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晖不肯待，风木嗟何及”，母亲已去世十多年了，我却一直忘不掉她。尤其是她一桩桩好心帮倒忙的往事。
上小学的时候，在七十年代初，当时学习的榜样是“白卷英雄”张铁生和“敢于反潮流的革命小闯将”黄帅。我的学习成绩好得太突出，常被老师鄙视，跟不上潮流。
我的考试卷子每次发下来都被同学看到，由于常常满分，喜好起外号的同学就叫我“大学生”，在同学中心中，大学生是接受过最高等教育、知识最丰富的一类人，他们只是随口叫叫，传到班主任老师耳朵中，老师却不当是玩笑，严肃认真了，质问我是否真想上大学，吓得我魂飞魄散、胆战心惊，指天发誓绝无此事，是同学们瞎说的，与我无关，我将来一定要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不上大学去学电影《决裂》中“马尾巴的功能”那样的知识。班主任对我的坦白表示怀疑，但我也确实没有上大学的“罪恶”思想或行为，除了敲打和警告，她也没把我怎么样。
同样的外号也传到了母亲的耳朵里，母亲自豪地告诉我的同学，“我儿子就是想上大学，就要做大学生!”同学起的外号已经让我不堪承受了，母亲激励我的话语在那个年代无异于火上浇油，更使我如五雷轰顶，赶快用别的话题想打断母亲的兴头。
母亲当同学面说我要上大学，等于是把儿子往火坑里推，果不其然，爱打小报告的同学把母亲的话加油添醋学给了班主任，班主任终于坐实了我的罪名，立即召开了全班同学开会批判我的“可耻”思想，帮我深挖内心深处的资产阶级名利思想苗头。
班主任从此对我却没有了好脸色。班级各种劳动，都把最苦最累的活儿分配给我，并且警告同学，任何人不允许发扬互助精神帮我，让我自己独立完成一切，比如，在麦田锄草分给我最长的垄，在大豆地里播种给我最泥泞的垄，抬石头砌学校院墙给我最大的筐装最重的石头，没完成任务之前请假喝水或上厕所一律不允许，在那里渴着、憋着。
如果母亲不说我要上大学之类的话，这些罪本不必受的、这些苦本不必吃的，同学们虽然会“出卖”我，但劳动时也会发扬阶级友爱精神帮助我的，却因为母亲对儿子的好心，本意想不让儿子以后上山下乡吃苦，反而导致班主任下令不许同学帮助我，先加重了儿子眼前的苦难，好心帮了倒忙。
我于是有些怕了母亲，怕她因为爱儿子疼儿子，再说什么犯忌的话被抓把柄，更使我水深火热了。
有一年冬节，学校要求我们去捡黄豆，就是在已经收割后的田里捡拾散落的黄豆粒，是勤工俭学的政治任务，同学来通知我时，母亲随口就说，“咱别去了，死冷寒天的，从家里拿两斤交上去吧，就说是捡的。咱在家多看看书学学习。”听了母亲的话，我瞬间崩溃，这虽然是爱护儿子的好心，但会提供给老师整人的藉口呢。不出我之所料，班级干部把母亲的话如实汇报给了班主任，班主任气得怒不可遏，“好你个运涛，我一定派专人监督你，少一粒都不行，必须一粒一粒都是从地里捡出来的，我看你敢偷懒。”我固然不畏惧劳动，也没有偷懒的想法，但母亲这样的好心反把我置于众目睽睽之下处在被监督的窘境，十分煎熬。
母亲想让我上大学，实际与上大学之路却南辕北辙，渐行渐远了。我坚持学习，也不是为了上大学，只是相信母亲说的学文化是没有错的，老人家就教导我们：“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无论干什么，文化是必须有的，而且越多越好。
母亲的期望即将落空，我觉得母亲的每次的好心，都帮了倒忙，虽没有公开埋怨，却也认命了，时刻做好了到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的准备。
然而，突然之间，1977年开始废除群众推荐，实行统一考试、择优录取上大学，我有了凭文化知识考试成绩直接升入大学的机会。
以前总认为母亲目光短浅，这时方见母亲目光之长远。
母亲怎么会真给自己的孩子帮倒忙呢!
