三传科，对墨义一百一十条。学究科，《毛诗》对墨义五十条，《论语》十条，《尔雅》《孝经》共十条，《周易》《尚书》各二十五条。到苏轼参加的科举考试，已经针对唐代科举的弊端，对科举考试内容进行一些改革，此时经过范仲淹、富弼等人主持“庆历新政”，将原来进士科注重诗赋的考试改为策论，明经科中要求阐述经书的意义和道理，使士子留心治乱之道，而不专以记诵为尚，罢帖墨义。宋朝的科举考试，一般在每年的秋季开始，到第二年的春季结束，共历时半年左右。
嘉祐元年(1056年)九月，苏轼与弟弟苏辙通过“冒籍”的方式，先参加了在开封举办的“解试”，皆中。之后是礼部举行的“省试”。苏洵没参加考试，他带着张方平的推荐信拜访了欧阳修，欧阳修读了苏洵作品后，极为赞赏，并进一步推荐给其他人，一时间“公卿士大夫争传之”。
嘉祐二年(1057年)正月初六，朝廷任命翰林学士欧阳修为知贡举(主考官)，任命翰林学士王珪、龙腾阁直学士梅挚、起居舍人知谏院范镇、知制诰韩绛等四人共权知贡举，共同主持这届科举考试(即省试，北宋的科举考试由礼部主办，礼部属尚书省)。欧阳修又选用天章阁侍讲卢士宗、集贤校理张师中封印卷首;馆阁校勘张洞、王猎充覆考官，梅尧臣(国子监直讲)、张子谅、张唐民、董傪、鲜于侁充点检试卷。一众考试官在正月十五进入锁院流程，为照顾考试官们的饮食起居以及身体健康，朝廷还专门派医官陪同。对士大夫来说，这是一项光荣而令人欣羡的任务。欧阳修《礼部唱和诗序》中这样描述道：嘉祐二年春，予幸得从五人者于尚书礼部，考天下所贡士，凡六千五百人。盖绝不通人者五十日，乃于期间相与作为古律长短歌杂言，庶几所谓群居燕处言谈之文，亦所以宣其底滞而忘其倦怠也。
嘉祐二年的省试在武成王庙进行，考试前一天排定座位，张榜公布，监门官按姓名引入，考生按照排座就座，不得移易。考场内设都堂，都堂上设一垂帘，内有考试官坐镇，一般情况下垂帘内外不得相互联系，但当考生遇到出处不明的题目时，经同意后可以到帘前询问帘内官。岳珂在《桯史》卷九《尧舜二字》中详细记录了嘉祐二年省试中欧阳修面对的一次上请：方与诸公酌酒赋诗，士又有扣帘，梅圣俞怒曰：“渎则不告，当勿对。”文忠不可，竟出应，鹄袍环立，观所问。士忽前曰：“诸生欲用尧舜字，而疑其为一事或二事，惟先生幸教之。”观者哄然笑。文忠不动，徐曰：“似此疑事，诚恐其误，但不必用可也。”内外又一笑。嘉祐二年省试分三场，第一场考三道策，第二场考论，最后一场考诗赋。
苏轼此次考试所作文章题为《刑赏忠厚之至论》，文思如骏马，奔腾千里，从古至今，从历史的经验教训到社会的现实，他很快构思出“仁政治国”的主题。他挥动如椽之笔，思路缜密如泉水涌动，行文活泼如江海卷潮，很快就完成文章。其文如下：
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有一善，从而赏之，又从而咏歌嗟叹之，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有一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惩创之，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故其吁俞之声，欢忻惨戚，见于虞、夏、商、周之书。成、康既没，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犹命其臣吕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忧而不伤，威而不怒，慈爱而能断，恻然有哀怜无辜之心，故孔子犹有取焉。
《传》曰：“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也。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四岳曰“鲧可用”，尧曰“不可，鲧方命圮族”，既而曰“试之”。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而从四岳之用鲧也?然则圣人之意，盖亦可见矣。
