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书不多，却上了大学，而且是著名大学。当然，不是考上的。
您可能已经猜到，是所谓的“工农兵大学生”。“工农兵上大学”是“文革”后期的产物，是“文革”内乱和人才断档后的一种修复和应急，与“文革”运动本身是有本质区别的。虽然它有缺陷，但也是一种尝试。历史是客观存在的，打开尘封的记忆，从一个侧面还原它一些真实。
我当时在贵州一个部队农场当卫生员，1970年8月下旬的一个傍晚，曾经和我朝夕相处的所长由场部来到连队卫生室，显得有些匆促和严肃的样子，他说：“我们去小药圃看看吧。”所谓小药圃，大约有半亩地，栽种一些常用的中草药，这是他和我曾经共同劳动的成果。这么晚又这么郑重其事地要去看小药圃，好像还是专门为此事而来，我既纳闷又紧张，是不是小药圃出什么问题啦?小药圃能出什么问题呢?他调去场部后我侍弄小药圃可没敢怠慢啊!到了药圃他很随意地看了看，似乎不经意地问了一句：“你上过初中吗?”我说：“上过啊。”他说：“那你档案里怎么是小学文化呢?”我就把我上的是小学“戴帽子”的初中班，没有毕业，不好意思填“初中”的情况说了一下。他听后只说一句：“我看你也不像是小学文化。”随后就匆匆离去了。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事后也没太在意，不久就忘了。
一段时间后，场部卫生所一位军医来我连指导工作，他告诉我，基地兵站(师级单位)有一个上军医大学的名额给我们农场，要求选送政治表现好、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优秀卫生人员上学，所长推荐你，但兵站卫生科长推荐另一名湖北籍的高中生，现在还没有最后定。经他这么一说我才明白所长上次回来的目的。如一石激起千层浪，打破了我生活的平静。上军校就意味着提干，意味着跳出“农门”，意味着有美好的前程。如果因为档案文化低而落选岂不是自毁前程!我恨自己当初填文化程度时的“谦虚”。虽然那位军医安慰我这次上不了学以后还有其他机会，真的还有其他机会吗?其他机会又是什么呢?我失眠了，心情沉重，对前途充满迷茫，我在度日如年中等待。直到10月初，连队指导员告诉我，你马上就要上学了，党支部决定发展你入党。对于这突如其来的双喜临“门”，我可没有处变不惊的涵养，刹那间精神焕发、脚下生风，有种飘飘欲仙般的轻快!
10月中旬，农场派车送我到兵站所在地——四川省綦江县一个叫“赶水”的地方，直接到干部科报到，也就是说，我相当于“准干部”了。第二天上午干部科专门派一名干事用吉普车把我送到赶水火车站。从此，我迈入人生的新征程。
到达重庆火车站，还没有出站台，一块醒目的标牌映入了眼帘：第四军医大学学员接待处(“文革”后期军医大学换防，四医大由西安迁至重庆)。老远就有接待人员帮着拿行李并领我到军用大客上。和我差不多到站、坐在我身旁的是一位来自北京的女兵，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名子也洋气：“兰兰”。居然还有人姓“兰”!她开朗大方，一看就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与我这个来自大山里的人相去甚远，不免有些自惭形秽，幸运的是我也能与她平起平坐了。
到了位于高滩岩的校园，雄伟的门楼上悬挂着“欢迎新学员”的横幅，里面还有“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工农兵学员是学校的主人”等标语。一个出身农村、当兵才一年多的普通战士居然跨进了大学的校门，怎不叫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庄重古拙的苏式大楼，容纳两千多人的双层大礼堂，设有主席台、看台的大操场，阶梯教室里的老式风扇、上下拉动的大黑板……让我大开眼界，如同刘姥姥走进大观园，眼花缭乱，陡生庄严神圣之感。
虽然穿“两个兜”，拿战士津贴，但政治上享受干部待遇，入学即宣布可以订《参考消息》，听取排以上干部的文件传达，尤其是能够看《啊，海军》《山本五十六》等内参电影，有点洋洋自得。
我们是“文革”后第一批学员，大约有一千人，来自全军各军兵种，干部战士参半，军装各异，男女杂陈，是典型的“杂牌军”。年底野营拉练时，走到哪都会受到围观和热情接待，出尽了风头。
四医大当时的校长是涂通今，参加过长征，留学苏联获副博士学位，被誉为“红军博士”，是我国脑外科的创始人，1964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经给英雄麦贤德做过手术。他后来调任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他高大魁梧，温和儒雅，入学之初到各中队看望新学员。我们站在走廊的两边列队迎接。可能是因为我较为年轻的缘故吧，他走到我面前停了下来，问我是哪个部队的，我回答后向他郑重地敬个军礼，他微笑着和我握手，让我激动了好几天。不光是校长，其他领导也经常深入基层，学校的康政委、尹副校长都曾亲临我们班，在学员宿舍坐着小板凳和我们一起座谈讨论。可见当时对工农兵学员的重视。
其时，教师统称“教员”，学生称“学员”。为了体现以学员为主导的思想，每个教研室都成立有学员代表参加的教改小组，组织学员对教材教学进行评议。教员除了晚自习进行集体辅导外，节假日还到学员宿舍进行辅导。你要是向教员提一个问题教员就会很高兴，好像有些受宠若惊的样子，不厌其烦地给你讲解。有位教员周日到我们宿舍辅导，一位同学帮他理发(队里有工具)，在我们看来这是件平常小事，可是那位教员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平时碰面多半是教员先向学员打招呼，教员好象低学员一等似的。其实我们是很尊重教员的，从来没把他们当作“臭老九”。
当时学习条件还是不错的，上“解剖”课时，那些比洗澡堂还要大的一池池尸体标本让人望而生畏，过去只有书本知识的组织器官，现在一一真实地呈现在面前，而且人人都要亲自动手解剖。福尔马林气味如影随形，洗之不尽，那阵子吃饭见到肉就反胃。上临床课时除了讲课、看幻灯、看录像外还到附近西南医院(附一院)见习，有针对性地了解阳性体征。我们上《诊断学》，一个区队由教员带队住到新桥医院(附二院)见习两个星期。边上课边见习，现场体验，印象深刻。我们临床实习是在四川省自贡市第一人民医院。那时很注重实践操作，学以致用。我本人就曾主刀开过三个阑尾，接过十多个生(有人更多)。像清创、腋臭、男扎、包皮环切、拔甲和脂肪瘤之类的门诊小手术基本上都能熟练掌握。带教医生的“放手不放言”，让我们受益匪浅。
1973年2月，临毕业时500多名战士学员全部提为干部，定为行政二十三级。当在学校领到第一个月工资52.5元时，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
工农兵上大学是特殊时期的特殊现象，它的缺点如基础文化参差不齐、入学随意性大、学制偏短等。但也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如医学院校的学员入学前多半是医务人员，具有实践经验，学校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尤其是弥补了特定时期卫生人员短缺等。其实工农兵学员也有出类拔萃的，许多人在科教领域尤其是临床医疗上成为骨干，做出了突出的成绩和贡献。我个人则是这种形式的受益者，自认为没有给它抹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