《书》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呜呼，尽之矣。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古者赏不以爵禄，刑不以刀锯。赏之以爵禄，是赏之道行于爵禄之所加，而不行于爵禄之所不加也。刑之以刀锯，是刑之威施于刀锯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锯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胜赏，而爵禄不足以劝也;知天下之恶不胜刑，而刀锯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
《诗》曰：“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乱，岂有异术哉?时其喜怒，而无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义，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因其褒贬之义，以制赏罚，亦忠厚之至也。
考试完毕，考官们便封闭在翰林院连日阅卷，认真为朝廷选拔人才。欧阳修主持的古文运动，与苏轼竟然很默契，所以苏轼的这篇文章当然写得得心应手。当梅尧臣发现了这篇文章后，连忙推荐给欧阳修。欧阳修读了也大为惊异，“以为异人”，拍案叫绝，连夸：“奇文!奇文!言简意赅，雄辩滔滔，真知灼见，真是一篇好文章!”打算把此文作者录为第一名。但欧阳修又怀疑作者可能是其门下曾巩，为了避嫌，于是放在第二。及至拆去糊名的纸片，才发现不是曾巩，而是“眉州苏轼”。欧阳修大惊：蜀中有如此高才之士，朝廷之大幸也!接着礼部又进行复试，苏轼以《春秋对义》的口试取为第一名。
宋朝的科举考试，为了防止考试中的舞弊和徇私，制定了一系列的规则和措施。一是“糊名制度”。宋朝的科举考试，从宋太祖时期开始，实行“糊名制度”，即考生在考试前，要将自己的姓名、籍贯、年龄等信息写在一张纸上，然后用泥土或纸糊住，只留下一个号码。考试结束后，再由专人揭开，以保证考试的匿名性和公正性。二是誊录制度。宋朝的科举考试，从宋仁宗时期开始，实行誊录制度，即考生的试卷，要经过两次誊录，由不同的人进行，以防止考生的字迹被认出或篡改。誊录的人员，要经过严格的选拔和监督，以保证誊录的准确性和质量。三是防弊法制度。宋朝的科举考试，从宋神宗时期开始，实行防弊法制度，即考试的过程和结果，要经过多重的审查和核实，以防止考试的作弊和舞弊。防弊法的内容包括：考试前后的搜身、检查、盘问;考试中的监考、巡视、查验;考试后的复核、对照、审定等。防弊法的执行者，要由皇帝亲自任命，以保证防弊法的权威性和有效性。
嘉祐二年(1057年)三月，宋仁宗亲自主持的“殿试”，在“崇政殿”举行。殿试其实就是走一个流程，就是名次稍有调整，比如当年省试考第一的是李实，但殿试考第一的却是章衡。《宋史·苏轼传》中说他殿试成绩是“乙科”，“复以《春秋》对义居第一，殿试中乙科”。弟弟苏辙给苏轼写的墓志铭中说：“嘉祐二年，欧阳文忠公考试礼部进士，疾时文之诡异，思有以救之。梅圣俞时与其事，得公《论刑赏》，以示文忠。文忠惊喜，以为异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为，子固，文忠门下士也，乃置公第二。复以《春秋》对义，居第一，殿试中乙科。” 从苏辙的墓志铭可以看出三个细节：第一：苏轼在论中考了第二名;第二，苏轼在义中考了第一名;第三：苏轼在当时的殿试中只拿到“乙科”的最终成绩。苏轼四场省试成绩分别是：论，用典错误，惊险拿下第二;策，无记录，不好不坏;赋，不及格，被刷落;墨义，第一，但对总成绩影响不大。第四甲换成总名次的话就是三百名左右。由此可见，苏轼当年科举成绩并不好，排名并不高。《太平治迹统类》称苏轼名列第六，苏辙第十五，实际并不靠谱。欧阳修在苏洵的墓志铭称苏轼、苏辙“其二子举进士，皆在高等”。《东坡纪年录》称苏轼“中丙科，升一甲”，“丙科”相当于“乙科”第五甲，升一甲，即第四甲。《宋会要》记载：“嘉祐二年五月四日，以新及第进士章衡为将作监丞，第二人窦卞、第三人罗恺并为大理评事、通判诸州;第四人郑雍、第五人朱初平并为两使幕职官;第六人以下及《九经》及第，并为初等职官;第二甲为试衔大县簿尉;第三甲、第四甲试衔、判司簿尉;第五甲及诸科同出身，并守选。” 苏轼中进士后，正好母亲病逝，只能回家丁忧守孝。嘉祐四年(1059年)十月，苏轼兄弟守孝期满后返京，授河南府福昌县主簿，对应第四甲，苏辙到流内铨参选后，授河南府渑池县主簿，对应第五甲。由此可以看出，苏轼是“乙科”第四甲(赐进士出身)，苏辙为“乙科”第五甲(赐同进士出身)。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后，基本分甲乙两科，两科之下又分第一甲到第五甲五个级别。第一甲为甲科，称进士及第，往下都称“乙科”;“乙科”第二甲、第三甲级别高点，和“甲科”一样同称进士及第;“乙科”第四甲差点，称赐进士出身;“乙科”第五甲最差，俗称“丙科”，称赐同进士出身。种种迹象表明，苏轼科举考试成绩在三百名左右，这就是“学霸”的悲哀。但是在由眉州来京的四十五个考生之中，苏氏昆仲在考中的十三名之内，足以光宗耀祖了。欧阳修是苏轼的主考官，两人便有了师生之谊。按惯例，苏轼给欧阳修写了一封信，这就是《谢欧阳内翰书》。这封信与一般的泛泛感谢不同，苏轼明确表示，他要追随欧阳修，整顿当时浮华萎靡的文风。欧阳修读了信，激动地向梅尧臣写信表示：“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
据《宋会要·选举》载：三月五日，帝御崇政殿试礼奏名进士，内出《民监赋》《鸾刀诗》《重巽命论》题，得章衡已下三百八十八人并赐及第，出身，同出身。嘉祐二年参加省试的举人有六千五百人(6500人)，最后四百人通过省试，殿试进场率只有6%。需注意的是，这四百人中有十二个人因为被发现违规或者出现卷面没有避讳等问题而被黜落无缘殿试，也就是3%的人被黜落，这已经是“嘉祐二年亲试举人，凡进士与殿试者，始免黜落”优化的结果。
不管怎么说，苏轼兄弟一定试很牛的了，况且也向欧阳修和韩琦递交了张方平和雷简夫的推荐信，也引起了王公贵族的盛情邀请。所以三个人共同成就，苏轼兄弟让苏洵光耀千秋，苏洵让苏轼兄弟的科考更加熠熠生辉。他们得互相影响，才使父子三人名动京城。仅仅就苏轼兄弟二人的成绩，不足以在这一“丁酉科”龙虎榜的湖水中引发涟漪，可能名动京城的另一个促进作用就是他们诗文。
顺便提一下嘉祐二年(1057年)的科考“丁酉科”龙虎榜，主考官欧阳修不必说，唐宋八大家宋朝的第一人，副主考官翰林学士王珪，北宋宰相、文学家、政治家，庆历二年(1042年)三月二十二日，王珪高中进士甲科第二名;副主考官龙腾阁直学士梅挚、字公仪，北宋成都府新繁县人，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进士，历官大理评事，殿中侍御史，天章阁待制，龙图阁学士，龙谏议大夫。梅挚跻身仕途，为官三十二年，清正廉有，政绩卓著。《宋史.梅挚传》曰“性淳静，不为矫厉之行，政绩如其为人。平居未尝问生业，喜为诗，多警句。有奏议四十余篇。”副主考官起居舍人知谏院范镇、字景仁，华阳人，北宋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和政治家。后为翰林学士，与欧阳修、宋祁共修《新唐书》。苏轼在《范景仁墓志铭》一文说：“其文清丽简远，学者以为师法。”“临大节，决大议，色和而语壮，常欲继之以死，虽在万乘前，无所屈……。”有中国史学界有“三范修史”的佳话，“三范”指范镇、范祖禹(叔祖父范镇)、范冲(范祖禹的儿子)，均为著名史学家。副主考官知制诰韩绛，字子华，颍昌(河南许昌)人，北宋大臣，太子少傅韩亿第三子，韩维、韩缜之兄。此次科考编排详定官国子监直讲梅尧臣，字圣俞，世称宛陵先生，宣州宣城人，诗人、官员。给事中梅询的侄子。
苏轼参加的这场科考，史上最牛的龙虎榜。宋嘉祐二年(1057年)，北宋的科举考试不仅在录取人数上创下了纪录，而且在文化、政治、经济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场科举考试共录取了八百九十九(899)人，其中进士三百八十八(388)人，进士的录取率不到千分之一。嘉祐二年(1057年)的龙虎榜群星璀璨，先从前五名说起。状元章衡为将作监丞，字子平，章惇族侄儿，建州浦城(福建省浦城县)人。北宋大臣，元符二年(1099年)去世，时年七十五岁，著有《编年通载》。苏轼赞其“子平之才，百年无人望其项背。” 苏堤修建最早的倡议者。榜眼窦卞，字彦法，冤句(菏泽)人，北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丁酉科进士第二名，为官清廉，刚正不阿，王永年间被御史蔡承禧借机诬告，受牵连被免除朝中职务，受冤而死，主要作品《民监赋》。探花罗恺嘉祐二年中进士第三名，循州人，及第后为大理评事、通判诸州，历官屯田员外郎。第四名郑雍，字公肃，开封府襄邑(河南睢县)人。进士甲科，调兖州推官。韩琦上其文，召试“秘阁校理”、知太常礼院。英宗之丧，论宗室不当嫁娶，与时相忤，“通判”峡州，知池州，复还太常礼院，历开封府判官。第五名朱初平进士及第后为并为“两使幕职官”，在元丰三年(1080年)，朱初平被任命为“琼管体量安抚使”，前往处理海南相关事务。对于海南来说，“琼管安抚使”就是最高行政长官，一般都由琼州知府兼任。
嘉祐二年(1057年)的“丁酉科”有三百八十八个进士，其中唐宋八大家的三位：苏轼、苏辙、曾巩。加上主考官欧阳修，还有苏轼苏辙的父亲、“三苏”中“老苏”苏洵，王安石变法的主导者王安石共六位，构成唐宋八大家宋朝群体。“北宋五子”的大思想家出了两位，他们是张载和程颢，其中张载有“横渠四句”劝学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北宋五子的程颢，思想家，理学奠基者。自嘉祐二年(1057年)考中进士入仕，程颢历官鄠县主簿、上元县主簿、泽州晋城令、太子中允、监察御史、监汝州酒税、镇宁军节度判官等职。相较于政治层面的作为，程颢在理学层面的贡献显然更为出众，他与弟弟程颐同为宋代理学的主要奠基者，世称“二程”，他们建立的以“天理”为核心的唯心主义理学体系，对宋朝以后的中华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嘉祐二年(1057年)的“丁酉科”龙虎榜有三百八十八个进士官至宰相者更是多达九位，他们是曾布、吕惠卿、章惇、王韶、苏辙、郑雍、梁焘、林希、张璪。曾布中第后，先任后宣州司户参军、怀仁县县令，熙宁二年(1069年)时受到韩维和王安石推荐上书言政，受到宋神宗召见和重用，担任集贤校理、判司农寺、“检正中书五房”、起居注、知制诰、翰林学士、三司使等职，并在“王安石变法”的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熙宁七年(1074年)，因为关于“市易法”的争论，曾布被贬地方。宋哲宗和宋徽宗时，曾布虽然一度被拜为枢密使、右仆射，得以位列宰相，但由于政治立场较为中立，在当时新旧党争和后来的蔡京专权那种政局下，曾布的官运实际上并不顺利。进士及第后出任真州推官，任期满后进入京城，与王安石结识，因政治理念相合而颇受其器重。宋神宗时，王安石主持变法，吕惠卿参与了“青苗法”“市易法”等数项改革，作为变法中的二号人物，在王安石于熙宁七年(1074年)第一次罢相后，出任参知政事的吕惠卿继续推行变法。后来，因为构陷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吕惠卿与王安石决裂，最终在王安石回朝后被贬地方，就此远离政治中心。宋哲宗即位后，吕惠卿作为新党很重要成员，再度遭到旧党打击，最终于宋徽宗年间致仕。章惇虽然在嘉祐二年(1057年)便已经进士及第，但当他看到族侄章衡高中状元后，心中不服的他扔掉敕诰回家继续苦读，并于两年后再度进士及第，名列第一甲第五名，开封府试第一名。此后历任商洛县令、雄武军节度推官，熙宁年间受到王安石重用，参与“王安石变法”。作为变法的重要参与者，章惇不仅在朝廷帮助王安石制定新政，更是在地方大力推动新政实施，尤其是对于江南的开发做出了卓越贡献。“元祐更化”时，章惇因反对废除新政被贬，宋哲宗亲政后受到重用，得以拜相执政，打击旧党、恢复新政。王韶进士及第后，先后担任新安主簿、迁“建昌军司理参军”，后因考取制科失败，转而游历陕西一带，采访西北边境风土民情。熙宁元年(1068年)，王韶上《平戎策》，详细陈述了攻取西夏的策略，被宋神宗所采纳，遂被任命为秦凤路经略司机宜文字，主持“开拓熙河”之事务。此后，在宋神宗和王安石的支持下，王韶率军击溃羌人、西夏的军队，设置熙州，主导“熙河之役”，收复熙、河、洮、岷、宕、亹五州，拓边二千余里，对西夏形成包围之势，累功升任观文殿学士、礼部侍郎等职，官至枢密副使。王安石变法失败后，贬知洪州，迁知鄂州。元丰二年(1079年)，拜观文殿学士、“知”洪州，封太原郡开国侯，最终于元丰四年(1081年)去世。宋神宗时，苏辙反对“王安石变法”，被贬出京城，直到宋哲宗即位后，因高太后的“元祐更化”才再度入朝，此后历任右司谏、御史中丞、尚书右丞、门下侍郎等职，得以位列宰执。郑雍就是“丁酉科”龙虎榜的第四名，字公肃，拜尚书右丞，改左丞，已在上面进行了介绍。梁焘，字况之，郓州“须城”人。父亲梁蒨，兵部员外郎、直史馆。梁焘因梁蒨在任，为太庙斋郎。考中进士中等等次，编校秘阁书籍，升集贤校理、通判明州，检详枢密五房文字。元祐七年(1092年)，被授任尚书右丞，转任左丞。林希，字子中，号“醒老”。福州福清西门(福建福清)人。绍圣元年(1094年)，进宝文阁直学士、成都知府。章惇执政，引他为中书舍人，参与修撰《神宗实录》。后又迁礼部、吏部尚书，翰林学士、同知枢密院。著有《两朝宝训》《林氏野史》《林子中奏议集》等书。张璪，初名琥，字邃明，滁州全椒(安徽全椒)人，历任凤翔法曹、缙云县令。熙宁中，王安石用为编修、并授集贤校理。1081年，璪拜参知政事，不久，加中书侍郎。两人入仕后又在凤翔同事两年，交游颇密。张璪返回汴京时，苏轼还作《稼说》一文以送之。可是“乌台诗案”事起，张璪以知谏院的身份参与推治，竟蓄意致苏轼于死地。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曾奉劝神宗宽恕东坡，张璪竟然火冒三丈，当面责骂王安礼，其唯恐苏轼得以免死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
嘉祐二年(1057年)的“丁酉科”龙虎榜有三百八十八个进士在《宋史》中有传的更是多达二十四人，他们是章衡、窦卞、罗恺、邓考甫、王回、王韶、王无咎、吕惠卿、刘库、刘元瑜、苏轼、苏辙、郑雍、林希、梁焘、曾巩、曾布、程颢、蒋之奇、杨汲、张载、张璪、章惇、朱光庭等。嘉祐二年，有好几对兄弟同科及第，除了苏轼兄弟、曾巩兄弟，还有林希、林旦兄弟，王回、王向兄弟，曾巩、曾布兄弟等。更有南丰“三曾”曾巩、曾布、曾肇，还有三十九岁的曾巩带着弟弟曾牟、曾布、堂弟曾阜，妹夫王无咎、王幾六人共赴京师参加科考，结果六个人全部考上，轰动朝野。还有除了改革派的忠实拥护者曾布、吕惠卿、章惇、王韶等四位宰相，还有后来旧党分裂后各派的主要人物，“蜀党”或“蜀学”主要人物就是苏轼苏辙兄弟，程颢、程颐为首的“洛党”或“洛学”，二人的弟子朱光庭也是“丁酉科”龙虎榜的进士，是“洛党”的重要人物;刘挚、梁焘、王岩叟、刘安世等为首的“朔党”或“朔学”，其中梁焘是“丁酉科”龙虎榜的进士。看看嘉祐二年“丁酉科”龙虎榜多厉害，王安石变法主要成员占了四位，旧党分裂后各派的主要人物苏轼、苏辙、程颢、朱光庭、梁焘全是这届进士。“丁酉科”还有一位不得不提吕大钧，他出身一个官宦和书香门第之家，他从小就胆识过人，文才兼备。自幼胆识过人，为张载弟子，曾书“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赋”。北宋嘉祐二年进士，授秦州(天水)司里参军，任延州(延安)“监折博务”、三原知县、后供(福州)知县等职。卒于任上。王韶是北宋名将，官至枢密副使(宰相)，以“奇计、奇捷、奇赏”著称，戏称之“三奇副使”。嘉祐二年“丁酉科”龙虎榜人才济济，三百八十八个人，拉出任何一个可以让你大书特书，你说厉害不厉害，难怪苏轼和苏辙兄弟俩在这届科考表现得“碌碌无为”，只能通过后来特科考试-制科考试“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扬名内外，才有宋仁宗“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得感叹!
2024年5月18日假日于成都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